中国的改革模式不可能是西方道路的简单复制

中国的改革模式不可能是西方道路的简单复制
近几百年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异军突起，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军事实力明显超越其他经济体，其他文明体下的各个国家均受到西方军事、制度和文化全方位的严重冲击，完全或者不完全地成为西方国家殖民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转变以应对挑战。

可以说，这些后发国家的发展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学习、借鉴和模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和做法。

但是，最近有文章非议中国的改革，质疑改革的理念，有一点文章的作者可能忽略了，各国的发展不可能是对西方道路的简单复制，对具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尤是如此，中国的改革模式必须符合自身的特征。

这是因为：
首先，尽管西方国家现在已经拥有了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个结果，而获得这个结果的过程却是崎岖坎坷的，充满了暴力、血腥、掠夺和战争。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创世史。

它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既来源于对国内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又来自对国外的殖民和掠夺。

虽然当代依附理论也许过多地将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归因于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殖民地的依赖，但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中获取了大量的好处，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与此同时，无论是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还是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西方国家也并非一开始就拥有了较完善的形式，这些制度的演变和实现，无一不是经历了漫长的纷争和调整过程。

就像波兰尼所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像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只是一个自发秩序的扩展，它实际上内嵌在各种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中。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是一个上述各种关系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历史过程，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亦是如此。

其次，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走到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但目前其制度和观念依然暴露出许多的问题，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了“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者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被剥夺成为从生产资料和产品异化出来、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韦伯则提出了“理性的铁笼”（理性化的发展最终反而导致对人的自由和创造力的束缚），各种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的批判仍然是当今西方思想界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可以说，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在持续不断的批判中逐渐更新、逐渐完善，就现在看来，这个过程仍然远远没有完结。

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到目前为止尚迟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更是凸显出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种制度安排上仍存在严重不足，制度缺陷的背后反映的是理念的冲突，无论是市场经
济制度、还是民主政治制度以及支撑上述制度的理性、自由和个人权利等观念，都需要在危机下不断被反思、不断被修正。

第三，中国是一个有着十数亿人口的大国，大国的发展道路与小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大国不可能像小国一样，完全采取跟随、依附的发展战略。

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迈入高收入水平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世界格局和各方力量的深刻调整，不管中国是主动还是被动、愿意还是不愿意，在上述世界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中国必然要面临与其他国家的争夺、竞争乃至冲突，而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得不调整和适应伴随着中国实力增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只是接受西方冲击和影响的单向过程，而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互相影响、彼此适应的双向互动过程。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为达到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消耗了大量能源资源，造成过严重的环境影响。

假如中国要遵循发达国家走过的传统道路，必然面临着“谁来供应中国”的质疑和“几个地球才够”的责难。

第四，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立文明传统的大国，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系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中国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学习，难以照抄照搬也无法整买零趸，正如钱穆在论述中国如何向西方借鉴学习政治制度时所说，“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

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制度层面如此，思想观念层面则更是如此，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绝不可能像机器更换零件一样，“放弃某些要件，调整其机能来吸收新的文化要件，重新更换它最深藏并且很遍在的若干价值观念”。

相反，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的学习和价值观念的更新，必然要经历了解、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事实上从百多年中国文化遭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历史经验来看，“在两个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弱势文化接受强势文化的什么内容，基本不取决于强势文化本身的状态，而依赖于弱势文化对外来文化理解的意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