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球员忆亲历利比亚之乱：睹卡扎菲士兵强奸小女孩

美国球员忆亲历利比亚之乱：睹卡扎菲士兵强奸小女孩
在美国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亚历克斯·奥米，于2010年年底到利比亚，为属于卡扎菲家族
的阿尔纳斯篮球队效力。

不久，利比亚爆发内战，奥米卷入其中。

几经周折，奥米回到美国，写出了回忆录《卡扎菲的组织后卫》。

不久前，奥米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讲述了当年的惊险经历。

卡扎菲的保镖殴打球员
公寓很漂亮，也很宽敞，有两个起居室，3个卧室。

公寓里的每件东西都是艺术品级的。

镶
着金边的沙发宽大而厚重，休想移动半分。

不锈钢的大门让人联想到银行金库。

这一天是2010年12月27日，我来到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将在阿尔纳斯篮球队打球。

球队安排我住进班加西市中心的这套公寓。

我在欧洲打球时也住过一些不错的房子，但这套
公寓与众不同，就像印度泰姬陵那样光彩夺目。

球队总裁艾哈迈德先生告诉我，“这套公寓是穆塔西姆·卡扎菲的，他是上校（利比亚最高领
导人卡扎菲）的儿子”，“阿尔纳斯是卡扎菲的球队，你在为卡扎菲家族打球”。

我出生在尼日利亚并在那里长大，知道卡扎菲是我必须仰视的人。

第一次同队友们合练时，我感觉到一种怪异的气氛。

我问队里的另一名外国球员、来自塞内
加尔的穆斯塔法·尼昂：“为什么大家看上去情绪低落？”
“球队总是输球，他们领不到薪水，有些人受到了体罚。

如果下一场还不赢，他们当中就会有人挨揍了。

”穆斯塔法说。

许多球员的胳膊上有伤痕，一名球员眼眶乌青。

这是卡扎菲的保镖干的，他们抓住球员往更
衣柜上撞。

被打伤的都是些资历较浅的球员，不像我和穆斯塔法。

在训练中，他们战战兢兢，生怕犯错。

次日，我们搭乘一架私人飞机到的黎波里打比赛。

卡扎菲家族不差钱，因此阿尔纳斯队坐得
起私人飞机。

但我们必须赢，如果输了，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卡扎菲上校看了那场比赛。

开赛前，我看到他穿着一身白制服坐在看台上，旁边站着一名副官。

他的儿子、掌管利比亚体育事业的萨阿迪·卡扎菲走到场上，和我交谈。

那场比赛，我们赢了对手10分。

赛后，艾哈迈德先生走进更衣室分发装有钞票的信封，每
个信封里装着约合1000美元的利比亚第纳尔。

“这是领袖发的。

”他说。

从那之后，我开始在利比亚获得许多优待，因为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了卡扎菲家族成员和我交
谈的画面。

外出买东西或就餐，我再也不需要付账。

邻居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在球场上，我是组织后卫，也是队长，相当于一支乐队的指挥。

那场比赛之后，我们赢多输少，队友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但我们发现，教练沙里夫经常在训练中心神不宁。

他是埃及人，很担心家里的情况。

反政府
运动正在阿拉伯世界蔓延，有传言说利比亚也会发生运动，但我从不把这种话当真。

在一个
领导人已经执政42年的国家里，谁会脑筋短路，干这种事情呢？
我喜欢在公寓楼顶上看风景，尤其是想家的时候。

2011年2月17日，大约早上9点15分，我在楼顶上看到，两三百名示威者在街对面的警察局前抗议。

赶到现场的士兵没有发出警告
就朝人群开枪，人们四散奔逃，地上到处是尸体。

子弹乱飞。

我趴在楼顶上，害怕极了。

大约10分钟后，枪声消失，只剩下哀嚎和尖叫声。

我回到房间，打电话给沙里夫教练。

他正在回埃及的路上，叮嘱我呆在屋里。

我又给穆斯塔法打电话，没打通。

雪上加霜的是，网断了。

窗外，一群孩子聚在那里，拿着枪和大砍刀。

我意识到，正常的生活结束了。

走廊上传来叫喊与扭打的声音。

声音渐渐变小时，我悄悄打开门，发现邻居倒在血泊中，一
动不动。

奇怪的声音从走廊的某个角落传来，哭声中伴着粗重的喘息声。

我匍匐着来到走廊上，看到
一个士兵在强奸一个小女孩。

我怒火中烧时，一个士兵从暗处走了出来，用枪戳着我，示意我回到屋里。

他从外面把我的
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瘫坐在地上，无声地哭起来。

逃离利比亚的旅途将“非常危险”
隔壁房间住着几个女人和一个婴儿，我把大部分食物给了她们。

我觉得两三天后，动荡就会
结束。

然而，我在喊叫声、警报声、枪声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不敢上床睡觉，实在困极了就打
个盹儿，希望海豹突击队从天而降，把我救出险境。

屋里没有电和水，食物消耗殆尽。

实在渴得受不了，我只有喝尿。

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

为了活命，我从窗台上的盆花里捉虫子吃，在卫生间里捉蟑螂吃。

在
饿极了的情况下，这些令人反胃的昆虫像牛排那样美味。

被困在公寓里12天后，手机响了起来。

“我的兄弟，你现在怎样？”穆斯塔法问。

他和我一样，被困在公寓里不能外出。

他说我的女友从美国打电话给他，发疯般问我的情况。

第二天，穆斯塔法告诉我，球队总裁艾哈迈德承诺帮我们离开利比亚，但我们得到他的办公
室去。

虽然我的住处离他的办公室只有两个街区，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活着到那里。

我拖着虚弱的身体，花了一刻钟才从7楼走下来。

在大街上，我看到了那群孩子，其中一个
端着一支跟他身高差不多长的AK-47步枪。

看到我走路直打晃，孩子们搀着我到了艾哈迈德
的办公室。

在那里，我见到了穆斯塔法。

艾哈迈德告诉我们，逃离利比亚的旅途将“非常危险”。

几天前，他雇了一辆车，把一名喀麦
隆足球运动员送到利比亚与埃及边境。

在接受反政府武装检查时，这名球员紧张得撒腿就跑，被检查人员开枪击倒。

饱餐了蛋糕、痛饮了几瓶水后，我恢复了体力，步行回公寓收拾东西。

闯过重重关卡回到美国
凌晨两点，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

我提着行李箱匆匆下楼。

身高2。

08米的穆斯塔法坐在副
驾驶位置上。

离开班加西15分钟后，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检查站。

反政府武装人员看过我们的护照后，打
开我们的箱子搜查，把衣服扔得到处都是。

我们是黑人，他们怀疑我们是卡扎菲的雇佣军。

由于不时要停下来接受检查，6小时的路程变成了12小时。

在埃及，我接到了沙里夫教练的电话，他在亚历山大港，让我过去。

我觉得自己需要休整一下，于是我和穆斯塔法道别，启程去亚历山大港。

见到沙里夫教练时，他盯着我连连摇头：“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伙子了……”
这时的我面容憔悴，眼睛里布满血丝，满嘴恶臭……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沙里夫教练和妻子悉心照顾我，还让我到亚历山大奥林匹克篮球队打球，他昔日的一位弟子
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

我不关心球队给我多少薪水，回归正常生活最重要。

奥林匹克队希望我帮他们打入季后赛，但我们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联赛冠军。

回到美国后，我的父亲已因糖尿病发作陷入昏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这让我陷入深深的自责。

在利比亚的经历让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我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一呆就是15个小时。

我试图忘掉在利比亚经历的一切，但家人鼓励我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我写了回忆录《卡扎菲
的组织后卫》。

写这本书并不容易，说多了都是泪！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又一次上场打球。

对我来说，篮球是治愈创伤的良药。

在篮球场上
拼搏的我才是原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