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儒生与文吏_北京大学

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

士大夫政治还得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制的保障，唐代以诗赋取士，大大促进的中国诗歌的繁荣，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

从唐以后，适应科举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才子佳人小说、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行开了。

情节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见钟情——小人捣乱——科举及第圆满成婚。

涉及人物一般有五类，才子、佳人、家人、小人、红娘一类的丫鬟。

欧洲中世纪有骑士阶层，经常与欧洲贵妇人发展处浪漫的骑士之爱，然而欧洲骑士阶层是以武见长的。

日本士阶层，但是他们的士是武士。

这种跨文化的对比，几个社会之间的文士与武士之别，对社会是具有重要意义。

文人管理这种政治形态并非自初就是如此，比如帝国的开端秦王朝就是用文法吏/刀笔吏。

马克斯韦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他只看到典型形态，并没有看到在帝国的初期，反而是一批受过专门训练，包括文书、法律、会计训练的的官吏来承担行政，恰好符合马克斯韦伯的专家政治的理念。

秦以文法吏任国政，以焚书坑儒待士人。

但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并没有长久下去，秦尊刀笔吏，轻儒士，被认为是它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汉尊儒之后，士阶层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但帝国实际又是儒生文吏兼收并用的。

王充在《论衡中》比较儒生与文吏之间的区别，“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

”儒生能伸张道德，教化百姓，文吏有高超的行政能力，能够称职地处理各种行政纠葛。

汉帝国的选官制度也体现这样一种区别，汉帝国的选官是以儒生和文吏为两大来源。

汉有举孝廉，这个科目是标榜以孝治天下，实际是儒生文吏兼收并用。

东汉孝廉的察举建立考试制度，考试是以儒生和文吏分科的，考察的内容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问题：秦为什么用刀笔吏行政，汉代儒生文吏双峰并立是如何形成的，文吏政治是如何向士大夫政治演进的？
本讲参考书：《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著
一、士阶层的来源与形成
1、历史早期的士
士最原始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成年男子，士的古文字是斧的形状。

在最原始的时候，石斧是成年男子最基本的工具和兵器，所以石斧就成为成年男子的象征物，男子的墓葬中出图石斧，首领的墓葬中出土大斧、大钺甚至玉钺。

（女子的象征物是纺轮）
随着社会的分层化，士的概念开始演进。

比如本氏族本部落的成年男子称为士，本部落的男子成年后，他就要承担起本部落本氏族的义务，比如干活、打仗等，拿起武器打仗，那他就成了甲士。

同时，他也有了本氏族的所有权利。

本氏族的成年男子成为士，而被征服部落的则称为野人。

周代有国野之分，国中居住的是统治阶级。

士的含义开始缩小。

人类社会的称为有一个普遍规律，成年男子之称会成为男子的尊称，进而成为首领贵族之称。

比如古巴比伦的阿维鲁，既是全权公民之称，又是王室权贵之称；古波斯的卡沙拉，既是战士之称，但后来就变成了国王之称。

古印度的刹帝利，
和卡沙拉是同源词。

美洲印第安人的首领叫大战士。

中国古代的士和王字，形状都来
自斧，这也是一个可比的现象。

周代既然出现了贵族阶层被称为士的现象，那么普通成年男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称为士。

周代的典籍中的“多士”一词，即众多贵族的意思。

士的意义进一步繁衍，高
级的贵族有了公、卿、大夫这些称谓，士进而成了最低等的贵族之称。

西周春秋形成
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的贵族等级。

西周士最狭窄的含义，就是最低等的贵族。

这和战国以下是不同的，战国的士是一个流动的社会阶层，凡有一德一艺者皆可称士。

2、战国的士阶层
战国士阶层的来源，一是文化贵族的没落者，他们给士阶层带来了文化，二是平民之中获得知识才艺者，有上下两个来源。

范文澜先生把中国的士阶层分了四种。

第一
种是学士，他们著书立说，创造文化。

第二种是策士，就是政治家、说客，如苏秦、
张仪以三寸不烂之舌谋生。

第三种是术士，是指拥有各种专门技能者，中国古代对这
些专门技能认为是第一等的，如相面、阴阳、五行等。

第四是食客，他们流品最杂，
人数最多，甚至包括鸡鸣狗盗之徒。

战国的士阶层是由于经济文明的发展而形成，学士是这个阶层最典型的代表，也
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

二、乐师与史官
1、周代的士大夫和胥吏
战国的士和春秋的士毕竟有渊源关系，战国时出现的知识文化群体曾经是贵族的一个
阶层，有一个政治的来源。

中国政治与文化自初就有不解之缘，如战国时代的《周礼》，它的特点是用安排官职来安排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甚至天地人秩序。

《周礼》的官分六类：天、地、春、夏、秋、冬，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官的秩序就是天地人秩序。

中国在轴心时代，即公元前一千年之间各文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伟大的
思想著作，不仅有孔子老子，而且出现了《周礼》，这在其他的文化史上都看不到，《周礼》的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以官治国。

印度的《乔底里耶政事记》，就现成的官职讨论它的指责；古希腊的思想家主要讨论政治原则和政体。

而中国的《周礼》并不讨论
政体国体问题，而是用安排官制来安排天地人秩序。

班固的《汉书》中有诸子出自王
官说，比如儒家来自司徒之官，法家来自法官，墨家来自清庙之守，道家来自史官等。

中国学术文化的源流追溯到官制虽然受到质疑，但无疑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官制之
间密切的关系。

士大夫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既是学者又是官僚。

士大夫之下还有胥吏，他们不承担中国的文化传统，只承担行政。

这样的体制在周代就已经萌芽，中带的卿大夫士，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在其下的胥吏阶层，包括府史胥徒皂舆臣僚，他们只承担行政不承担文化。

在周代的文化形态中，事实上已经包含着后代的士大夫政治的萌芽，而且士和大夫这些词语也于周代产生。

贵族士大夫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贵族士大夫从小接受六艺教育，即礼乐书数射御。

礼乐是文化知识，书数就是一种行政知识，射御是军事能力。

贵族还要掌握九能，即九种能力：
建邦能命龟建立统治时能占卜
田能施命田猎，军事操演时能传达命令
作器能铭
石能造命出使能完成使命
升高能赋官员的才华
师旅能誓出征的誓词
山川能说
丧纪能诔
祭祀能语
贵族在宴会上用诗书礼乐来表达优雅的风度，在宴会上以演奏歌曲作象征性的暗示，用优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向。

如《左传》中记载，秦穆公宴请重耳，重耳赋《河水》，赋即点歌，暗示像百川归海一项敬重秦穆公，秦穆公马上赋《六月》，《六月》讲的是周代的以为大臣辅佐周王，当时赵衰对重耳说快给秦穆公下拜，因为这是秦穆公对重耳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重返晋国，掌握政权，辅佐周王，重耳马上就对秦穆公稽首下拜。

赵衰说：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这种做法在贵族的宴会中十分流行，被成为断章取义。

断章指在诗三百中选取某一段，取义指不拘泥于这首诗的本来意义，而作一个引申发挥。

2、乐师与儒生
周代的政治文化中，含有两个子系统，一个以乐师为代表，一个以史官为代表。

乐师的职责是司礼司教，掌管礼乐和教育；史官的职责是主书主法，掌管文书档案，掌管法律。

乐师和史官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两个支柱，所以我们在先秦文献中经常看到师史并称的情况。

《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史为书，瞽为诗，工诵规谏。

”史官负责写作文书；瞽是盲乐师，传承诗乐；工指乐工，负责背诵古代的一些道德教条。

《国语·楚语上》中：“史不失书，矇不失诵。

”史不失书就是能恪尽职守，矇是乐师的意思，也是指恪尽职守。

《国语·周语下》中：“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我不是瞽也不是史，所以尽管我是个有文化的人，但是对天道的了解还是有限的。

由此可以看到，瞽和史均知天道，文化水平相当高。

他们作为周代文化的承担者，在职能上又各有偏重，一个司礼司教偏重文化性，一个主书主法偏重行政性，就影响了后代两个群体的产生。

战国的儒士与乐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战国兴起的刀笔吏和史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乐师是古代历史早期非常庞大的系统。

首先《周礼》中记载的乐官：大司乐、乐师、
大胥、小胥、瞽矇、眡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人数众多，非常庞大。

其次，古代的乐不仅指音乐，还包括诗歌和舞蹈，涵盖面非常广泛，而且和礼相结合。

因而
乐师主管礼乐，而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各种礼典上的音乐诗歌舞蹈均由乐师来
掌管。

同时，乐师还掌管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

古书记载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年轻的贵族子弟是由乐师来承担其社会教育的；商代有一种学校叫瞽宗，一批盲乐师
在其中教书，宗还有祭祀的意思，这些老师死了之后还有祭祀，祭祀的地方也叫瞽宗；《周礼》中大司乐是学政的掌管者；《礼记》中：“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夏秋冬，
就分别教诗书礼乐。

儒生和乐师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论断，可以从文化特征上看，春秋末年和战国的儒生
主要承担两个社会职能，一是承担文化传承，二是承担社会教育，这是孔子以及儒生
的最基本的特征。

而这两个特征在此之前是由乐师承担的。

《史记》记载：“孔子以诗
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诸子百家中，除了儒家，没有一
家有这样两个特征。

法家：“六虱：曰礼乐，曰诗书”，认为天底下有六种害虫，一个
叫礼乐，一个叫诗书；道家主张社会退化轮，认为礼乐诗书都是社会衰败时候的产物，所以“五音令人耳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对礼乐采取排斥
的态度；《墨子》中有一章叫《非乐》：“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欤？”所以从诸子百家对礼乐的态度来看，只有儒家和乐师的只能最相接近。

孔子对礼的看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禮中的豊上半部分是两串玉，下面是一个鼓。

周代的史官并不是记载历史的专门人员。

《周礼》：“史，掌官书以赞治。

”掌管官府的
书籍协助行政的人被成为史官。

金毓黼先生研究史学史特别强调：“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代官府之掾吏。

”《周礼》中提到五种史官：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
小史：掌邦国志
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
五种史的只能都与文书法典档案有关。

学者考察周代史官所承担的职责有：文档、机要、法典、监察、考课、财务、占卜、历算等。

所以史拥有很高的行政能力和文化素养。

史官掌管文书法典档案，和马克思韦伯所研究的官僚政治的特点不谋而合。

随着
战国官僚政治的发展，史官迅速扩张，称史之官遍布官署之中：御史、内史、刺史、
长史、曹史、令史等等；秦汉帝国中仅令史一项又有诸种：尚书令史、御史令史、县
令史、候官令史等等；西汉的丞相府中有362名吏员，史官（史、少史、属史）占262人，足见史官在帝国行政中承担重要职能，实际上这些史官就是刀笔吏、文法吏。

因
此战国新兴的吏员群体和周代的史官有直接的渊源。

而且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务机关
都和史官有关。

柳诒瀓先生研究：“历代内外官制，虽名实贸迁，沿革繁多，其由史职演变者乃特多……内外主要职务，恒出于周之史官。

（汉尚书台、唐三省、宋中书门下、
元及明初中书省、明清殿阁大学士、清军机大臣）——皆内史也。

”史是中国古代官制
和官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六艺传承问题】
孔子的文化主要来自乐师，书数这两种只是不是儒家所教，而是史官所教。

汉代郑玄认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很多学者往往不加深思就予以承袭。

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乐射御书数，还有一种是儒家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书数并不是孔子所教，更不是儒家所传，因为在古代的概念中，礼乐是大学的学习内容，书数属于小学的学习内容，孔子所教的基本上是大学的内容，即礼乐。

书是史官所传，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字书之一《史籀》十五篇，是周宣王的太
史所作，主要是大篆；另外一本字书《博学》，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培训年轻的吏员，由太史考试，一是能背
诵九千字以上，一是考察六体书法，考试合格的就担任史官、令史。

因此书写是史官
所传。

算数也是史官所传。

《汉书·艺文志》：“术数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占卜
中八卦之理，八卦中又含有数理，此乃术数，此外史官要制作各种文书，如户籍文书、人口文书等，也需要数学；《汉书·律历志》：“其法在算数；宜于天下，小学是则，
职在太史，羲和掌之。

”算术作为小学，是由太史来教授的；《唐六典》：“算学博士‘魏晋以来，多在史官’。

”教授诗书的经学博士则归另外一个系统的太常负责，由此显示书
和数是史官的责任。

章太炎也看到这一点：周之衰……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传新六艺，即传授《诗》、《书》、《礼》、《乐》、《易》、《春秋》，对此亦可作一辨析。

《易经》为占卜之书，占卜是由史来承担的。

据说孔子老而好易，读易经至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中记载：
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

”赐以此为然矣。

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
者而义行之耳。

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为之史。

史巫之筮，
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
途而殊归者也。

孔子从道德角度看周易，并不从预测占卜角度看周易。

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言，孔子治《易》，“即使像子赣这样亲近的弟子也不理解，时人往往以《诗》、《书》、《礼》、《乐》并列而不急《易》，《易》在‘六经’中地位不显。

”《诗》和《乐》确是乐师所传，《书》
则是“师诵其事，史传其书”，《礼》则是“师行其礼，史掌其书”，《春秋》虽是历史著作，但是“史记其事，师诵其事”，中国早期史学很大程度上是口述史学。

《春秋》是纲目式的史书，非常之简单，《左传》就相对丰富多，就是史官记录纲目，乐师记诵其事，左丘明以盲人之身著《左传》即可佐证这点。

三、儒、吏分化与冲突
1、战国秦汉的儒、吏分途
战国秦汉，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文明的发展，使文化事业专门化了，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文化角色，即士人，他们主要承担文化；同时，国家行政组织的进化使国家行政也专门化了，由此出现了专门的行政人员——新式吏员群体。

由此，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儒、离分途这样的历史性事件。

儒生和文吏的关系是战国秦汉以来政治文化上一条主要的矛盾线索。

如秦以刀笔吏治天下，专任文法狱吏，而以焚书坑儒待士人。

其实秦始皇最初仍然想用儒生，统一六国之后，把齐鲁一带的士人接到咸阳，想和他们一起兴太平。

可是这些士人不改战国士人之习，入则心诽，出则巷议，议论朝政，批评政治。

秦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这种批评朝政的人。

有一句诗：“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国对自由的文化活动，从商鞅变法以来就持排斥、禁止和管制的态度。

秦还有一种游士律，对于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的人，予以禁止和管制。

秦始皇面对他所从未接触过也无法忍受的士人，就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起自两个方士，一个叫侯生，一个叫卢生。

他们是方士，或者叫术士，所以他们属于战国的四大士人集体，他们虽然不是儒生，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儒生很接近，和关东士人很相近。

他们认为秦始皇专任刑法，不信儒生，用法律统治天下，在政治上表示不合作的态度，以不替秦始皇求仙药（可能也求不来）为表现。

秦始皇得知之后，命令御史彻查，查出犯禁之人达460多人。

有人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术士，这有两点不对，其一是术士的政治观点和儒生很接近，其二在查处方士的过程中，牵连出很多儒生。

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遭到严厉谴责的事情，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的时候。

比如唐代的章碣的《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由此，秦政治的特点就是，儒生在政治上遭到了焚书坑儒的打击，而刀笔吏在政治上居于高位。

刀笔吏是战国崛起的职业文官群体，拥有法律文书和会计的训练，依靠能力、业绩和年资而被任免、被迁黜，这一点完全符合马克斯韦伯对职业行政文官的定义。

对于文法吏的图景式认识，文吏俑的腰上挂有书刀和条形袋囊，所装应为砥石。

书刀用为修改竹简上写错的文字，而砥石则用来磨书刀。

战国秦汉时，腰上挂有书刀和砥石的人，即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社会精英的外在标志。

2、汉代儒、吏的冲突
秦代的文吏政治，在汉代就遭到了儒生严厉的抨击。

为什么在马克思韦伯认为合理化程度高的，使用专门的行政人员的文吏政治，被缺乏合理性的，使用业余的学者担任行政人员的士大夫政治所取代，这值得我们思考什么是合理化。

这说明，仅仅依靠行
政能力高的文吏，未必能够有效控制社会，士人、儒生在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的发挥的作用。

因为这恰好就是士大夫政治的政治根据和文化根据。

从汉代儒生抨击文吏之辞加以体察。

汉初思考秦速亡的历史教训的汉儒，总结原因其中一条就是秦的文吏政治。

贾谊说：“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筐箧用于收税，收取纺织品、谷物、钱等，他们不知道国家应该如何统治，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董仲舒：“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毋乃任刑之意欤？”他认为汉初的政治形态仍然是秦式的文吏政治，儒生的政治地位仍然不高；路温舒说：“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

”；还有给各种政治形态分等级，如“上主以师为佐，下主以吏为佐。

”；《盐铁论》源于一次政治会议，讨论盐铁是否官营的问题，“儒法斗争短兵相接”，法家文吏认为儒生干不了实事，而儒生回答：“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

”
儒家思想在调节中国政治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是刀笔吏所无法替代的。

汉代的政治形态是儒法兼综，儒表法里，儒生和文吏兼收并用。

汉武帝“独尊儒术”，同时又人用法家人物桑弘羊和酷吏张汤、赵禹、杜周等。

汉代的何武“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

”。

这说明，西汉的后期，朝廷上的政治斗争，以儒生和文吏作为重要的分野。

儒生和文吏的政治冲突，长达几百年之久。

西汉后期的朱博：尤不爱诸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邪？”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汝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
到了王莽变法时，王莽是一位贵族，自幼学习诗书礼乐，据说师长称贤，乡里称孝，他的理想就是彻底贯彻儒家思想，自己作为一个圣人，模仿周公制礼作乐。

王莽改新的举措，都是儒者长期复古改制的呼吁的产物，同时在变法时充分使用儒生的影响。

他为了笼络儒生，扩大太学。

汉武帝太学只有五十人，汉代后期一度增加到三千，为比孔子三千弟子，而王莽一下扩招到一万多人，同时为太学筑设万区，每人一间，设有回廊，校园设施非常齐备，兼有市场。

原来汉代太学的十四博士体制，王莽改为六经设三十博士。

从坚守法治，纯用霸道，专倚文吏的秦政，经儒生文吏并用，“霸王道杂之”的汉政，直到充分贯彻儒家王道理想，而文吏只是陪衬的王莽新政，历史仿佛经历一个奇妙的两极转向。

四、儒生与文吏的合流
1、东汉初“类多办职俗吏”
王莽的制度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式的政治改革，由于不符合实际，最终失败。

东汉的统治者恢复的政治理性，反思王莽独尊儒家的政治变革，重新采取儒法兼综方式，文吏的地位重新上升。

如光武“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

郡国所举（孝廉），类多办职俗吏。

”；王充的《论衡》记载：“将（地方官）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

……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

”；东汉前期的尚敏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
趋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

”
2、儒生、文吏的合流
儒生和文吏冲突的最终解决以儒生和文吏的互相靠近来实现的。

一部分儒生实际化、
官僚化，通过学习文书律令提高行政能力。

如西汉的公孙弘：习《春秋》，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僚化了的儒生，也是第一个掌握文吏技能
的儒生；郑弘、郑昌兄弟：皆明经，通法律政事；翟方进：以《春秋》教授，为丞相，兼通文法吏事；何比干：经明行修，兼通法律。

到了东汉，随着文吏集团的重新崛起，儒生的文吏化以更大的广度深度速度开展，东汉典籍中兼通儒家经典和文书律令的记
载大量出现。

如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王涣：习《尚书》，读律令；郭旻：体明道术，律小杜。

西汉酷吏杜周给律作注，成为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也给汉律作注，成为
小杜律。

《论衡》：“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

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请奏，习对向，滑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

”滑：学习。

儒学已经成为帝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学儒学不能入仕，但没有行政能力，在仕途上
也不会通达。

由此产生专门既教授儒家经典，又教授法律行政的学校，如钟皓：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

很多经学家为《汉律》作注，“（汉律）后人生意，
各为章句。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

”《晋书·刑法志》。

这反
映汉儒在社会政治背景下，对法律的兴趣日益上升。

在儒生文吏化的同时，文吏也在儒生化。

如路温舒本为狱小史、习律令，后受《春秋》；于定国为文法世家，任廷尉后迎师习《春秋》；丙吉治律令，为鲁御史，后学《诗》、《礼》；黄霸少学律令，后从夏侯胜习《尚书》；汉代著名的颍川郭氏和沛国陈氏都是
法律世家，到了东汉都兼修儒学。

儒生和文吏的差距越来越小，亦儒亦吏，非儒非吏
的学者兼为官僚在中国政治的演进过程中固定下来。

这样的变化，亦表现在选官制度的变化。

汉丞相选官四科：德行、明经、明法、治剧；汉顺帝孝廉察举：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魏文帝黄初三年：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魏明帝太和二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这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儒生战胜了文吏，士人政治奠基，第二此时儒生远非先秦汉初
的儒生，而是兼通儒学律令的新式官僚化的儒生。

汉代四百年，儒生与文吏漫长的冲
突最终以两大群体的融合而告终。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也看到儒生与文吏之间发生的历史性融合，他在《儒吏论》中写到：“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

……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
柔相克也！”对儒生文吏数百年冲突的历史性总结。

总结：周代贵族士大夫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战国士人和文吏分化，秦只用文吏，
汉儒生和文吏逐渐融合，到了东汉学者兼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基本奠基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