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宏观经济学大纲——体制转轨、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学_杜秦川资料

转轨宏观经济学大纲——体制转轨、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学杜秦川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一）体制转轨引发不确定性变动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含义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多个年头了，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如此重大现象的解释吸引了无数经济学家的目光。

学者们基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提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假说。

对中国这些年宏观经济的表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给出了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理论意义的解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所贡献。

然而，主流经济学的范式都是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理论分析。

基于该范式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却没有很特别的意识到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现象都是在体制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虽然体制转轨的目的也是服务于更好更快的发展，但是，体制转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性又不能因为被发展过程所掩盖而忽略其本身，而且这可能是中国经济本身更加独特的特征。

由此来看，对中国重要现象的分析如果没有对体制转轨这一基础变量给予足够重视的话，所有的分析就可能是不够充分和彻底的（并非不对），至少对体制转轨的长期过程是如此。

尽管我们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短期分析，但考虑到体制转轨的长期过程后，可能需要扩展已有理论，使其更具一般化。

我们的这种扩展就是从放松《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暗含的体制基础既定的假定开始的。

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表示他的‘通论’是某一既定经济制度下的系统分析（而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凯恩斯分析的这种经济制度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与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相对应的就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一般都可视为既定变量，最后一个变量还受到长期预期状态的影响。

但是，中国经济系统三十多年一直是处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所以这个过程就不存在确定稳定的体制基础，而且，在这个体制基础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中国都一直还没有完全达到凯恩斯在《通论》中所特指的那种体制基础。

所以，用凯恩斯《通论》中体制基础既定下的静态理论来分析中国体制转轨动态过程中的动态现象是不够的。

但幸运的是，与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相对应的就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短期体制类型不变时，这三大基本变量的数值也不会有太强烈的系统性变化，从而经济系统中各个变量的作用机制依然是成立的。

所以，尽管中国体制转轨动态过程中有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但在每一种静态经济制度下，经济系统中各个变量相互作用的机制又基本上是相同的，变化的可能只是数量程度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也并未超越该静态体制基础所规定的界限。

也就是说，我们假定或认可《通论》所有的分析依然成立，经济系统本身运行中各个变量作用的机制并不因为体制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可能只是机制的强度和频率，但这种变化又限于体制基础规定的界限之内。

但尽管我们承认《通论》对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分析依然成立，这并不意味这放松体制基础所进行的扩展分析就没有意义。

实际上，放松《通论》中体制基础既定或基本稳定的假定之后，《通论》会变得更“通”。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中国三十多年的宏观经济表现给出更为彻底和完整的解释。

进而才能提出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既然凯恩斯在《通论》中说：与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相对应的就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一般都可视为既定变量。

那么，我们扩展体制转轨的动态分析，自然会从体制转轨与这三大基本变量的协调变化作为切入点展开分析。

在此首先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体制转轨”不同于“体制发展”，“体制转轨”是从“现存的经济体制”向另一种“有蓝图的将存经济体制”的主动转变过程。

而“体制发展”是同一种经济体制自然发展的过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属于前者，而从原始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后者。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现实中无法对此做出严格区分。

但我们认为体制转轨相对于体制发展是中国经济更加根本的背景特征，而且体制转轨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值得研究。

遵循奥卡姆剃刀的原则，我们刚开始尽量简化我们的分析，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会不断加入重要的变量并考虑越来越复杂的情况。

进一步，尽管我们知道把体制转轨与这三大基本变量的协调变化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但把体制转轨与这三大基本变量联系起来的环节是什么呢？凯恩斯在《通论》中只说到了不同类型经济制度对应不同类型的三大基本变量关系，他只给出了一个静态的理论，而我们要研究动态的过程。

动态的理论如何构建呢？基于对《通论》的深入研读和对中国体制转轨过程的深入观察，我们认为，把体制转轨与三大基本变量联系起来的很可能是：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呢？除了《通论》本身提到的不确定性在长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外，还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论》中还多次提到，我们分析的经济制度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除非遇到突发性的异常事件，比如战争、革命等等，这可能会引起三大基本变量的重大变化。

而体制转轨直接会使经济制度不再稳定，并提高异常事件发生的概率，从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第二，我们在《通论》中也能看到，社会消费倾向、社会流动性偏好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的决定因素中，影响这三大基本变量的绝大多数因素，都与存在未来不确定性时所进行的当前预期有关。

不管是影响社会消费倾向的六大客观因素、个人的八大主观因素、组织的四大主观因素，还是影响社会流动性偏好两类（心理动机和商业动机）四大动机（心理动机细分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商业动机又对应交易动机，进一步细分为收入动机和业务动机），以及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受到长期预期状态的重大影响（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其实就是一个与存在耐久性财物的货币经济制度相对应的概念，而不确定性是长期过程中的根本特征）。

第三，中国体制转轨的现实过程也告诉我们，不确定性是转轨过程中的人们面对未来时极为重要的约束，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论述。

最后，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可能是人类在长期中面临的一般性困境，而制度的首要功能或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稳定预期以对抗不确定性，反过来说，如果稳定的制度不断变动而不再稳定了，那么，不确定性的重要影响立刻就会凸显。

以上的论述主要是指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放松经济制度既定的假定后，加入体制转轨的分析可以对《通论》做出的扩展。

二、体制转轨与三大基本变量的关系是研究的切入点，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不确定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体制转轨过程本身是怎样被决定的？体制转轨的过程会对不确定性有什么影响？不确定性的变化又如何进一步影响到三大基本变量的变化？进而，三大基本变量的系统性协调变化会对《通论》中论述的经济系统运行的机制带来什么变化？我们仍然遵循奥卡姆剃刀的原则，下文将依次回答这些问题。

在此我们可以先概述下我们的结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现实中体制转轨过程的决定因素本身是复杂的，但其实质就是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在特定的时点上，转轨的路径基本上是由现实中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的偏好所决定的。

但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带来不断的新变化和冲击，这会导致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过渡性体制呈现多样性，从而带来不同体制间的制度竞争，胜出的过渡性体制会不断引导下一阶段体制转轨的路径，从而直到体制转轨的终点。

对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体制转轨过程的趋势性走向（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先不考虑极端的逆转）意味着，不确定性也会呈现趋势性变化。

但是，随着其它因素重要性的上升（比如学习过程、全球化等），从体制转轨本身来讲，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会影响到体制转轨本身影响不确定性的强度，从而有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变化趋势的逆转。

也就是说，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呈现阶段性的非线性变化，经历从低到高的相对的趋势性变化后又转为从高到低。

进而，对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体制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趋势性变化会引起三大基本变量的趋势性变化。

在不确定性由低到高的趋势性变化阶段，社会消费倾向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而社会流动性偏好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上升的趋势，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会倾向于表现出总体上相对趋于上升的趋势，但上升的趋势弱于社会流动性偏好表现出的相对上升的趋势，因为前者受到社会消费倾向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的制约。

而在不确定性由高到低的趋势性变化阶段，社会消费倾向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上升的趋势，而社会流动性偏好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会倾向于表现出总体上相对趋于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趋势弱于社会流动性偏好表现出的相对下降的趋势。

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会表现出更大的波动幅度和频率。

我们所说的这种三大基本变量的相对趋势性上升或下降，是以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彼岸对应的三大基本变量为基准的。

进而，对第四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体制转轨过程的每个时点上，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依然如《通论》中的分析，保持不变。

但是，三大基本变量的趋势性变化会影响到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与之相对应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周期的振幅和频率。

相对于河的彼岸也就是《通论》中的那个世界，在体制转轨的世界中，一般会具有相对更高的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及与之相对应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

并且，在体制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相对趋于上升的世界中，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及与之相对应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也会倾向于相对趋于上升；而在体制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相对趋于下降的世界中，自然失业率、中性利息率、及与之相对应的一般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也会倾向于相对趋于下降。

现实中完整的体制转轨过程往往包含了这两个先后出现的世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段）和同时出现的两个世界（同一时点上不同国家）。

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为了简化，我们用一张图来展开我们的分析。

图宏观经济分析的转轨动态扩展的图形表示如图所示：在平面坐标系中，原点O表示体制转轨的起点，可以认为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

横轴表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平民(the citizens)的力量，纵轴表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精英(the elites)的力量。

此时的二维坐标系考虑了平民和精英两个特殊利益集团，随后，我们会考虑在转轨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特殊利益集团。

由于作为目标体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实中是形态多样的，曲线ACO'DB上的点表示体制转轨的目标体制的各种形态。

其中O’点是精英和平民势均力敌的状态，处于曲线ACO'DB的中点，对应现实中最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是最稳定的均衡，是最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A、B点分别是平民和精英完全主导的两种市场经济体制形态，对应于现实中完全的民粹主义和精英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