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简介_韩琦的资料介绍、故事传奇

韩琦简介
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北宋政治家、名将。

韩琦出⾝世宦之家，⽗韩国华累官⾄右谏议⼤夫。

韩琦3岁⽗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有⼤志⽓。

端重寡⾔，不好嬉弄。

性纯⼀，⽆邪曲，学问过⼈”。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名列第⼆，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东）。

⼊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九⽉，迁开封府推官。

⼆年⼗⼆⽉，迁度⽀判官，授太常博⼠。

三年⼋⽉，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奏》最为知名。

当时灾异频繁发⽣，流民⼤批出现，⽽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中⽴却束⼿⽆策，“罕所建明”。

韩琦连疏四⼈庸碌⽆能，痛陈宋朝⼋⼗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恣其毁坏”，结果四⼈同⽇罢职，名闻京华。

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因缘请托”的社会风⽓
和“侥幸⽇滋，赏罚倒置，不能惩有罪，爵禄⽆以劝⽴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名者⼀切罢之”。

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可谓切⽽不迂矣。

”
宝元⼆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

他到四川后，⾸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蜀民⽆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我也。

”
⾃从原来⾂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常吃紧。

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

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常穷苦，便⼀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正⽉，元昊⼤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元孙在三川⼝（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

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误国家事，当族。

”五⽉，韩琦与范仲淹⼀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

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兵的策略上，三⼈意见分歧。

韩琦持强硬⽴场，⼒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财政⽇绌，难以⽀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寇，众不过四五万⼈，吾逐路重兵⾃为守，势分⼒弱，遇敌辄不⽀。

若并出⼀道，⿎⾏⽽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

”范仲淹则⼒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策进呈朝廷，请仁宗⾃⼰决定。

仁宗幻想⼀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

他对部下说：“⽆约⽽请和者，谋也。

”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元昊率10万⼤军进攻渭州（今⽢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

韩琦闻讯，急派⼤将任福领兵1.8万⼈，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阻击。

⾏前，韩琦向任福⾯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胜仗，于是贪功轻进。

夏军佯败退⾛，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渭州北边之好⽔川（今宁夏隆德西）。

当时，夏军在好⽔川⾥边放了⼏个⽊盒⼦，宋军只听盒⼦⾥有鸟叫声，不敢轻动。

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百多只鸽⼦飞跃⽽出，盘旋在宋军上空。

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合围。

宋军虽英勇战⽃，怎奈⼈马三⽇乏⾷，疲惫不堪，宋军⼤败，6000余⼈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亦死于难。

韩琦⽴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的⽗兄妻⼦⼏千⼈，号泣于马⾸前，持故⾐纸钱招魂⽽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进。

好⽔川之战，元昊得胜，⼗分猖狂，使⼈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奇。

满川龙虎辈，犹⾃说兵机。

”宋军兵败好⽔川，虽不是韩琦亲⾃指挥，但贸然出兵，⽤⼈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

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年四⽉，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

闰九⽉，宋军⼜⼤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

⼗⼀⽉，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屯驻泾州（今⽢肃泾川），共守西陲。

⾃好⽔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同⼼协⼒，互相声援。

由于两⼈守边疆时间最长，⼜名重⼀时，⼈⼼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称为“韩、范”。

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韩，西夏闻之⼼⾻寒。

军中有⼀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
西夏在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旷⽇持久的“庆历议和”。

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

当时国⼦监直讲⽯介听说韩、范⼆⼈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其器魁落，岂视店楔。

其⼈浑朴，不施剞劂。

可属⼤事，敦厚如（周）勃。

琦汝副（杜）衍，知⼈予哲。

”
宋夏转⼊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朝为执政⼤⾂。

⼀时名⼠云集，⼠⼤夫交⼝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案。

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弛盐禁、⾄京市易、⾃⽴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多厌战，“将⼀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

庆历三年七⽉，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清政本，⼆⽈念边计，三
⽈擢材贤，四⽈备河北，五⽈固河东，六⽈收民⼼，七⽈营洛⾢”。

接著⼜陈述救弊⼋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官，去冗⾷。

⾯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才为主要内容的改⾰措施，与是年九⽉范仲淹在《答⼿诏条陈⼗事》中所列出的⼗项改⾰⽅案基本⼀致，切中时弊。

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积极参与的政治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各项新政措施。

是年，陕南⼤旱，饥民纷纷加⼊张海、郭邈⼭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

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

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以减少⽤度。

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

五⽉，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

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

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

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

范仲淹不⾃安，遂于庆历四年六⽉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

⼋⽉，富弼宣抚河北。

到了五年正⽉，执⾏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

韩琦为⼈爽直，对于军政⼤事，向来是“必尽⾔”，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

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

三⽉，韩琦也因陈述⼗三条理由，⽀持尹洙反对修建⽔洛城（今⽢肃庄浪）⽽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出知扬州。

⾄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告终。

韩琦在地⽅官任上，治军有⽅，理民得法，“所⾄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乐其恺悌”。

庆历七年（1047）五⽉，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扬州徙知郓州（今⼭东东平）。

⼗⼀⽉，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彦博、明镐镇压。

⼗⼆⽉，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

⼋年四⽉，⼜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

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先⼤⼒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办法，对那些品⾏恶劣的⼠兵毫不留情地诛杀，⽽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圆锐三阵法，命令将⼠⽇⽉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西太原）。

当时在河东路担任⾛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贪恣，仗势不法。

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必依法严惩。

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之以鞭刑。

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并⽴⽯为界。

宋初⼤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耕地荒废不耕。

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西代县）、宁化军（今⼭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西岢岚）、⽕⼭军（今⼭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

⼗余年后，韩琦于⾄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开垦⽥地9600顷。

⾄和⼆年⼆⽉，韩琦以疾⾃请改知相州。

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嘉祐元年（1056）七⽉，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

⼋⽉，拜枢密使。

三年六⽉，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

六年闰⼋⽉，迁昭⽂馆⼤学⼠、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先遇到的⼀⼤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

仁宗三个⼉⼦早亡，皇嗣迟迟未定，⽽从⾄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时⼈⼼恐慌，议论纷纷。

⼤⾂们接连上疏，极⼒劝说仁宗早⽴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上。

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

⾃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

七年九⽉，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年（1063）三⽉，宋仁宗病死。

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

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垂帘听政。

皇太后思想守旧，⼀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关系颇为紧张。

为了调解两宫⽭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

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的委屈，并说：“⽼⾝殆⽆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病已，必不然。

⼦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道委婉劝说。

见到英宗，英宗则⼜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恩。

”韩琦劝慰道：“⾃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

然独称舜为⼤孝，岂其余尽不孝耶？⽗母慈爱⽽⼦孝，此常事不⾜道；惟⽗母不慈，⽽⼦不失孝，乃为可称。

但恐陛下事之未⾄尔，⽗母岂有不慈者哉。

”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治平元年（1064）五⽉，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书还政。

闰五⽉，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于⼿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化。

韩琦进⾔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

”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颍王赵顼为皇太⼦。

四年正⽉，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强，且“不赴⽂德殿押班”，专权跋扈。

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

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宋守边⼤将种谔擅⾃对西夏发起突袭，⼀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

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

朝中⼀些⼤⾂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

韩琦坚决反对。

⼀个⽉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韩琦复判相州。

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河北地震，黄河决⼝，⼤批灾民流离失所。

神宗赐⼿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名府（今河北⼤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王安⽯变法，
他坚决抵制。

熙宁⼆年（1069）⼆⽉，王安⽯为参知政事，开始进⾏变法。

九⽉，颁⾏“青苗法”。

三年⼆⽉，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

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度动摇了变法决⼼。

他对执政⼤⾂说：“琦真忠⾂！虽在外，不忘王室。

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亦强与之乎？”王安⽯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

后来韩琦⼜上疏，申辨愈切。

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

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个倡⾔新政的激进改⾰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分可悲的。

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改从前的强硬⽴场⽽⽇趋软弱妥协。

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熙宁⼋年（1075）六⽉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

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帝”，当政⼗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

欧阳修称其“临⼤事，决⼤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措天下于泰⼭之安，可谓社稷之⾂”。

韩琦著作有《⼆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

⼀⽣写了⼤量诗⽂，⼤多收⼊《安阳集》⾏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