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嵇阮之异

浅谈嵇阮之异
[摘要]嵇康和阮籍虽然同被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受人称颂，但是二者却有着迥异的处世理念、反抗方式和人生结局。

[关键词]嵇阮家世性情处世理念
嵇康、阮籍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

他们独特的思想、迥异的行为和形象特征，使其成为了“魏晋名士”、“魏晋风度”、“魏晋风流”的代名词。

不论思想史还是文学史，常将稽阮并举。

这不仅因为二人生活年代相近，政治理想相通，行为举止相似，更主要的是他们二人都曾在自己设定的理想境界里挣扎过，只为寻找一块能够安顿被苦难世界放逐的心灵的栖息地。

虽然他们二人有着颇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但是当我试着放下内心的浮躁与不平，静静地走近这两位魏晋名士的时候，我似乎隐约地感到，在他们二人悲剧生命的背后，潜藏着些许的不同。

他们的家世出身不同、个人性情也不同，使得二人在司马氏政权统治之下，有着相异的处世理念、反抗方式和人生结局。

首先，从家世出身来看，嵇康之父嵇昭，曾任曹魏督军治书侍御史，早卒。

其兄嵇喜，才华出众，历任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

嵇康本人则属于曹操孙沛王曹林的女婿，为曹魏宗室的姻亲。

其官历郎中，释中散大夫，时人称“嵇中散”。

可见嵇康算是家世儒学，儒学在思想塑造上是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透过其《声无哀乐论》、《诫子书》等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儒学对嵇康的影响侧重于仁爱忠恕之道。

而阮籍，其父是东汉大学者蔡邕的学生阮璃，很明显自幼受儒学
熏陶。

晋书记载阮籍少“有济世志”，并且《咏怀诗》中也有早年雄心壮志的表露。

这就说明，阮籍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向往步入仕途成就功名。

可见稽阮同受儒学之影响，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司马氏政权的统治之下，嵇康能拥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洒脱与豁达，出于对司马氏倡导奉行的虚伪礼教的深恶痛绝，公然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

而阮籍因为有着功名济世的志向，在面对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只能本着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选择委曲求全，忍辱含垢将放其放达的人生浸泡在生不如死的煎熬之中的道路。

再者，稽阮个人性情本来就相异。

嵇康自称“爰及冠带，冯宠自放。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其为人的落拓不羁可见一斑。

的确，嵇康一生行为放纵，胸襟坦
荡，具有非常清正刚毅的个性，就连《文心雕龙》也有“嵇志清峻”的记载。

正是嵇康的这种清正不阿的个性，成就了他的伟大，也酿成了他的悲剧。

在司马氏的强权下，竹林七贤中其他六人都先后入仕为官，唯独嵇康宁折不弯，成为反抗司马氏淫威的一面旗帜。

然而，浪漫的文人毕竟对付不了拥有强权的统治者，嵇康最终惨死于司马氏的屠刀之下。

而相比之下，阮籍其人就有所不同。

《晋书?卷四十九》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

”虽然稽阮都有落拓不羁的一面，但是嵇康的性格中刚直外放的成分居多，而阮籍则是内隐宏放较多，而宏放与内隐并存本来注定就是一个矛盾体。

所以当他们遭遇现实的时候，嵇康的性格从内到位，至始至终都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体现。

“他厌恶仕途，傲视世俗，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
冥的理想人生。

”可以说嵇康是做到了表里如一。

相反阮籍则不然，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他矛盾的性格让其始终在人生道路上挣扎着，煎熬着。

他反对司马氏政权，性格中有着落拓不羁和嫉恶如仇的一面，但是为了在险恶的政局中实现自己功名不朽的志向，他只好谨慎行事，凡涉及政局和人物的时候，选择缄口不言，只因为他把政治看得太高贵了。

虽然他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土少有全者”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了，但是他面对的却是终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正如其《咏怀诗》所写，字字皆是血泪的倾诉与苦闷的宣泄。

多数人对稽阮二者的态度不一，似乎高扬嵇康的较多，认为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而阮籍则较嵇康要逊色，少几分激愤与果敢。

其实在我看来，稽阮二人尽管张扬在外的是道家自然、恬淡
无为的旗子，而他们内心深处蕴藏的则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和皈依。

他们在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人生哲学，维护真正的名教，只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斗争方式，更为不幸的是他们想要坚守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可是现实政治却血腥地强奸了这些原则，使得忠义、正值在流氓政治中变得一文不值。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二人留给后世的诗文创作。

在《嵇康集校注》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追求庄子式精神之自由的执着，而且也可以看到他在这种精神自由的基础上所期望达到的逍遥之境，那是一种优游容与，了无牵挂的人间境界。

如果认为嵇康是把庄子哲学诗化的第一人，那么还有点欠妥，因为在阮籍那里同样可以看到庄子式的理想世界，更确切地说稽康是以现实人生践行了庄子式的理想人生境界，是属于一种显性的反抗；而阮籍是以文学艺术诠释了
庄子式的逍遥之境，则属于一种隐性的反抗，其《大人先生传》可谓是最典型的自我形象与真实心境的表征。

尤其在这个“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仅已经泯除界限，而变化为一种纠缠不已的利害情结，内化为一种士人生存的危疑处境”的时代，阮籍的魄力和胆识也是值得称谓的。

就象他的《咏怀诗》，第二十九首“应龙沈冀州。

妖女不得眠。

肆侈陵世俗。

岂云永厥年。

”，就是讽刺魏明帝时郭后毛后妒宠相杀事。

第三十首“歌舞曲未终。

秦兵已复来。

”也是借古讽今，揭露当权者的荒淫和奸诈。

而其它诗中亦有对司马氏政权的激烈的鄙视与讥刺。

然而在这一首又一首的讥剌诗中，流出的也恰是作者对时代与命运的控诉。

所以刘宋时代的颜延之就认为：“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

”唐人李善在《文选》卷二十之《咏怀诗注》中也说：“嗣宗身世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
之差。

”，实可谓肯綮之见。

其实，细研文本，我们也可以发现：阮籍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并未摒弃其内心对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他的批判也好，讥刺也罢，或是自己精神苦痛的流露，都是在试图调合自己的心性与时局的矛盾，更进一步的说也是在调和所谓的名教与自然的矛盾。

他对时局的体会与鄙弃较之其他人(除嵇康外)更深，尤其在作为一个与曹魏集团无任何瓜葛的局外人，他能有如此的表现已经是相当的难能可贵了。

而嵇康对司马氏政权的贬斥却并不能排除他作为曹魏宗室姻亲欲维护曹魏利益的嫌疑。

这样看来，嵇康的愤世嫉俗和放诞违俗多少带有几分自利与被动的成分，而阮籍的指斥时政，忤逆时俗则多少带有几分的自觉性。

我想在这一点上阮籍也应该得到称赏。

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
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也许从整体看来确实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剖开这一时间整体，走近生活于这个时段的魏晋易代之际，我们恐怕就不能洒脱地如此言说。

因为在那些自由、解放、智慧与热情的面纱之下，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危机，即权力系统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阴谋利用，导致的思想困境。

”，是稽阮这样两个生命个体苦难灵魂的呐喊与扭曲人格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