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儒家意识形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后果

第21卷+第6期+Voo.21+No.6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JOURNALOFHUANGHES&TCOLLEGE
2019年11月
N vv.2019
论西汉儒家意识形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后果
孟奂
（洛阳光电技术发展中心，河南洛阳471000）
摘要:西汉王朝儒家意识形态虽然建构起包罗一切知识、以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垄断解释的思想体系，但是仍然缺少明确的实践性概念，从而引发了思想上的争论和政治上的危机，为“王莽改制”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关键词：西汉;儒家；意识形态；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424(2019)06-0112-04
DOI：10.19576/j.issn.1008-5424.2019.06.018
Discession on the Deficiencies and Consequences ofConfucian
Ideo l og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_enyHuan
(Luoya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DevelopmenO Center,Luoyang City,Henan Province,471000) Abstrach:AltOough Confucian ideology in Western Han dynasty has constructed the ineolovicol system that in­cludes all the knowledge being explained exclusively by Confucian iOeas and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yel this ideelovicol system lacked the definite concept for practice.Therefore the ineoloaicol arauments and politicol crisis issued in the1O vs,and this provided a faverable opportunity foe(Wangmang's reform).
Key words：Wvtvn Han dynasty;Confucianism；iOeolovy;intellectual history
西汉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变革时代，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经学为内核的儒家意识形态逐渐成为统治阶层的主流思想体系。

然而,西汉时期的儒家意识形态虽然试图构建以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垄断一切知识解释的思想体系，但是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上却存在理念较为宏大、措施较为笼统、比附较为随意等问题，由此在儒生中产生了纷繁的争论，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分裂,为“王莽改制”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和政治上的有利契机。

一、西汉儒家意识形态的初步成型
自战国中晚期开始，在政治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诸子百家的相互交流、相互评议、相互融通活动也更加频繁。

在这样的氛围里，逐步出现了要求吸收和概括当时所能掌握、理解的全部知识，并充分认识自然和人事的关联，以形成统一的、用以指导社会整体发展的思想趋势。

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随着历史由分而合，思想也渐渐由分裂转向综合……各种地方性的思考汇集到了一起，交通越方便，思想的兼并和融合越厉害。

”①,吕氏春秋》就是这一融合趋势的鲜明体现，它通过四时十二纪的编排方式来综合当时的知识体系，并探究和概述宇宙与人事的种种关系，以期构建政治与思想的统一秩序，为即将诞生的秦汉大一统王朝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和支撑。

进入秦汉时代，这种整体性的思想潮流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流衍、壮大，从仪式到制度，再到理论，充分肯定了大一统王朝的价值和意义，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源泉。

秦始皇用五德学说来统一王朝的服色、度量、历法等一系列仪式和制度，鲜明地展现以
收稿日期：2019-06-05
作者简介：孟奂（1985—）,男，河南洛阳人，政工师，硕士洛阳光电技术发展中心文化干事，主要从事企业文化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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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指导人事法则的整体性布局,从而推动了各地文化的迅速同质化，巩固并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

而在汉文帝时，儒生们制定《王制》并将其作为未来的政治纲领，涉及分封、官职、爵禄、祭祀、丧葬、刑法等政治、法律制度,已经扩展到国家政治建设的主要方面。

与《王制》约略同时,道家的《淮南子》在吸收先秦各家学说和知识的基础上，提出“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①,充分论证了“天人相应”的整体理论,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系统性的宇宙论。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把战国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儒家政治思想结合起来，以自然和历史的规律指导和支撑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开启了儒家意识形态的成型进程。

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必须有三种要素，即包罗一切的总体框架、来自自然或历史的神秘驱动力和相互比附的连贯性②。

西汉时期,儒家政治思想在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上述特点有着鲜明的体现。

在总体框架上，董仲舒提出了以“天道”为根本的政治理论，强调“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

”③在董仲舒看来，“天道”不只是神圣的意志，更代表宇宙万物的内在秩序，所谓“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④由此他强调“奉天法古”“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在自然的空间上倡导阴阳五行观，在历史的时间上提出三正循环说。

这些观念不仅是“天道”的体现,也是统领万事万物的指导规律，并以此作为自然与社会的驱动力量，人的自身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比附和联系，即“人副天数”⑤“天之副在乎人”⑥。

这里的“人”既指生理性情,如“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⑦,“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⑧，也泛指一切行为举止及道德规范,如“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⑨，又如“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⑩等。

这些比附联系能够相互影响，即“同类相感”，人类整体就活动在统包万物、相感相应的和谐宇宙中。

可见,董仲舒的提炼和总结,构建起一整套的天道政治观模型。

这个理论模型不仅能够囊括万物，而且具备了从阴阳五行和历史经验中得来的，用以指导政治和社会的力量。

这股力量打通了“天”与“人”的种种联系，具有统一性、连贯性的特点，中央集权制度和儒家道德规范的合法性由此得到了神圣性的确立和保障,西汉儒家意识形态开始初步成型’
二、西汉儒家意识形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董仲舒的思想获得了汉武帝的青睐，儒家思想开始成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公孙弘之类的儒生也登上了政治舞台，一时间，“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⑪，经学变成了显学，融合了儒家思想的“王霸之道”，成为新的政治合法性源泉。

但是，彼时的儒家意识形态并不完善,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还不能强有力地支撑中央王朝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行政、法律的施行。

一是指导理念较为宏大。

董仲舒所构建的意识形态模型是自上而下的，以“天命”“天道”为核心,逐步扩展至政治和社会全体。

因此,董仲舒首先关注的是政治体系构建，即礼仪、官制、祭祀、刑法、分封等方面，所谓“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

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

”⑫在董仲舒看来，能够体现“天命”的措施，自始至终应是统治者的“制礼作乐”。

他的关注重点是君主，即“以人随君，以君随天”⑬，所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依附于政治的产物,必须依赖君主的政治教化，即“性者,天质之朴也;
①刘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9.
②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586.
③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14-
④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15-
⑤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54.
⑥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19.
⑦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18.
⑧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19.
⑨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444-
⑩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50.
⑪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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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王教之化也”①。

在董仲舒的理论中,施政重点在于君主是否遵循“天道”,彰显道德价值，即“受命之君……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②。

关注天命、关注君主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重心所在,使得他往往讨论整体政治秩序的构建而忽略了如何全面彻底地进行政治实践。

二是施政措施较为笼统。

继承了战国儒家的思想传统,董仲舒把政治实践的希望寄托在礼制上，从《春秋繁露》的《三代改制质文》《官制象天》《爵国》等篇章来看,董仲舒对于礼仪制度的构思较为详尽具体，然而他对社会行为、行政管理、法律措施等复杂性现实问题的界定和处理则较为简略，仅仅以笼统的“仁”“义”来囊括人的一切行为，即“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③。

这是因为“名则圣人所发天意”④，他希望借助事物的名号就能够治理天下，即“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

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⑤。

这是继承了荀子的“制名以指实”思想，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去具体地分析每一类事物的名号如何产生、内在含义为何,以及如何在天道观的理论框架下展现“天意”。

在董仲舒的理论中，缺少从“天道”衍生的切实概念来进行细致分析和定义现实生活中的各类事物，也没有建立全面完整的解释体系,并使之符合儒家意识形态需要，所以如何理解和贯彻这种意识形态就成为从理论到实践的现实难题。

三是实践比附较为随意。

对具有复杂性的社会问题的笼统概括，使董仲舒缺少能够彻底贯彻他的天道观政治思想的有力武器，不得不以《春秋》大义决狱，通过抽象的经义为具体的事件做价值判断。

根据《后汉书•应劭传》的记载，董仲舒所作《春秋决狱》的判例达到二百三十二事之多⑥。

但是这些判例对不同的行为缺少明确的分类概念和条件,也没有经过法律条文加以固定，由此极易产生人为运作的空间,充满较大的随意性。

如《春秋决狱》所记许止进药一事,董仲舒以为子误伤父不该治罪,当时大多数人并不同意他的见解，后世法律更以误伤父母不论情由一律治罪⑦。

可见对经义的不同理解,往往造成不同的政治法律实践结果，这是儒家意识形态实施贯彻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三、西汉儒家意识形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后果
儒家意识形态在实践上的不确定性为儒生们带来大量理论解释和政治实践的空间，而政治上的功利性又为他们带来足够的思考和行动力量。

在利益和学术的诱导下,越来越多的儒生以经学理论为根本宗旨，投入到阐释和解决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性问题上，所谓“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⑧，经学进入了“以经术饰吏事”的时代,并引发了关于政治秩序再修正和再重组的讨论'为了解决实践性问题，儒生们提出了“复古”的主张,这是儒家的固有政治理想。

《王制》就是一篇鼓吹全盘复古的政治纲领。

而在董仲舒“奉天法古”的号召下，“复古”再一次大行其道。

一些儒生在制度上推进意识形态实践,他们根据文献记载,修改整顿国家祭祀大典，推行罢郡国庙、建迁毁制、改三公官等整体性的礼制改革,但是他们也清醒认识到全盘复古并不现实，名儒贡禹就建议:“尽如太古难，宜少仿古以自节焉。

”⑨毕竟先秦的分封制与中央集权制存在天然冲突，因此，“复古”理想只是在现有政治秩序的框架内实行的再修正，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先秦礼制,迅速推进儒家意识形态实施,进一步强化西汉王朝的政治合法性’
与“复古”自下而上的改革不同，也有一批儒生提出了自上而下的“革命”思想,强调对现实政治格局的重新安排。

由于缺少对各类社会现象成体系的准确定义和具体解释，因此意识形态实践的根本和关键只能系于君主自身，这就强化了道德“天命”对君权的限制。

董仲舒曾提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⑩这些儒生认
①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13.
②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18.
③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249.
④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285.
⑤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284.
⑥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12.
⑦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31.
⑧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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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旦君主的道德实践不能满足要求，“天命”就会通过“灾异”作为预兆和警告,所谓“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①，由此他们就要求君主直接承担责任，禅位“贤人”。

因此，这些儒生经常用“灾异”现象来干涉现有的政治格局。

汉昭帝时，儒生眭弘因为“大石自立”和“枯树重生”而公开提出改朝换代②。

汉宣帝时，儒生盖宽饶因为“上方用刑法”而又一次提出禅位③。

汉元帝时,儒生翼奉借口“地比震动，天气混浊，日光侵夺”而提议迁都洛阳，“与天下更始”④。

汉哀帝时，儒生李寻以“陛下久疾，变异屡数”，令帝号与年号历经更复，其同党贺良更认为“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⑤。

考察这些儒生的上书，“天变”“让贤”“时运”“怵惕”是他们共同的概念和语言，自然界任何一处可疑的现象都有可能造成他们对君主的不安和疑惧。

由于西汉儒家意识形态在实践性上的不足，使得儒生们的“革命”说与“复古”说围绕着“天命”和道德的实践问题，产生了种种争论。

这些争论不仅令许多人无所适从，而且反过来引发了对西汉王朝政治合法性的质疑和危机。

正如当时的丞相匡衡所批评:“议论者……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

”⑥蒙文通先生总结道：“（经生）盖皆承浮丽之风，采获牵引，期于饰说应敌，自是章句滋而大道熄也。

”⑦可见，儒家意识形态并没有带来稳固而统一的思想格局,这时从朝廷到民间所出现的大量谶纬、符命，为王朝政治合法性和个人德行都提供了较为直观的天意符号，从而促使儒家意识形态利用它们作为具体的实践载体，从而开启了儒学的谶纬化进程。

四、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西汉王朝，儒家意识形态继承了战国以来注重综合知识、打通自然与人事关系的整体性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成型。

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实践性概念，在意识形态的实施问题上产生了诸多争论，这些争论甚至引发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危机。

“王莽改制”的出现，正是利用了这种思想上的不稳定性。

王莽等人吸纳当时各种主流思潮,合革命、复古为一体，进行了儒家意识形态的再统一。

再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以《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相标榜，建立涵盖天地众神的元始祭典及其一系列复古仪式,推行政治、经济多重复古政策加强实践性，并采用多种多样的祥瑞、谶符进一步彰显自身的道德性,强调重建上古时代的道德社会才是未来的思想和政治出路。

相较于原先争论不休的意识形态问题，王莽对意识形态的再统一扫除了大多数官员和儒生心中的障碍,引起了思想和政治的高度统一。

据《汉书•王莽传》所记：“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⑧,王莽加九锡又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⑨赞成,多数官员和儒生对王莽不假思索的支撑，从侧面也反映了他们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迷惘。

这种思想上的迷惘促进了西汉王朝的灭亡,也宣告了“王霸之道”的融合并不稳固。

直到《白虎通义》成书，儒家意识形态的实践问题才得到切实解决。

:责任编辑贾忠峰］
①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101.
②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54-
③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247-
④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77-
⑤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93-
⑥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338-
⑦蒙文通.经学抉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