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经济思想)

浅议姜太公的经济思想(1)
姜太公是一位中华历史伟人。

他不仅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又是齐国的缔造者。

作为齐国的首城昌乐营丘，姜太公曾在这里演绎了一段灿烂的历史文明，将一块“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变成一个“人民多归齐“的国家。

姜太公去世后，他的子孙“五世六侯”继承他的遗志，又在营丘执政一百余年，后来，先迁薄姑再迁临淄，逐步将齐国发展成为国富民强的春秋五霸之一，被后人称之为东方的“泱泱大国”。

齐国之所以由积贫积弱变得非常强大，究其原因，盖由于姜太公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姜太公既是一位影响久远的韬略家、政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经济学家，精通儒、道、法、兵、农、工、商、贸等各路学问，被誉为“百家宗师”。

单就齐国发展经济方面，姜太公就独创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说和理念，长期指导和影响了齐国的发展与成长。

姜太公经济方面的学说与理念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把发展农工商经济作为安定国家之本。

姜太公是韬略家，擅长权谋，凡事都高屋建瓴，讲求策略和因果。

为了辅佐新生政权周朝和治理封地齐国，姜太公都颇动了一番脑筋。

《六韬·文韬》载：“文王问：君国王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答：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

文王问：何为‘六守’？何为‘三宝’？姜太公答：‘六守’就是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在这里，姜太公说的“六守”是选择人才的标准，用人应该坚持仁、义、忠、信、勇、谋六个方面，缺一不可。

那么何谓‘三宝’？“姜太公答：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

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

‘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

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

‘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全，则国安。

”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即：“大农业、大工业、大商业就是‘三宝’。

使农民集聚在一个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充足；使手工业者集聚在一个地区，发展工业生产，器物就会充足；使商人积聚到一个地区经商，货物就会充足。

农工商三业各安其所，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而不至于有什么顾虑。

如此，百姓就不会扰乱乡土，也不会扰乱亲族。

臣的财富不会超过君主，都城不会大于国家。

总之，如果能长期坚守用人的六条标准，则君主的事业就会昌盛；如果始终保全农工商三业发展的领导权，则国家就可实现长治久安。

”在这里，姜太公指出了影响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是用人上的问题，二是经济上的问题。

特别是经济上的问题更令人堪忧。

如果农工商没安排好，也就是说事关百姓的吃穿住行都没有保障，仍然处在贫困状态，他们就会担忧，发生骚乱。

姜太公的这一思想理念，虽然朴素但很深刻，虽然古老但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像姜太公指出的那样，坚持不懈地抓好农工商经济。

其次，坚持农工商“三宝”并重之举。

在古代，包括齐国之前的很多领袖人物以及后来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家，虽然把发展经济作为强国安民的一项重大韬略，但实践起来，往往把农业看作是“本业”，把工商业看作是“末业”，重农业抑制工商业。

因此，重本业抑末业便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模式。

姜太公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他的“三宝”说中第一次提出了农工商并重为经济发展的总方针。

他所说的“三宝”，一方面蕴含着所要发展经济的全部内容和规模，都是“大农业”、“大工业”、“大商业”，都是“农一其乡”、“工一其乡”、“商
一其乡”，是国家统一抓的重要产业，要在规模上做到一乡一业、一乡一品，不可分散；另一方面，还说了农工商三者对于人的需求之间的因果、辩证与循环的关系。

只有农民农事齐备，粮食就会充足，百姓才会生存繁衍。

只有百工匠人齐备，器具就会充足，百姓才能从事生产。

只有商贾货物齐备，财货才会充足，百姓才能真正富裕。

如果农工商三大行业各安其业，民众就无缺粮食、少器具、乏才货的忧虑，日子才过得美好，社会才不会发生乱子。

这些因果关系，虽然简单、明了，可在古代有很多帝王将相就没有弄懂，或者弄懂了也不准备实行之。

姜太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弄懂了“三宝”中的每“宝”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三宝”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本末并利”、“农工商并重”的理论。

他的这一理论，在当前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常说，要“农工商并举”、“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坚持农工商贸大合唱”、“发展一乡一品经济”、“走农业产业化、专业化的路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了姜太公那套朴素的经济思想而提出来的。

有的甚至是原汁原味。

第三，因地制宜确立经济发展主导之业。

聪慧过人的姜太公不仅是多门理论、观念的创造者，还是多门理论、观念的实践者。

在他治理齐国的几十年中，他认真实践和运用了他的“三宝”思想。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虽然不多，但我们仍然能透过历史的天空，发现一些闪烁灿烂光辉的星斗。

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治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从此段话语中不难看出，姜太公发展经济首先是把“鱼盐”作为主导产业抓在手上的。

《汉书·地理志》载：姜太公“乃劝以女工（指纺织业）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cou）。

”从这段话中，也不难看出，姜太公在发展齐国经济中，极其重视发动妇女从事纺织业生产，大力发展相关的桑蚕纺织业和麻纺业。

姜太公为什么要选择这几项产业，这是他从3000年前的营丘现实出发的。

营丘当时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xi）卤而人民寡。

”《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

”这说明，太公封齐之初，营丘一带尽是沼泽、水洼，泛着盐碱，长着茅草，异常荒凉。

但另一方面，齐“虽然无膏壤千里，可也有自己的优势。

营丘西境有盛产高含量优质铁矿石的商山（又名铁山）。

迤东有煤山，储煤与铜皆丰富。

北境靠丹水、清河及北海，两水入海处构成了天然的鱼盐产区。

‘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品早已知名。

”（摘自边树本《姜尚封齐》一文）。

对此，姜太公因地制宜，审时度势，一是大作“盐”的文章，派军队和战俘去北海熬盐晒盐，二是大作“水”的文章，发动百姓开辟池塘，饲养鱼虾。

三是大作“桑麻”文章，根据当地百姓善农桑、妇女善针织的传统，组织百姓广泛植桑栽麻，从事布、帛、丝绸等纺织业生产。

四是大作“兵工”文章，根据东夷人精武、善射的习俗，把发展舟楫、战车与刀、枪、箭、弩、锤、斧、盾、甲等兵器放到了突出位置。

据有关资料记载，姜太公在发展鱼、盐、桑、麻及兵器制造等方面，有着许多具体的记录与精彩的描述。

姜太公曾亲自深入民间，调查过海盐的生产流程、价格和贩运。

当他听说百姓挖井汲取卤水熬盐产量很低时，就当机立断，成立专业队伍赴北海附近挖畦、灌卤、晒盐。

至今，齐国在寿光沿海一带熬盐、晒盐的遗址还存在多处。

如2009年1月中国新闻网报道，在寿光双王城一带，发现“殷商制盐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有古遗址83处。

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

当姜太公听说鲁国因远离海边盐的价格很高时，就指使盐务司立刻组织车队去那里贩盐，还派钦差大臣将自己的一封亲笔信送于鲁国国君伯禽，柬议鲁国与齐国建立一种长久的供求关系。

在发展渔业方面，姜太公看到营丘河的渔船既小又破，就“乘兴
连画三张纸舟图，并召二子共议，说道：‘这第一张舟图，画的是东海渔舟，体型长大，我东昌乡人捕鱼海上，即用此舟。

这第二张图，画的是殷王彩舟，体态轻小。

泛舟酒池，何用巨舫？这第三张图是我自创，取渔舟之长，彩舟之轻，行于河上，宜撒网扑鱼，也宜运载过往行人。

你兄弟二人以为如何？’二子近前观图，交口称赞”（摘自焦安南、李建义《姜太公传》）。

为了鼓励百姓种桑，据说姜太公及他的后代至少采取了五方面的措施，一是规定凡新开垦的荒地，都作为私田，不缴纳贡税。

二是官府要求百姓住宅周围，只准种植桑树，供妇女采桑养蚕。

三是百姓当中有熟悉桑蚕技术、能为桑蚕看病的人，官府要采纳他们的意见，给予免除服兵役的优待。

四是官职为士大夫以上的，一律建造自己的家庭桑园，并要有一个夫人专门管理桑园。

五是对植桑缺钱的农户，“春天给予贷款，以补桑农资金之不足，秋后只需以增帛抵偿即可”（摘自《姜太公传》）。

据说，姜太公为发展农桑有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除了亲自制定政策外，还特别关爱懂得植桑养蚕技术的人。

一天，他与儿子姜骆出门来到南山的一个桑园，看到一个叫文姜的姑娘正在采摘桑叶，就凑到跟前与她攀谈起来。

从话语中，姜太公知道姑娘极懂养蚕学问，就想招她为儿媳。

大臣姜贤认为，这个姑娘虽然是个“人才”，长得也很俊秀，可她也姓姜，如果结为连理，有违同姓不婚的周礼。

于是，他就极力劝阻。

姜太公听了，不为所动，断然说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个姑娘我要定了！”于是，文姜便与姜骆成婚，婚后又掌管起了家庭桑园，还为姜太公谋划了一些发展“女工”的大事。

尽管这个故事不会很真，但我们从中也会看到姜太公致力于发展齐国纺织业的蛛丝马迹。

第四，运作“九府圜(同圆)法”之法。

姜太公在辅佐周朝时，已经认识到货币在流通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为周国制定了“九府圜法”，当他来到营丘建国后，又把“九府圜法”搬了来套用。

所谓“九府圜法”，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硬性规定了货币交换的某些法则，确立金、钱、布、帛作为货物交易的媒介，统一规定：黄金，一寸见方的重量为一斤。

钱币，为圆形，中间有方孔，轻重以铢为计量单位。

布，宽2尺2寸为幅面，长4丈为1匹。

货币最贵的是金，最方便的是刀（即刀币，如齐刀币）。

用泉（即钱）来流通，用布来分配，用帛来储存。

二是建立一套财政管理与货物流通的部门和岗位，规定太府、王府、内府、外府、全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九个专职，分别掌管国家钱币的铸造、储存、支出与更新，负责国内外货物的贸易和交换，并调剂农工商“三宝”产品生产的数量和比重，切实保障齐国财货入出的基本合理和正常流通。

除了这些基本内容，姜太公还赋予“九府圜法”一些其它内容。

他强调：官府为了能有效地调控经济，必须有充足的储备，“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读qiang）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

（《六韬·九府圜法篇第四》。

即:一个拥有万户的城邑，一定要有万钟（钟是古代度量单位，齐国以640升为一钟）粮食储备，有千万贯钱的储藏。

一个拥有千户的城邑，一定要有千钟粮食的储备，有百万贯钱的储藏。

姜太公还强调根据季节组织生产，并以此抵制商人哄抬物价，要“春以奉耕，夏以夏耕；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汕焉。

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六韬·九府圜法篇第四》）”。

即:春季要用这些储备保证百姓耕地，夏季要用这些储备保证百姓耘草，老百姓在生产中所需要的器械、种子、粮饷，一定要有保障。

如此，则那些大商人才无法囤积居奇和巧取豪夺。

应当说，九府圜法是姜太公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补充，因为有了“九府圜法”，就顺利实现了商品交换，保障了农工商及内外贸易的有效运转，以及做到了用货币的形式储存国家财富。

他们的这些做法，对于我们建立健全今天的商品流通领域的新秩序，进一步完善现行的财政领导体制，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科学和稳定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必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实践。

姜太公上述经济思想的确立，极大地统领和推动了齐国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

不论姜太公初创齐国时期，也不论他身后的“五世六祖”继续在昌乐营丘执政的年代，还是国都定位于临淄以后的岁月，齐国与周围邻国相比，发展速度都是最快的，经济实力都是最强的，呈现出农工商各业齐头并进，国库不断充实，百姓安居乐业的一种态势。

具体表现在：
一是齐国成为东方最大的鱼盐集散地。

除了姜太公外，齐国的其他国君也都重视发展渔盐生产，特别是对海盐生产投入巨大，常年有几百名官员统领四五千平民、奴隶，在北部沿海一带熬盐晒盐。

到齐国中期，齐国实行了“官山海”政策，对海盐实行专营，控制销售价格，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调节上市数量，有时人为地造成海盐外贸市场的供需紧张，待盐价猛涨后再向各国倾销，从中牟取丰厚的利润。

齐国的海盐源源不断地销往周边十几个国家，前来齐国买盐的车队、马队，络绎不绝，有时一日达600余乘（匹）。

有人说，齐国做买卖赚的钱，有三分之一来源于海盐。

还有资料介绍说，齐国的海盐集散地在营丘和后来的临淄，为此这两个都市格外的繁华、鼎盛。

有人描绘临淄说：“城中7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也。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趾高气扬。

”至于昌乐的营丘是个什么样子，虽然没有具体说明，我想也会如此吧。

二是齐国成了东方两条“丝绸之路”的发源地。

有资料记载，齐国的纺织产品异常精美，其中“纨素”、“轻绡”、“绮绣”、“冰纨”、“方空毂”、“吹絮纶”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水平，且产出数量很大，一方面在国内各诸侯国热销，“冠带衣履天下”，另一方面，海外各国前来购买者众，逐渐形成了两条“丝绸之路”。

一条是经营丘、临淄等地，到芝罘、蓬莱、海阳、崂山（青岛）、琅琊（胶南县）、斥山（石岛），然后北渡长山列岛至大连，再转向东南，到朝鲜、日本。

一条是经营丘、临淄等地，到定陶、济渎、洛阳、函谷关，再到长安，然后从长安转上丝绸之路。

据考证，东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齐地商民或移民自发开辟形成的，发展于秦汉，盛行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是中、朝、日人民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

西部这条陆上丝绸之路，实质上是古代中华大“丝绸之路”起点的变更与延伸，由于齐国纺织业空前发达，便成为整个丝绸之路的最东端。

三是“八个中心”个个兴旺发达。

由于坚持农工商并重，齐国经济不仅农业大多数年份获得好的收成，工业和商业也协调、健康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手工业为主体的“八个中心”。

这“八个中心”是：冶金（主要是炼铜、炼铁）、纺织、制车、兵器、制陶、铸镜、铸币、漆器。

下面仅就冶金和制车作一简介。

在冶金方面，齐地是我国最早开始铸铜的地区之一，早在东夷时期，“铜头铁额”的蚩尤就已经掌握了炼铜技术，到了西周初期，齐国继承这一传统又有了很大发展。

从齐地发掘的情况看，齐国冶炼出的黄铜比欧洲最早出现的黄铜要早2000多年。

齐地早期制成的一个大铜盂，重达71斤，是山东之地最大的青铜器。

齐国是先秦诸国中最早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国家，传说是东夷人最早发明了人工制铁，齐国人最早制作出了铁器，并应用到战争和农事。

《管子·海王篇》说，春秋晚期，“齐国耕者，必有一耒（lei,古代的犁）、一耜（si,古代的锹）、一铫（tiao,古代的锅）”，足以证明那时铁制农具在齐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在制车方面，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车辆的数量和质量在先秦诸国中都遥遥领先。

与之相适应，齐国的制车业也是中原各国中技术水平最高、产量最大的。

如1990年全国十大发现之一的临淄后李殉马坑即是如此。

其中的一号坑全长32米，宽5米，殉车10辆，马32匹。

从外形看，车马配套，摆放整齐。

车辆木头虽然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

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每车2匹。

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皆精美异常。

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判断，当为齐国早期殉葬，乃国王或者贵族之殉葬坑，其规模之大、时代之早、配套之齐全、马饰之精美，乃国内之罕见。

总之，齐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国家，这个国家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除了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重要因素外，一个关键点是产生了姜太公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而且这种经济思想又长期地起了主导作用。

今天，我们学习和继承姜太公与齐文化的优秀元素，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就是要研究和借鉴他们在遥远的古代，是怎样地在创造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一段灿烂的物质文明，进一步推动昌乐的发展。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3000年前姜太公的经济思想，不但没有失传，而且不断发扬光大。

近几年，昌乐人民在县委和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把振兴昌乐经济作为富民足民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来抓，提出了三个“一二三四”的战略举措，拼搏进取，敢为人先，三年迈出了三大步，各项事业都走在了全市的前头，被称为独特的“昌乐速度”和“昌乐现象”。

如果仔细分析这种巨变，我们就会发现，姜太公的农工商“三宝”与今天昌乐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化”，齐国的“冠带衣履天下”与今天的昌乐珠宝“买全球卖全球”，齐国乃古代两条“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与今天昌乐被国家命名为蓝宝石、西瓜两大“生产基地”，姜太公称齐“五个月就向周朝报平安”与昌乐被评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古代营丘“人民多归齐”与昌乐成为“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齐国“海岱之间裣衽而往朝”与昌乐评为“山东省最佳投资城市”，两者之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并有新的发展，无不反映出昌乐领导者和建设者的高超智慧，也无不折射出齐文化特别是姜太公经济思想的光辉。

昌乐正在踩着姜太公的足迹前进，并将昌乐的多项文明建设推到了新的境地。

如果姜太公的魂灵还在，如果姜太公再一次俯视古营丘今昌乐的大地，必然会发出惊天长叹：吾的确不如营丘子孙矣！（注：2010年5月14日，姜太公的始封地——古营丘今昌乐，在温泉大酒店召开了“姜太公文化与齐文化研讨会”，全国著名学者、齐文化研究专家王树明、孟祥才等人与昌乐部分学者作了重点发言。

昌乐县几大班子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齐文化研究会成员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