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译注--三、《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译注-- 三、《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文心雕龙译注-- 三、《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按照《序志》所提示,可分为三大部分:一就是《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二就是《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三就是《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

这只就是刘勰对全书主要轮廓的说明,其具体安排还有以下情况:第一、二部分之交的《辨骚》,既有列入“枢纽”的必要,又与《明诗》以下“论文叙笔”各篇有相同的性质。

“论文叙笔”的二十篇(加《辨骚》为二十一篇),:由《辨骚》一般称为“文体论”,其中又分“文”与“笔”两个部分《史传》至《书记》的十篇为“叙到《哀弔》的九篇属“论文”,由笔”,间于这两类之中的《杂文》与《谐隐》两篇,则兼属“文”、“笔”两类。

“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又可分为创作论与批评论两个部分:《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就是创作论,《才略》、《知音》、《程器》三篇为批评论。

创作论与批评论之间的《时序》、《物色》两篇,也兼有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性质。

最后一篇《序志》就是全书序言。

根据《文心雕龙》的这种结构体系,下面拟从“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创作论、批评论四个方面分别介绍。

首先讲“文之枢纽”,重点探讨《文心雕龙》全书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枢纽”不等于总论,这就是首先要明确的。

关于《辨骚》篇属上属下的长期争论,主要就就是混淆了“枢纽”与总论的性质。

所谓总论,应该就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或者就是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

从这个理解来瞧,不仅《辨骚》,《正纬》也同样不具备总论的性质。

所谓“枢纽”,也就是关系全书的关键问题,不首先解决,就将影响与不利下面的论述。

如《正纬》,因为儒家经典在东汉时期被纬书搅混了,不首先“正纬”,就会影响到在全书中贯彻“宗经”的基本观点。

所以,“正纬”不过就是为“宗经”扫清道路,并未提出什么总论性的论点。

《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

刘勰之所以把《辨骚》篇列为“文之枢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就是很大的;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就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就是说,刘勰就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

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就是为后半部打基础。

这样,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性质。

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

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论文叙笔”部分的重视。

二、《楚辞》就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即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并且《楚辞》又就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也就就是说,《楚辞》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

由此可见,《正纬》与《辨骚》虽列入“文之枢纽”,但并不就是《文心雕龙》的总论。

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

其中《征圣》与《宗经》,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就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

因此,刘勰的总论,只提出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

“原道”的基本观点,上面已经谈到了。

这里要进一步研究的就是: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与“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

”73这个意见就是不错的,论者正瞧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

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就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

她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瞧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

她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

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完成教化作用。

圣人的著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她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

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这就就是“自然之道”与圣人的关系。

对“道”与“圣”的关系,上述理解就是“自然之道”与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

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就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道)。

”74“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

)创《佛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玄圣”(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就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

其说主要根据有三: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就是《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指“佛”;二、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就是佛徒,不能不也就是指佛75。

这些理由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

宗、孙之文,“玄圣”指“佛”就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都圣”也指“佛”。

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

仅以刘勰一家来瞧:《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就是佛而就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就是“佛”？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

同一人,同一篇的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与词汇。

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庄子·天道》与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

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就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就是“泛指”,怎么不确呢？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就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

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76;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

《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这都就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故曰玄圣。

’”77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就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就是无法解为不“御,何承天则就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世”的“佛”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

她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就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勿劳旁搜博证。

要求“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幽赞神明,《易象》惟先。

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这四句不正就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不？“风姓”即伏牺。

相传伏牺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就是伏牺的“画其始”了。

所以,“玄圣创典”不就是佛主创典,而就是伏牺创典。

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就是,就不就是儒家之圣与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佛家之道的关系了。

(二)至于“原道”与“宗经”两种基本观点的关系,这还须首先弄清“征圣”、“宗经”的观点之后才能说明。

《征圣》主要讲征验圣人之文,值得后人学习,即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宗经》则强调儒家经典的伟大,就是“文章,建言修辞,必须宗经。

其中许多对儒奥府”、“群言之祖”,因此家著作的吹捧,大都就是言过其实的,什么“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完全就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儒家经书就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等等,除《诗经》中的部分优秀作品外,大多数儒经都就是不堪其誉的。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通变》意到,刘勰为什么要强调“征圣”、“宗经”,她的用意何在。

中说:“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这个用意,《宗经》中也明确讲到了:“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就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

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就就是针对楚汉以后日益艳侈的文风,而大从这喊大叫“征圣”、“宗经”,企图以此达于“正末归本”的目的。

一方面来瞧,“征圣”、“宗经”的观点虽有它的局限,但也就是未可厚非的。

刘勰从文学要有益于封建治道的思想出发,企图使文学作品对端正君臣之道以及在整个军国大事中发挥作用,在当时就必然要反对“离本弥甚”的浮华文风,而强调“正末归本”。

“离本”的原因就是“去圣久远”,文学创作“鲜克宗经”,则“归对于挽救当时“讹滥”本”的途径,她认为就就是“征圣”、“宗经”。

的创作倾向,刘勰从当时的思想武库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也就只有儒家经典了。

佛道思想在齐梁时期无论怎样盛行,它既没有提出文学创作方面的什么理论主张,也没有儒家思想那种“根柢槃深,枝叶峻茂”的雄厚基础,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只有儒家思想,才过问世俗,才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只有儒家经典,才更有利于为封建治道服务。

正如前引孙绰所说:“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

”范泰与谢灵运也有这种说法:“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78佛经就是用“普度众生”、解救人类灵魂之类为“指南”来动人的,至于“济俗为治”,处理世俗政教,怎样统治人民,一般佛徒就无意过问,而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儒家的事了。

这也说明,《征圣》、《宗经》中虽然极力吹捧儒经,对于笃信佛学的刘勰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