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

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赡养老年人已成为国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百行孝为先"等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映。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老年的父母，否则，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这就是费孝通教授1983年提出的中国养老的"反馈模式"。这种以孝文化为传统的赡养方式，两千多年来一直由家庭单位直接承担，早已根深蒂固于国人的思维之中。
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文明伴随的也是五千年的孝文化，而孝文化可能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也可以使一本本厚重的大书。如何传承这种文化也是我们当代人在当代这种特殊年代的生活方式下所要考虑的。
政府政策不均衡，资金投入较大，资产不能抵押，没有形成产业化链条，人们的固有观念落后，社会养老机构硬件、环境、交通不太方便，从业人员不多，虽然这是一个朝阳产业，但现阶段还处于一个市场培育期，现阶段起步太难。只有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社会教育引导等方式使更多的人关心、关注养老事业，使更多有爱心的人从事养老事业当中来。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
他们在制定赡养法律时，强化了家庭成员的赡养责任
从本质上说，养老问题就是要解决老年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对于这个本质，要注意把握两点：一是不能将养老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问题是要解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养老问题是要解决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它为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不等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除了需要解决物质需要外，还需要解决文化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多方面的需要。在我国步入小康社会已经基本解决物质需要的大背景下，其他非物质方面的需要已经成为养老问题的主要矛盾。解决非物质方面的需要不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意味着，解决养老问题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将养老问题推向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市场、产业化在养老问题中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二是不能将养老问题归结为社会问题，完全依靠社会解决问题。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每一个老年人都是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体。将养老问题归结为社会问题，依靠创办各类养老机构解决养老问题，其实质在于抹杀老年人的个性，而只突出老年人的共性。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养老机构有１０００个老年人，这１０００个老年人的饮食、健康、兴趣、爱好、性格、习惯各异，现在，却要由一个单一的养老机构一年３６５天、一天２４个小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向这１０００个老年人提供大致相同的服务，这注定其是无法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的。因此，不管社会的力量如何强大，提供的服务多么周到，其在养老问题上也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指导家庭养老。对政府来说，家庭养老并不等于政府与社会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具体来说有：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提供专业指导，包括老人照顾、医疗保健、心理辅导等；提供专业化的老人照顾服务，包括义务服务和有偿服务。
州市社科院于1999年与广州市民政局合作，对广州市老人进行了实地调查，分别对在家庭养老的老人及其家属调查问卷600余份。对问卷中“就您目前的情况来说，您认为住在家里好还是去老人院好？”有524位老人认为“住在家里好”，占有效样本总数的89.6%；有61位老人认为“到老人院为好”，占有效样本总数的10.4%。
正是由于养老问题的本质是老年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因此，要解决养老问题，治本之策在于家庭养老。家庭作为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单位，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要，能够将老年人的个性和共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通过制度激励和约束，使年轻人赡养父母不仅是义务，更能享受相应的权利；大力提倡孝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然，在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同时，可以适度推进养老社会化和产业化
陈瑛认为，近年来，我国道德观念是有变化的，但总的来说，这种观念没有根本的改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少人离开故土来到异乡打工，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德观念会有一些改变。但慈、孝仍然是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世世代代发展下去的关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徐勤是我国最早从事老龄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她说，今天的家庭养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商品经济带来了经济崇拜，扼杀了部分慈孝文化。一对夫妇，赡养4个老人，抚养1个孩子，将越来越普遍。社会养老事业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养老机构的建设、社区社会服务、敬老爱老氛围的建设等。但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离不开子女，社会养老代替不了家庭养老。老人其实最看重精神慰藉。儿女经常问候父母，常回家看看，日常生活伸一把手，生病时多探视，闲暇时多聊天，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家庭功能的弱化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可能会有更多的老人选择院舍养老，但从目前的调查情况看，在我国这种趋势尚未产生，家庭养老方式仍是老人及照顾者的首选。即使将来发生从家庭养老向院舍养老的变化，其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尚有待评估。实际上，目前一些福利国家的养老模式正经历由院舍养老向家庭养老的回归过程，因为院舍养老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各方面需求，特别是情感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
用现代社会保障的观点来看，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花费，可以被看成是正值劳动年龄的父母为将来养老而缴纳的保障基金。这笔基金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缴纳和积累，在子女的逐步成长中得以保值和增值。当父母老年丧生劳动能力时，当子女成年进入劳动年龄时，原先所缴纳的养老保障金就开始给付了，直至父母去世
在追求现代生活方式过程中，产生了对小家庭的偏好和对大家庭的淡漠，他们转变了养老观念，开始走出"养儿防老"的圈子，加之受效益主义、拜金主义、个体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的家庭责任观念、家庭义务观念等都在不断更新、蜕变，有些人拒绝承担赡养老年人的义务，甚至虐待、遗弃老年人。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老年人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均处于较低的地位，再加上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等因素的影响，渐渐地，几世同堂的家庭就少了其应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当代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家庭养老定义 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在经济供养上，家庭养老是代际之间的经济转移，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自然完成保障过程。父母养育儿女，儿女赡养父母，这种下一代对上一代予以反馈的模式在每两代之间的取予是是互惠均衡的，在家庭单位内形成一个天然的养老基金的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过程。因此，从实质上来说，家庭养老是指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和养老制度。
韩国强调儒家文化价值观，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养老政策 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国民的自立。
对于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一般都以家庭和亲戚的护理为前提，公共福利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仅是补充
新加坡政府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认为"孝道"是伦理道德的起点庭养老的重要性，对家庭养老给予政策支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
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地区，特别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已形成一系列较成熟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英、美等西方国家也逐步认识到家庭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专项立法、舆论引导、服务提供等多方面加强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