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里科夫形象分析

别⾥科夫形象分析
⼀、⽣存状态的绝望化
俄罗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说过：“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

契诃夫在⾃⼰差不多25年的⽂学⽣涯中百折不挠、乏味单调地仅仅作了⼀件事：那就是不惜⽤任何⽅式去扼杀⼈类的希望。

”①舍斯托夫从宗教⽂化意义的⾓度来认定契诃夫创作的价值，我们倒不见得认同，但是，它确实敏锐地发现了契诃夫笔下众多⼈物形象所具有的毫⽆希望、⽆所作为的⽣存状态。

这些⽂学形象中，别⾥科夫尤其显得阴郁衰颓、萎靡绝望。

别⾥科夫的⼝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来”，他⾃始⾄终处在⼀种永恒的⽆法摆脱、拂之不去的焦虑状态，“现实⽣活刺激他，惊吓他，⽼是闹得他六神⽆主”，“通宵做恶梦”。

萦绕在这个侏儒化了的⼩⼈物⼼头的始终是浓重的让⼈喘不过⽓来的恐怖。

就连通常意义上⼈们对爱情婚姻⽣活的美好诉求，在他这⾥也变成了深重的忧患，“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样的影响”，“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世界上赖以⽣存下去的对未来的理想和憧憬都已荡然⽆存，婚姻不再是甜蜜的美好的，⽽是被涂抹了⼀层令⼈窒息、难以忍受的灰暗⾊彩。

漫画事件之后，“他⽼是⼼神不定的搓⼿，打哆嗦”，喋喋不休的说“我⼼⾥沉重得很”，这就预⽰着和华连卡马马虎虎结婚的希望也要落空了。

后来，看见华连卡骑⾃⾏车，他竟然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会让别⼈背地⾥耻笑，会“闹出什么乱⼦”。

契诃夫作为了不起的叙述者，在故事按照⾃⾝内在逻辑发展的同时，借中学教师布尔⾦之⼝对事件的价值指向做出了卓有成效的⼲预，从作家的⾃我意识出发，从⾃⼰对时代特征的敏锐理解出发，揭⽰了⼗九世纪后期沙皇专制制度下俄罗斯⼈的颓废绝望⼼理，指出⼈们看不到丝毫亮光，彻底丧失希望的存在境遇。

⼈物形象的苍冷阴郁是令⼈⽑⾻悚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别⾥科夫作为⼀个⽂学符号具有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喻指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的⽣存困境。

⼆、屈从权⼒的受虐性
在《逃避⾃由》⼀书中，西⽅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对⼈的异化的⼼理机制进⾏过深⼊阐释，指出⼈在⼀定的⽣存境遇中有可能产⽣逃避⾃由的⼼理冲动，也就是“想要放弃个⼈独⽴的冲动”，⽽逃避⾃由的基本途径是与某种权威或组织机构认同。

其极端的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的受虐倾向。

②在别⾥科夫⾝上，我们也看到了现代⼈的这种⼼理机制。

沙皇专制的政治统治表现为以束缚⼈性、扼杀⼈性为特征的异化机制，通过权⼒话语实现对⼈的规训和控制。

契诃夫批判这种使⼈异化的体制的视⾓⼗分重要，他把关注的焦点指向这种体制下⼈所呈现出来的⼼理畸变和⼼理扭曲。

在这篇⼩说中全⾯呈⽰了别⾥科夫⽢愿放弃⾃⼰的独⽴⾃由的⼼理倾向。

这个被挤压⽽变形的⼈物，失缺了⼈的超越性和反抗性，⽽情愿委诸权⼒。

“别⾥科夫把⾃⼰的思想也极⼒装在套⼦⾥。

只有政府的告⽰和报纸上的⽂章，其中写着禁⽌什么事情，他才觉得⼀清⼆楚。

看到有个告⽰禁⽌中学⽣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篇⽂章要求禁⽌性-爱，他就觉得⼜清楚⼜明⽩：这种事是禁⽌的，这就⾏了。

”甚⾄得到批准或允许的事情，他⽼觉得包含着可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没有说透的成分，他就摇头叹息，⽣怕闹出什么乱⼦来。

在这⾥，契诃夫⽤漫画式的⼿法，描绘出了⼀个内⼼卑微、情愿匍匐在权⼒⾯前俯⾸帖⽿的受虐狂形象。

他轻视⾃⼰，⾃觉⽆能、⽆意义，急切地需要和离不开权⼒，接受权⼒的虐-待，同时疯狂的进⾏⾃虐。

他千⽅百计把⾃⼰及所有的物品装在套⼦⾥，“即使在最晴朗的天⽓出门上街，也穿上靴，带着⾬伞，⽽且⼀定穿着暖和的棉⼤⾐”，“⽼是把脸藏在竖起的⾐领⾥⾯”，等等，⼈的本能的'健康⽣活的巨⼤愉悦和快乐消解为⽆，这种⾃虐带有强烈的病态倾向，别⾥科夫就这样⾃愿经受压抑，把压抑视作⾃⼰正常的⽣活，他正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中所描述的失去超越维度的“单⾯⼈”。

个⼈的病态折射出的是时代的、社会的病态，也折射出了权⼒体制的虐-待倾向，虐-待狂的真实⼒量正是来⾃于受虐狂。

三、社会价值的破坏性
契诃夫惊⼈地发现了⽆可拯救、⾃⽢沉沦的别⾥科夫⾝上所具有的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攻击和破坏。

⾯对⼩⼈物别⾥科夫的⽣存境况，作家没有简单地去表达对其遭遇的同情，⽽是深⼊揭⽰别⾥科夫内⼼的⿊暗以及这种⿊暗对周围⼈产⽣的负⾯影响，使得整个社会陷⼊病态和荒诞，显得阴暗、沉闷、受虐、压抑。

“整个学校”、“我们全城”这个象征意义上的世界⾥，⼀⽅⾯别⾥科夫本⼈在权⼒的重压下变形，另⼀⽅⾯⼜在整个社会⽹络中发挥着权⼒的挤压作⽤，“把整个中学辖制了⾜⾜⼗五年”，他的⿊暗，⽆孔不⼊的向周围世界弥散开来，主⼈公⽣活于其间的世界，同样染上了⼀层别⾥科夫体验着的病态情绪。

“我们这⼉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

有他在，教⼠们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

在别⾥科夫这类⼈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年到⼗五年，我们全城的⼈变得什么都怕。

他们不敢⼤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不敢叫⼈念书写字……”这样的世界图景是可怕的，绝望化的⽣存状态、受虐性的⼈格特点，并不仅仅属于别⾥科夫⼀个⼈，⼩说中所有的⼈都被它深深折磨着。

我不认同⼩说中有着新旧两种⼒量对⽐的说法，“整个中学”，“我们全城”这个荒诞世界⾥，没有什么⾼尔基所讴歌的“海燕”，到处存在着的都是海德格尔所称的⽆主体的“常⼈”，都是异化了的“⾮⼈”。

理解⼩说中其他⼈物，同样不能脱离作家借布尔⾦之⼝的意义⼲预，这样的⼲预随处可见，⽐如写到校长太太、学监太太撮合别⾥科夫和华连卡的婚事时，作家通过布尔⾦感慨说“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仿佛忽然发现了⽣活⽬标似的”，很明显，这些⼈⽣活的⽬标同样丧失了，⼈的主体性同样消解了，昭⽰出来的同样是萎缩性⼈格。

即便是传统阐释中相对亮丽的华连卡和科⽡连科，依旧逃脱不了⿊暗的⽣命形态。

华连卡⾯对⾃⼰的婚事居然是这样的态度：“现在已经没有⼯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结婚都⾏，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

”“附带还要说⼀句：我们的⼩姐们⼤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

”华连卡的婚姻观同别⾥科夫对婚后⽣活的理解⼀样，都是卑俗的、猥琐的，都是不抱任何指望的，不能根据她接受骑⾃⾏车的出⾏⽅式就过分拔⾼这⼀形象，她随时发出来的哈哈⼤笑声，同她的⽣活⼀样，显得空洞⽽缺乏意义。

再说科⽡连科，“⼀只⼿拿着⼀捆书”，但他“绝没看过”。

校长太太向他暗⽰他姐姐的婚事，他嘟哝道：“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蛇结婚也由她。

”他的空疏，他的冷漠，显⽰出的仍然是他的⽣命的⽆⽅向感和⽆意义感。

总之，⼩说全⾯展⽰了别⾥科夫情绪与周围社会、氛围形象相互叠印的令⼈⽑⾻悚然的图景，作家思考了社会受⼩⼈物破坏⽽变得紊乱的命题，这可能正是契诃夫忧愤的宽⼴和深⼊。

要强调的是，契诃夫在作品中展⽰了荒诞，但并未停留在对⼈的这种异化状态的⽆可奈何的认可，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对困境的抗争和⾃由，他⼀⽅⾯忧虑着这种装在套⼦⾥的⼈“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另⼀⽅⾯振聋发聩的喊出：“不成，不能再照这样⽣活下去了！”应当说，契诃夫的“灰⾊”是具有激励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