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心灵回归、文化导航

当焦虑与浮躁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文化的自觉与伦理的操守就显得重要而迫切，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既能捍卫、滋养我们的心灵，又能够融合、引导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涉及文化张力与现代性的问题，也是我们此次对话的背景。

时代呼唤心灵的回归——学诚大师与北大学者论当下的文化需求和发展导向时间：8月14日下午5点地点：北京龙泉寺对话人物：学诚：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龙泉寺方丈阎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一、文化认知与审视阎雨：今日得见学诚大和尚，讨论文化融合与创新，可谓机缘殊胜。

浮躁和焦虑可以说是当今社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状态，不仅存在于草根阶层，即便是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同样面临着焦虑和浮躁。

针对这种普遍的现象，新华社对我做过采访并以专题文章的形式发表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引发了一个社会思考：为什么社会经济增长了，民众幸福指数反倒下降了。

呈现出“有增长无发展”、“富足而不幸福”的现象,面临着“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社会囧象。

学诚大和尚：这跟文化有关系。

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当时人们对于西方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方面，诸如科技、法制、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存在两种态度。

有的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这些东西的吸收，有的人则认为“不是这么一回事”，于是演变成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一场大讨论。

那时，我们是被迫面对西方文化，战争与国际形势的动荡都制约和影响到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准确理解与正常交流；至1978年改革开放，当时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主动和开放的，许多人去西方留学并主动引入西方文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对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逐渐有了深入的认识。

一百多年来的变迁，使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思考。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精神信仰等方面，与经济的发展仍然不能协调同步。

阎雨：我们的文化发展到现在，是要做出一个方向性选择的问题。

学诚大和尚：对。

阎雨：因为我们从自18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国人的五千年文明的自信心突然之间被湮灭了。

大家都在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

洋务运动时期开明人士认为我们“船不坚炮不利”，所以中国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但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国运，痛定思痛，却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文化使然。

当时很多大哲大师，包括鲁迅先生、胡适先生，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中国的落后，根在文化。

鲁迅先生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不兴”这样很偏激的言辞。

可见，当时由于爱国心切所导致的浮躁心态，认为“中华文化是腐朽的文化，是没落的文化”。

学诚大和尚：我刚才谈到的，最主要的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科技，第二条就是法制。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西方法制精神的建立和科技的发展，这是过去我们否定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原因。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阎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崛起，民族自信心提升。

一些学者将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归结为文化因素，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甚至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好的，西方的文化是没落的文化”“当前的美国属于小人得志”。

但实际上，我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文化观点并不赞同。

学诚大和尚：反过来说，我们划分“东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这样做是否科学，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阎雨：历史表明，不管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体系。

这两个文明的体系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西方的研究是形而下的，是线性思维；而中国的思考是形而上的，非线性的，是超逻辑的。

学诚大和尚：我们是形象思维、跨越式思维，讲究顿悟。

阎雨：我们的思维一开始就是与天人对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一开篇就提出本体论。

学诚大和尚：《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跟天道有关系。

《中庸》也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因此，世间上的一切规律，都离不开天道。

阎雨：包括我们的《易经》，《易经》是群经之首，它其实是个“生生不息”宇宙模型，诠释的是知行体用“天道”。

学诚大和尚：在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伦理的论述，例如在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等的仁、爱、忠、孝、礼、义之道。

伦理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感情——所谓“合情合理”，它很难用法律来规范的，但中国人很讲究这些。

如果我们在传统文化方面有所继承和发扬，那么也能够促进和辅助整个国家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阎雨：正如大师所言，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文化，中国五千年之所以能够领先于世界，其中不能忽视伦理的作用，在中国伦理价值体系中情、理、法具足。

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只是一个堡垒的作用，只有问题到最后无法处理了才会考虑运用法律，因为诉讼的成本高，效率却低，法律只是一个最后的边界。

我们更多强调的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学诚大和尚：你看西方遍地都是律师，所有东西都要签协议，打官司要请律师，这个成本也很高。

阎雨：法律成本是很高的，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安排。

学诚大和尚：同时也因为人们对法律的滥用，使得社会行为未必符合伦理要求。

曾经有一个案例，一个美国人杀了人，他的律师用各种手段遮掩和扭曲，为他作种种辩护，最后竟无罪释放。

这种现象说明，可以通过操弄法律以符合它所服务的人的利益，但未必能够符合客观事实。

阎雨：社会的平衡与发展应当有两个出发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法律就属于工具理性。

我们总是过于相信法律，但实际上，法律的理性是有限的，当然如果我们完全依靠道德自律，也会面临有时候的价值理性不足的问题。

所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当是互为补充。

三、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学诚大和尚：现在人为什么那么浮躁？这些年来每年GDP增长都超过8﹪，经济的高速运转把人搞得天天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身心不能安顿，势必就会引生浮躁，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所以社会不能一直“动”下去，应该有动有静、动静结合。

如果说科学是一种动态的促进因素，那么宗教就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因素。

实际上，广义的宗教应包括传统文化。

什么是动静相结合？就是科学与宗教相结合的状态。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把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结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也同样面对如何把儒释道的精神和现代科技的精神相结合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好，我们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

阎雨：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与其现代性融合问题。

在研究中尝试性提出C模式，解决了西方管理体系这种形而下的工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西方管理体系是技术层面的理性，是实践的层次，而中国的儒释道是道德层面的理性，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智慧。

回顾中国文化，国人的自信是有道理的。

学诚大和尚：西方文化比较注重的是“器”的范畴。

人生有四个层次：第一，人生下来要考虑怎么活下来——生存；第二，他怎样生活得好、要有追求的目标——生活；再往上，就会思索生命有什么价值，这就触及到人的生命的意义——生命；再往上提升，就触及到生死问题。

现在温饱解决了，生活富裕了，接着涉及到的就是人的生命和生死的问题。

而世间的学问不能满足生命深层次上的精神需求，这样人们势必投向宗教。

如果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会越来越躁动。

各种世间学问大多是鼓励人去竞争，都要让人动起来。

而宗教不同，它让人静下来，不要向外追逐，要放下、看破、自在。

我主张：“看破不说破，放下不放弃，自在不自我。

”阎雨：在西方，很推崇马斯洛，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求理论，认为最高价值是实现自我实现。

而大师所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人的生命，对于生死的追问，远远高于个人价值的实现。

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只有对于“生”与“死”的参悟透了才能主张在有限生命中个人价值的实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家讲究入世，“不知生焉知死”，只讲究在生的时候如何超凡入圣，但没有解决死的问题，这一点也是中国缺少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

学诚大和尚：人的生命的本质是对终极意义的追索，一追求生命问题就会追索到终极的意义。

马斯洛所提的是人的阶段性的生命意义，还不是终极意义。

人一旦追究终极意义，必然追究到宗教里头。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家、当牧师，原因就在于此。

西方的价值观用佛家话讲都是“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怎么能够满足内心的需求？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国际社会普遍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主导，在心外追求物质发展，所以造成了对整个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巨大的破坏和创伤，引发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和灾害，包括国家、地区的局部战争、民族冲突等等。

阎雨：现代的美国基本上属于“心外求法”。

尼采认为“上帝死了”，一切道德价值重估。

美国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不管的事应由他们管。

无论在阿富汗或是伊拉克，美国都不请自来，当然其结果却发现自作多情，美国不能取代上帝。

学诚大和尚：所以，传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时不我待啊。

阎雨：当国学变成谋生的手段，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国学本来是滋润心灵的文化，却把它向下发展以解决个人生存问题，甚至对于传统文化精髓进行误读，把厚黑学、阴谋论等都当成了国学。

以讹传讹，自然就无法圆满，属于国学中的外道，打着红旗反红旗。

结果也只会更可怕。

所以，我们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怎样用一种正信来传播国学文化。

学诚大和尚：这几年我一直在提倡“心文化”理念，内心的“心”。

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东西被物化得太厉害。

阎雨：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正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传统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即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东西方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差异，即文化差异，不能正视和理解文化差异，就导致难以融合，甚至走向极端。

中国儒、墨、道、法等传统文化如何与时俱进形成一种新文化，如何与国际对接，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先进成分作为诠释与注解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另外就是儒家不再唯我独尊，更具有包容性的问题。

学诚大和尚：儒家讲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跟心有关。

儒家后期的宋明理学正是吸收了佛教文化而建立的，更是跟心有关。

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儒释道三家互相融合、互相吸收。

虽然过去三家也有论争，但从发展主流来看，还是互相融合。

比如说，观音菩萨、关公，儒释道三家都供奉。

佛教的经典《般若心经》，道家也念；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的《论语》，佛家也是耳熟能详。

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还是有所不同，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中国的儒释道，符合我们国家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

在当今时代，无论弘扬哪一种单一文化，都不足以全方位面对和回应西方文化。

所以，把儒释道文化，把整个传统文化里面对当今时代社会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是比较重要的。

阎雨：受到大师的启发，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分水岭。

如果一味的坚持儒家文化，会造成文化分裂，甚至是民族问题。

一味的强调国学中的传统，国学会走向一种偏执和极端，甚至会被利用，打着国学的幌子走向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