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悲歌：功在史亡于势

读书文摘题目：大秦悲歌：功在史亡于势作者：王伟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七月下，第10～14页在传统的认识中，人们已经习惯了把秦的二世而亡归结于“暴虐”“苛政”。

然而，一个皇权下的平民社会，怎么会不如奴隶社会“文明”呢？一个黔首可以授爵、布衣可以为官的体制，怎么会不如一个贵族世袭罔替的体制“进步”呢？如果以上都不成立，那又该如何解释秦的短命呢？躲不开的投资过热人类的经济活动，从其外部、以长远的眼光看，是一个总体上不断扩张的过程。

经济总量，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都在不断增大。

从其内部、以短期的眼光看，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一段时间内，这个体系所能得到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将有限的资源相对均匀地分布于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这个循环才能顺利进行下去，而一旦其中的某一环节占用了过多的资源，也就意味着出现了“过热”，那么其他环节此时必然面临着资源不足的问题。

这样一来，经济循环就可能面临“断流”的问题。

自公元前221年正式完成统一后，秦的国家机器并未就此减速，相反却更加“疯狂”地运转起来。

作为这台“机器”的核心部件——秦始皇，按现在的标准看绝对是一个“工作狂”。

《汉书》记载，始皇帝“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史记》中的记载则更加具体，始皇帝每天须批阅的竹简有120多斤（约折合现在的30公斤），按照云梦竹简的样式来推算，这差不多是3万至5万字。

一连串的国家投资项目先后上马，整个华夏大地在当时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

其中，比较著名的国家级工程就有这几项——修长城，可谓秦朝版的NMD系统，《史记》中记载，征发民夫“常在三四十万”。

修驰道、直道，这两个道路工程具体征发人数一时无从考据，但以工程规模看，征调民夫数量绝不会少于建造长城。

建阿房宫，以阿房宫为中心，秦王朝的宫殿群向4个方向铺展开来，东至骊山温泉，西至雍城，北过咸阳原，南至终南山，基本遍布关中核心地区。

秦皇宫和北京故宫不是一个概念，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用的，其实它更接近首都核心圈的意思。

建骊山墓，仅仅一个陪葬坑就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其所动用的人力绝对需要几十万之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修建骊山陵墓征调的是“刑徒”而不是民夫，因为骊山墓是皇帝自己用的，所以不能像国家工程那样随便征召民夫。

此外，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赵佗率军50万南征百越。

为了保障这两支在外征战的大军，对后勤的投入同样是少不了的。

仅为保障南线远征军的后勤给养，秦政府便修建了全长34公里的灵渠。

当这一系列国家工程在短时间内集中上马时，投资过热便随之出现，而如前所说，这就意味着消费及生产两个环节会因此受到挤压。

秦朝时，中国总人口大约在2000万，各项国家投资项目，征发人口总数不下300万，也就是全国15%的人口，更遑论这15%多是青壮年，是农耕时代最优质的资源，生产环节必然要受到影响。

而且，依照《秦律》，徭役和缴税只能是二选一的关系，政府征召民夫就必须对应地减免这一户的税收，因此大工程集中上马，国家财政支出增大的同时，税收却在减少。

在胡亥时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皇帝不惜破坏秦法增大税收，史书记载“收太半之赋”“二十倍于古”。

在中国古代，经济正常运转时税收比例通常是“十之取一”到“三十取一”，随意加重税负，必然又会压缩消费。

胡亥增税之举，直接导致作为帝国运行核心的《秦律》失去权威性。

在秦的体制中，皇帝并非是国家机器的直接操作者，他首要的作用在于维系法律的权威性，如今皇帝自己带头破坏法律，国家体系自然难以维持。

其实，如果我们从万能的“上帝视角”来观察这段历史，这种集中投资又是不可或缺的。

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在当时都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

要压制地方豪强，建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监督，就必须保证交通顺畅，因此必须修驰道；要降低社会成本，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就必须重整全国运河、灌渠；要保证关中核心地带及江淮流域新收之地的安全，就必须拓展战略纵深，因此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长城，建直道也是势在必行……“好大喜功”正是秦的悲壮所在。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随着一系列国家工程的完工，秦为华夏重新铸造了一副大一统的骨骼，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看看欧洲和中东就会发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疆域与政治疆域基本重合的文明。

而这一过程中的最后祭品，恰恰就是秦自己。

正是借助秦朝铸造的这副统一骨骼，才有了后世汉朝延续400多年。

激烈的反复辟斗争投资过热从内部弱化了秦的政权基础，而最终直接导致秦灭亡的，则是当时连续出现的复辟运动。

改朝换代伊始，出现复辟运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还带有“路线斗争”的味道。

六国遗族自然无须多言。

公元前226年，燕国刚刚被灭国，统一战争还在进行时，韩国贵族就在其故都新郑发动过叛乱。

而相对于北方五国来说，江淮流域的楚国故地则显得更加动荡。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则自战国初期开始，韩、魏、赵、燕、齐五国都已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变法，虽不及秦国变法深刻，但大体方向和框架却差不多，贵族在其政治架构中的权重己经被削弱不少，其中不少在前期就已经被边缘化，譬如韩信就是贵族的没落支系。

民间舆论上，因为有本国变法“垫底”，对于《秦律》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而相对于北方地区，楚在春秋战国时代一直是“封建制”最为顽固的邦国，所谓“吴起变法”事实上很可能只维持了几个月而已，譬如在秦末最为活跃的项氏贵族，在楚国时代，他们的封地就一直处于一种“高度自治”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楚地的贵族在自己的封地内往往是树大根深，国家管理根本就无从谈起。

其二，秦的灭国战争，前后只用了15年时间。

大幅扩展的疆域超越了帝国原本的承载力，这一点在疆域辽阔的楚国被灭后，体现得尤为明显。

《秦律》的核心首先在于“治官”，除了对官员的赏罚、考核、行为规范有明确的规定之外，对官吏的甄选、培养、提拔也有着严格的程序，这就保证了秦国官僚体制的总体质量。

《荀子》中对秦国官僚体系的描述是：各级政府部门“百事不留”；部门间“恬然如无洽者”；官员“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但这种人才甄选、培养机制，根本无法跟上疆域扩张的速度。

对基层管理而言，还要面对完全陌生的民风、习俗。

因此，任用部分六国旧官吏，甚至是老世族子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否则就得面临无政府状态。

这样一来，秦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基层政权质量及对咸阳的忠诚度就必然大幅下降。

一方面六国遗族在不断密谋复辟，另一方面秦廷内部也同样存在问题。

早在帝国建立之初，朝堂上就掀起了一场关于郡县制与“封建制”的“路线”大论战。

而从历史角度看，秦廷上层的这一复辟趋势其实是由来己久，在秦王政登基初期，当时的秦国丞相吕不韦就曾企图对始于商鞅的《秦律》进行修改，在法家中央集权的框架下，重新融入部分贵族分封的元素。

为此，吕不韦还曾经推出旨在阐述自己政治观点的《吕氏春秋》，并且以“一字千金”为噱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舆论炒作。

但这一次复辟运动，酿成了秦国上层一次惨烈的政变，最终政变以秦王政一方获胜而告终，秦国路线重新回到了商鞅之法的传统轨道上来。

归根结底，一武一文，两次复辟企图的根源还是在一个“利”字上。

秦制虽然不惜官吝爵，但要到侯爵一级则非常困难，15年的灭国大战，最终获封侯爵的不过28人。

后来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动辄便给手下封侯，出手颇为大方，这自然使得刘邦容易获得精英阶层支持，但是对应的，刘邦这种滥封滥赏，也使得汉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勋贵集团尾大不掉，帝国内耗严重的问题。

此外，秦的爵位无论高低，基本都是虚封，即爵位与官位并不挂钩。

也就是说，国家对于功勋是“赏利不赏权”。

功劳可以换来物质利益和荣誉，但换不来权力，要升官，只能在官员的考核体系下进行。

在秦制下，推举官员是要有连带责任的，推举对了有功，推举错了有罪。

对于秦的精英阶层来说，在秦孝公时代，这种体制给了布衣精英们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

可到了秦始皇时代，布衣精英们早已完成了“脱贫致富”。

这时，秦制对他们而言就太累人了。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秦廷前后两次复辟运动才能成势。

而巧的是，吕不韦和王绾，又都是以丞相的身份向君主发难，所谓丞相，正是百官之首。

公元前216年，咸阳颁布了一道新法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对全国土地状况进行普查、登记。

在农业时代，这其实就是对全民的资产调查。

在商鞅时代，为了压制封建贵族，秦法规定了土地私有化且可以自由买卖。

这其中，私有化是手段，避免土地集中于封建领主之手才是目的。

而到了秦始皇时代，大族富户对一般自耕农的土地兼并已经开始初露端倪。

所谓“使黔首自实田”，便是针对这一趋势所采取的应对手段。

而正是这一法令，引发了秦帝国的第三次复辟浪潮。

当年岁末，秦始皇在兰池再次遭遇行刺，在秦严密的社会管控体制下，对这次刺杀行动的调查竟然一无所获。

3年后，秦廷再次掀起了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大论战。

正是这次论战，彻底激怒了始皇帝，随即重启了焚书令，并且取消了博士官的议事制度。

这次反目，导致了儒家博士淳于越、叔孙通、侯生，甚至文通君孔鲋（孔子九世孙）出走，而同时逃亡的，还有以卢生为代表的大批方士。

逃亡中的这两拨人很自然地和六国遗族搅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内部的路线之争就彻底演化成了敌我矛盾，最终导致了“焚书坑儒”的发生。

秦的反复辟斗争，从朝堂上的论战最终演化为铁血镇压，说明了秦王朝所面临的压力正在极速增大。

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秦政府必须在短时期内集中上马如此多的超级工程。

“法治”变“势治”在秦的国家架构中，用于稳定整个体系的并非是皇帝，而是《秦律》。

皇帝其实是《秦律》的首席捍卫者，至于具体操作，秦的体制其实更接近虚君制——皇帝负责“统”，但不负责“治”。

始皇帝把秦制推到了巅峰，但另一方面，开启秦国法治崩坏的，也正是始皇帝。

法治给社会带来的，无外乎三样东西：明晰、有序、稳定。

至于“公平”，其实不取决于是不是“法治”，而取决于立法正义。

所谓法家，与如今的法律工作者并不是一个概念。

法家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德为果，法做因；以惩恶，来扬善，进而规范社会行为。

在这个大方向下，又可分为三个学派：慎到所主张的势治，即强化君主的权威（势），以势来服天下；申不害主张的术治，即以权谋来控制群臣；商鞅所主张的法治，即将所有的规范准则明确、量化，形成律条，举国一法，唯法是从。

长期以来，在秦国治国思想中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商鞅之法。

而这个局面在秦始皇时代，则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法治的好处在于明晰、有序、稳定。

然而反过来说，对于某些似是而非，或者急剧变化的问题，纯粹的律法，应对起来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而秦始皇时代遇到的问题，多数属于这种情况。

先是与吕不韦的反复辟斗争，接着是15年的统一战争，再接着是疆域急剧扩大，大量超级工程集中上马……面对这种日新月异的局面，再单纯靠《秦律》已经无法有效应对，需要“特事特办”的地方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