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太阳下山了

西方的太阳下山了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
美国作家P•J•奥鲁尔克(PJ O'Rourke)喜欢跟人说起一则与反美主义有关的故事。

1984年他
报道黎巴嫩内战时，经常被真主党设置的检查站拦下。

一次，他来到了一座检查站，一群荷枪实弹、身穿“杀死美国撒旦恶魔”字样T恤的少年人在那里把守着。

奥鲁尔克出示了他的美
国护照，一个少年开始痛斥他：“跟我说说，贫穷、战争、不公、犹太复国主义——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可怕灾难都是美国造成的。

”终于，少年停止了数落，把自己的职业规划告诉了奥鲁尔克：他打算去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学习牙医。

故事精辟地概括了世界上许多人对西方的感情：愤恨与向往交织。

1492年一些美洲原住民对哥伦布可能也怀有相同的感情。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和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等
反西方领袖都扭曲和利用了这种反西方情绪。

但如果西方真的在丧失全球影响力的话——正如最近叙利亚局势体现出来的那样——那么反西方运动就有麻烦了。

西方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衰落可能会削弱反西方情绪。

换言之，西方的式微或许让我们西方人更安全。

自哥伦布以来，我们就经常招惹世界各地的人们——最初是殖民，后来是冷战，再后来是“反恐战争”。

我们出手干预，有时是代表正义打击邪恶，有时是代表邪恶打击正义，但更多的时候是邪恶对邪恶。

外交“现实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建立起全球影响力，以保护我们的利益。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干预让西方的外交政策人士有事可做。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断惹烦别人，他们有时就会攻击你。

正如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和阿维沙伊•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一书中解释的那样，烦扰非西方人的不只是我们的炮舰，还有我们的资本主义、说教（在一团糟的伊拉克战争后才宣告消停）和性自由。

1949年，身为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成员的埃及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在科罗拉多州格里利市学习时，看到年轻女子随着《宝贝儿，外面很冷》(Baby, It's Cold Outside)的歌声与男士翩翩起舞，大为震惊。

库特布在文章《我所见到的美国》(The America I Have Seen)中带着愤恨（和向往？）回忆道：“臂膀勾住屁股，嘴唇贴着嘴唇，胸与胸挤在一起。

”
一般来说，西方人将非西方人视为被统治的臣民。

历次的羞辱至今仍留有余痕。

一位伊朗出版商将我的书翻译出版却没有支付任何费用，他在给我的一封邮件中解释了他的决定：“我希望您反思，你们那些小小邻国的财富来自何处——是他们自身辛劳的成果，还是剥削
第三世界数亿人民的所得？”
经济学家、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写道，非西方人常常自我安慰，西方拥有
物质财富，而他们则得到情感的满足——因此他们才对“美国物质主义”大加挞伐。

但阿玛蒂亚•森指出，反西方者对西方思考得太多，因而贬低了自己的身份：“穷其一生破坏西方，炸毁（西方）著名建筑……反映出一些人过度关注西方，这种执念已经远超其他一切事物和价值观。

”
阿玛蒂亚•森认为，这些人怀有“殖民心态”。

而现在，这种反西方的执念正在减弱。

原因不只是西方正在减少干预（除了巴基斯坦和也门——在这两个国家，我们助长了反西方势力的气焰），还在于我们已经不再是物质主义的全球象征。

事实上，西方人如今反而
常常嘲笑中国、阿拉伯和俄罗斯富人对奢侈的热衷。

摩天大楼和古驰(Gucci)门店鳞次栉比的东方城市日益成为物质的象征，而坐落着博物馆和古迹的西方城市则代表着精神。

在西方没落之际，查韦斯、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和本•拉登等反西方旗手退出国际舞台却后继无人，这绝非巧合。

卡斯特罗(Castro)家族现在更担心古巴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

只有穆加贝还高看英国，指责英国的魔爪无处不在——但他已经89岁了。

大多数年轻人对西方没那么关心。

泛非洲杂志《革命斗争》(Chimurenga)的喀麦隆籍编辑恩托内•埃贾贝(Ntone Edjabe)谈到当今非洲文坛时说道：“如今人们不写白人。

我不反感白人。

我甚至都不认识白人。

我反感的是地下酒吧的老板。

”
曾经被伊朗示威者称为“大恶魔”的美国如今最多只能算是中等恶魔。

英国是小恶魔。

20
年后，我们或许会看到遥远国家的示威者焚烧中国国旗，或是全球各地的恐怖分子将目标对准中国。

随着西方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衰弱，还剩下一种所谓的“西方特色”仍在惹恼反西方阵营：性自由。

正因此，许多反西方民粹主义者选择将“性守纪”作为独特的卖点。

这样，面纱在伊
斯兰国家被用得更为广泛，而同性恋和无上装女权运动Femen成为了非洲和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靶子。

现居纽约的印度作家兼企业家尼什•格拉(Nish Gera)称，印度人大多将同性恋
视为“西方病”——他本人出柜时，他母亲就吐了。

但将反西方运动转变为一场反性运动，或许终究不是用来吸引支持者的明智策略。

译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