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许多人生来就没有乘过海船。他们刚一离开港口，大部分人就晕船，而带兵官因害怕遇到英 军，后来二十多天里就在沿海来回行驶，定期呈交假战报。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 中的最后进攻，从而也葬送了缔结一项体面和约的任何实际的希望。此后尽管有过一些英勇 的战斗，但清朝对璞鼎查所长期规划的长江战役将只能完全 处于防御地位了。 长江战役从 1842 年 5 月 7 日持续到 8 月 20 日，它以一面倒的形势在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 区之一（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展开。5 月 18 日，乍浦和在那里的满洲旗军驻防地被攻占。未设防的上海在 6 月 19 日发现已经被放 弃。7 月 20 日，长江的险要重地和满洲防军驻地镇江也被攻占。运河因此被封锁，帝国被切 成两半，曾经做过明朝的都城和统治象征的南京也暴露于英军的面前。 外国人所到之处，尽是一片惊慌和混乱。郭富将军极力试图制止他的士兵任意奸淫掳掠。据 中文史料记载， 有些印度掠夺者被他们的将官枪毙了。 英国人确曾搞过一种征集粮秣的制度， 它给捐献粮秣者奖一块小牌子钉在门上，作为此户免受掠夺的保证。但这措施又往往不起作 用。①军队不断为所欲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苦力，酒后污辱当地妇女。更为恶劣的 是随营的中国侍从和长江三角洲上的无赖，他们尾随英军进入被征服的城市，把住户抢掠一 空，然后继之以放火焚烧。很多城市居民预料到这种情况而事先逃往乡下，使守军在城里阒 寂无人的市场上无法弄到给养。 士兵们既没有食物， 又被洋鬼子有魔法的传言弄得士气低落， 于是开始猜测在他们中间有“汉奸” 。 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军事历史中，要攻陷一座设防的城市的标准方法之一就是向“内应”行贿 或进行说服，使他们从城内打开城门。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象宁波的失 陷）完全归咎于“奸细” ，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 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 只是加强了这种 信念： 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 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 确实有足够的证据使满洲官员们相信，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潜在的反抗者。贱民，即清代 社会的下层人民，一般都要依附于清政权以外的任何有政治权威或军事权威的人或组织。另 外，通过沿海贸易和鸦片交易，港口城市的种种罪犯、小商人和秘密会社成员都成了与西方 人士有密切关系的人。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广州附近的红巾起义中表现得相当 明显。①所以当璞鼎查派波美拉尼亚的传教士郭施拉作被占领的舟山的地方官时，这个城内 的每个不法之徒都抓住这个机会来利用与这个地区的任何权势集团（如绅士社团、衙门吏役 和现有的各种股匪）②毫无联系的这位新保护者。举例来说，郭施拉的捕快头目便是一个劣 迹昭彰的操淫业的人，他利用他的新职务向富户勒索保护费。 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 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带兵官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 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鞑靼族将军，他确信， 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行迹可疑 的人就抓起来，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 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统治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 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尽管满洲人惊慌失措，可是在实际战斗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在乍浦，英军对一千七百 名满洲守军的士气感到惊讶，对他们面对失败所表现出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应感到震惊。 在乍浦和镇江（那里有一千六百名旗人） ，满洲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 躏，而他们自己宁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 “我从内 心深处厌恶战争。 ”①
① 此处英文误作 Yen Po-shou （颜伯寿） 下同。 ， ——译者 ① 参看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 ， 第 3 册第 129 页及以后。韦利的《鸦片战争》一书中（第 186—196 页）也有一部分这种记载 的译文。 ① 小韦克曼： 《1800—1856 年广东的秘密会社》 ，载谢诺编： 《中国的民间运动与 秘密会社，1840—1950 年》 ，第 29—47 页。 ② 见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 ，第 3 册第 427 页。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的青、红帮与法租界的法国警长 具有同样的关系。 ① 贺尔特： 《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 ，第 147 页。 中国的开放对日本的警告 中国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仍适合作为本文讨论的开端。贡献是几方面 的。从中国传来的危机新闻以及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经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感受 本身又引起他们与中国人的竞争意识。从西方著作的中译文中得到的教益虽然是重要的，但 不是主要的。 学者们都同意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产生的恐惧感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从中国 传来的消息显然对那种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船只莫里森 号出现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种种明显失实的传闻，说什么这位在广州地区有着普遍影响的 英国人，现在正准备对付德川政府。1838 年，大领主德川齐昭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 一个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在中国战败的消息 传来从而证明他的预言错了以后，影响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写信给他的一个僚属 说： “这是一件外国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告。 ”①不久，荷兰 和中国的商人把中国的出版物带到了长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广为流传，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得到这些作品。他的《海国图志》有 许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关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宜于向西方学习的论点，以及他关于学习步 骤可以与对道德和政治的正统学说的关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 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君主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 此相似而感到惊奇。他写道： “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我看到中国 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素昧平生。但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 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 ”② 当来自中国的新闻在量和质的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长提高时，这些新闻就成了 使蔓延于该国的危机感加剧的重要因素。从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 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 要意义则因关于中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 朝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消息从长崎传 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一 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叛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 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 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的关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报道，但一些虚构的 传说（如说复明战士与清军进行大战）绘声绘色，因而混乱不堪。许多这样的报告取材于有 关国姓爷（郑成功）的老传说，以美化报道中的英雄，但是愈来愈多的报道，却把中国的灾 难与外国的干涉和征服联系了起来。① 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往上 海的日本人开始收集有关中国人灾难性经历的第一手观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为千 岁号，它于 1862 年出发；由于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 商人——都负有他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
战争的最后阶段 璞鼎查于 1841 年 8 月 10 日到达香港， 他在此指挥着一支取道印度洋和新加wenku.baidu.com而来的远征军， 到战争结束时，这支远征军将包括二十五艘正规军舰，十四艘汽轮，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 名步兵的运兵船。他立刻带领第一批共两千名士兵和一部分舰队向北驶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 厦门。该地区的指挥官颜伯焘①理应奋起应战，因为他已经说服清帝为那里的防务花费了二 百万银 两。他有五十艘大战船，三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和九千步兵，据估计，只要英军一 靠近，就可以把他们打垮。当这支远征舰队于 8 月 26 日停泊在厦门口外时，海军司令巴尔克 确实发现这个城堡的防护墙非常坚固，炮弹不能穿透，但是中国炮手的协同炮击时间不足以 阻止登陆部队夺取炮台。该城本身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后面，但颜伯焘却 未想到予以设防。相反，英国人悄悄偷越过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城周围的高地。第二天， 他们开进了城内。英军仅死两名，伤十五名。 英舰队留下了一支军队就地戍守，然后就继续驶向巴麦尊打算优先夺取的目标——舟山。郭 富将军在这里倍加小心，因为中国人在穿鼻草约订立之后收回此岛时曾又大事加固工事。可 是在他第一次侦察后的第三天，即 10 月 1 日，他仍然攻占了这个城市。虽然郭富在攻击中受 了伤，但只有两名英兵被打死。为了完全控制这一段浙江海岸，此时只需占领附近港口宁波 就可达到目的。英军在攻占河口上的据点镇海要塞之后，于 10 月 13 日向宁波推进。负责浙 江省军事行动的钦差大臣裕谦不久就接到消息说，宁波的大炮曾打得发烫，他的军队未战而
溃。大约正在裕谦打算自杀的时候，皇家爱尔兰卫队的乐队正在宁波的宽阔城墙上奏着英国 国歌《上帝救助吾国女王！ 》的曲子。在这年冬季，英军在这里进行休整时，这个舒适的港口 城市当时就成了远征军的大本营。这时，璞鼎查的计划（它受到查顿情报的鼓舞）是要求把 战舰开往长江而把中国切为两半，并在运河穿过长江之处封锁对京师的粮运。由于他的大部 分兵力都被牵制在守卫已攻占的四个城市上，他就决定等到春末夏初从印度得到增援部队时 再作计议。这给了中国人发动春季反攻的时间。 清帝曾经断定，宁波的陷落说起来或许并非不幸之事。夷兵目前已经陷入陆上作战，而陆战 正是中国的长处，大批帝国军队在浙江发动有组织的战斗也许能一举把他们消灭干净。由于 他的 许多官员向他隐瞒了他们的失败（例如颜伯焘声称已收复厦门） ，因此他觉得挑选一个 他能信任的指挥官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他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 书法家，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猎苑，以及指挥北京的禁军。 奕经的特长是善于制订计划和搞准备工作，对这些事他干得很热心。他刚到苏州，就着手把 他指挥的一万二千名正规军和三万三千名乡勇统一组织起来。由于他要依靠当地知名人士来 获得地方上的情报，他在大本营外设置一个木箱，鼓励绅士投进名刺，并献计献策。许多热 情而无经验的青年士子因时值危机而辍学应征；每个官员都争先恐后要求有权使用亲随和享 受其他官品津贴。因此，这种指挥系统是极不明确的，这特别是由于从几个省调集来的正规 部队都拒绝接受其他带兵官命令的情况造成的。人们只看到军队打着鲜明的三角旗，穿着绣 花战袍，手执金光闪耀的武器，而忽视了后面隐藏着的分裂情况。这些士子兴致勃勃，在军 营里举办了许多茶会、筵宴和诗社文会。胜利好象是没有问题了。事实上，在军队实际进入 战斗之前的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歌高 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 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 样传令嘉奖。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 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 攻击的时间应该是 1842 年 3 月 10 日凌晨 3 至 5 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且也碰巧 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 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 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进攻分作三路。原来的战斗计划（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三万六千人打进宁波的西 门和南门，一万五千人夺取镇海，还有一万水兵乘战船和渔船渡海收复舟山。实际上，全部 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奕经就留下他自己部下的三千名后备军保卫他在绍 兴（著名的酿酒之城）的指挥部。其余的后备军处于宁波与镇海之间一座桥上由奕经的参谋 长掌握。这样，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每个城市的人数约只四千人，而且当时甚至没有一个人 想去打头阵。由于这种畏葸胆怯，对宁波进行主攻的任务就落到七百名四川兵身上了。他们 奉命直到最后一刻才开枪，以保证攻其无备，但是他们的带兵官刚学会讲一点官话，使他们 以为他们根本不应带枪。因此，这些金川土著只带着长刀溜溜达达地走进了英国工兵的布雷 区和皇家爱尔兰兵的榴弹炮射程之内。当英军开火时，其他没有经验的中国部队被推向四川 兵的后面，致使数千人拥挤在西门，死伤枕藉，那里的几条大街上血流成河。英国人把一排 排惊慌失措的清军步兵扫射倒地。 这是自从围攻巴达霍斯以来他们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杀， 为此，英国人也感到恶心。 与此同时，在镇海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就好得多。如果奕经把他的后备军也投进去，他们甚至 可以夺回这个城市。但是，由于无须指出的那种带讽刺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挥那些后备军的 参谋长躺在驼峰桥上的轿子中大吸其鸦片，而且正当需要他的兵力的时候，他已陷入一种麻 醉状态。他的军官和士兵刚听到炮声就逃跑了。这样只剩下攻舟山一路的水兵了，他们之中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蒸气轮船航行的问世，两国都发现闭关自 守的状态已经维持不下去，西方炮舰在其中某一国港口出现，对另一国也产生影响。文化的 联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给另一个国家，并且对挑战和应战的 审察会引起反省和仿效。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危机比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足足早十五年；日 本在 1860 年才完全与国际秩序发生关系，而同年，清朝的圆明园却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此 后，日本领导人决心保持民族团结以对抗外国人的意志，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使中国濒于毁 灭的四分五裂状态而更加坚决。不久，日本向现代化进军，这给中国带来鼓励，也带来了警 告。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日本一跃而在国际间与列强平起平坐，这件事使它的各项制度自 然而然地成了中国青年一代学习的中心。 这些年来，两国之间一国在另一国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给分析研究提供了一个 课题，而这个课题到现在才正在产生成果。对日本人来说，中国人从有头脑的、内省的和充 斥于德川时代艺术家绘画中的圣贤， 一变而为 1895 年印刷商们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军队面前 仓皇逃跑的乌合之众。这样他们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学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东京街头上，往往 因其发辫和衣着而受到顽童们的嘲骂。在中国人眼中，人们记忆中一度曾打破明末安宁的东 洋矮子作为近代化的邻邦又卷土重来，并且答应把中国人带入光明的未来新世界，但事实上 却证明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有一个新的亚洲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诫国 民说，要象尊重中国人那样尊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领导人警告其国民 不要无批判地接受西方人对中国虚弱的嘲笑。中国领导人在一开始交口称誉日本的成就，然 后变成了恐惧，并且警告国民应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险。可是后来，当现代化的迫切 性日益明显时，日本的现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学习的目标，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国革 命的地方。由于中日两国在各自的近代史中对对方具有那么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有关的两方 面进行观察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