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革命”派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

汉字革命”派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

作者：朱晓梅赵黎明

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06期

内容提要近代语文运动特别是五四“汉字革命”运动，是一场“将语文还给大众”和“语文现代化”的文化革新运动，其对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立下的功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宣传革命理论的同时，运动中也时常出现有意无意的“知识性错误”，主要表现在对“言文一致”的错误认识、将文白之争比附为拉丁方言之争、将教育落后之责诿过于汉字等方面。“东方文化”派曾一一指出上述错误之所在。这些常识性错谬，反映了“汉字革命”论者的“意图伦理”。如今重新检视这些问题，有利于对新文化运动得失的深度反思。

关键词“汉字革命”语文知识选择性错谬“东方文化派”“意图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059-06

1922年，在“国语研究会”会刊《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上，钱玄同第一次祭出了“汉字革命”大旗，胡适、黎锦熙、蔡元培、周作人、沈兼士、赵元任、傅斯年等，从汉字存废、字母化以及国语建设方向等层面，分别提出对汉字加以“彻底改革”的意见。其实，作为一场语文运动，它的时限可以延长很多，上可溯及1892年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的发表甚至更早，下可延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甚至更晚。清季民初以来，凡是旨在对中国语文进行大众化、通俗化、拼音化改造的文化活动，都应摄入“汉字革命”的范畴。

“汉字革命”运动敏锐地感应了时代潮流，准确地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客观地讲，它是一种进步的语文还原运动；其所秉持的理论依据有它的真理成分，其所欲追求的目标如今也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其对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立下的功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然而，正如其历史功绩不可忘记一样，其理论错谬和实践偏颇也同样不可忽略。特别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宣传策略，只要效果不管事实的学术态度，尤其应该反思与警醒。特别在语文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带有“意图伦理”色彩的常识错谬，即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不少“证据”，那些曾经迷倒了无数革命追随者的言之凿凿的所谓事实，原来不过是或子虚乌有、或人为杜撰、或张冠李戴的一次次“乌龙”。本文重新检视“东方文化派”的相关质疑，拟对“汉字革命”派有意的“知识错误”进行一次系统清理，对其学术精神进行再一次考量。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东方杂志》(1911-1932)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研究”（11XZW014）

一、“言文一致之实安在乎”

近代以来，文字改革者发动大众语文运动的一个最大理由，就是中国文字“言文分离”，不利于启蒙兴国。基本逻辑是：语言与文字分离，造成学习困难、识字率低；而识字率低，民智不开，又成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欲强大必自语文改革始，而改革语文必走文言向白话、汉字向拼音转化的道路。如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指出言文不一的弊端：“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黄遵宪：《日本国志•文学志》，选自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1898年，裘廷梁进一步指出言文不一的危害：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愚民”，而且“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两千年来文字一大厄也”。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近代史资料》（1963-2），中华书局，1963年，第120页。而到了五四时期，不论废汉论者还是白话文论者，都异口同声地把“言文不一”视为了汉字野蛮，文言落后的最主要证据。“言文一致”成了语文改革家判断语文优劣的理想标准。

“言文不一”果真是中国文字的致命弱点吗？“言文一致”果真是一种语言的最佳境界吗？中国语文“言文不一”有没有特殊的文化原因？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辨析的。

2014年第6期

“汉字革命”派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

首先，语言与文字不能混为一谈。比较而言，文字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语言的变化性较大，因此语言与文字不一致是语言文字生存的一种常态。这种语言文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固然带来诸多不便，但相对而言，其便利性可能更多，如保持时间上的连贯性、地域上的统一性等，因此“言文不一”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杜亚泉说：“其文字不至随语言而改变，于学术上及社会上之便利殊多。”④⑥杜亚泉：《译者前言》，见［日］山木宪《中国文字之将来》，《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因而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他认为宁可“改变语言以就文字”，而不是相反，“理想之文字，必简略于语言，但能有一定之规则与语言相对照斯可矣。且欲使语言与文字，有对照之规则，亦惟有改变语言以就文字，使言语渐归于统一，不能改变文字以就语言，致文字日即于纷歧。”④显然，在他眼里，改变文字以就语言，反而会造成混乱的结果。

其次，文言白话各司其责，各擅其长，不能强归一致，也不能强分轩轾。胡先骕认为文言与白话所用场合不同，口语多用于写实，文言多用于抽象，所以二者不必混为一谈，“夫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即敷陈其义，亦不易领会也，且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若欲参入抽象之名词，典雅之字句，则又不为纯粹之白话矣。又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

杂不纯口语代之乎。”⑦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5页。杜亚泉则坚持，文言白话作用于人的器官不同，效果不一，不能“强令一致”，“至于文字语言，不能强归一致，语言发于口而感于耳，文字作于手而触于目，器官既异，作用自殊，强令一致，则便于口者不便于手，利于耳者不利于目，无两全之道也。”⑥

再次，“言文不一”反而有利于传统的继承。胡先骕曾举例说，英国诗人乔叟五百年前之诗之所以“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就是因为英语“谐声”和“言文一致”的缘故，因此他认为言文分离，对于典籍的保存、文化的传承功莫大焉，“向使以白话之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且盘庚大诰之所以难于尧典舜典者，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故宋元语录，与元人戏曲，其为白话，大异于今，多不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则于今日无别。论者乃恶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难乎，抑宋元以上之学，已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则文学已无流传于后世之价值。”⑦杜亚泉也设想，假如文字随语言而转，拼音以代中国汉字，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必定陷入不能读不能传的境地，“若我国亦用标音文字，则不但春秋战国之文，将无从索解，即汉唐宋明之文，亦将不能卒读矣。四千年之中，至少有三四种专门之文学，承学之士，虽白首不能尽通。今则历朝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沧桑屡易，而文字则亘古如新，其便利二也。”④杜亚泉：《译者前言》，见［日］山木宪《中国文字之将来》，《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因此，他们认定，“言文分离”既是特殊国情造成的，也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最后，欧西言文，何尝合一。他们批判大众语文的倡导者，动辄以欧西为法，而实际上并未了解欧洲语文的实际。杜亚泉曾这样批评言文一致的“无谓”：“言文一致者，彼派之所倡导者也，以为言文一致，则学问易于进步，又以欧美诸国为言文一致之过，是皆无稽之说也。欧美之国民，非尽能读其文字，其不受教育之人，虽无不能言语，而亦不能解文字。”⑤［日］山木宪：《中国文字之将来》，杜亚泉译，《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胡先骕批评新文化运动时也说：“且言文合一，谬说也。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即以戏曲论，夫戏曲本取于通俗也，何莎士比亚之戏曲，所用之字至万余，岂英人日用口语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⑦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他们不仅注意到泰西文字“言文不一”的现象，而且认识到中国文字“言文不一”的特殊地理原因。“欧洲各国，区域较小，而各国之文字不同。若我国亦用标音文字，使言文一致，则一国之中，将有数十百种文字出现。”④

综上所述，他们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言文一致”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理论的基础，它是中国大众语文运动家对西方语言传统的有意“误读”，“言语自言语，文字自文字，言文一致之实安在乎？”⑤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批评固然有不少真理的因素，但其立足于“精英”的文化立场，跟面向大众的整个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合时宜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