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剧中的“城市文明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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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永立:现代都市剧中的“城市文明病”探讨
现代都市剧中的“城市文明病”探讨
褚永立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作者简介:褚永立,研究生,南京林业大学人文院。
【摘 要】大众传媒的发展使电视艺术逐渐走入普通人家的视野,电视剧类型的多样化成为现代电视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现代都市剧凭借直面现实、贴近生活的特点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偏爱。正因为对于现实的零距离感,城市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通过电视艺术的手法折射在屏幕上,给人心灵的共鸣感,那些过分贴近现实的“城市文明病”将电视与现实相结合,引人深思。
【关键词】现代;都市;城市文明病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4-0102-02
电视艺术在进入21世纪后有了很多不同种类及表现形式,现代都市剧凭借着生活与现实的气息吸引着一部分观众的眼球。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说:“大众文化暂时克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降低了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现代都市剧反映现实生活,带给观众一种对于所处环境的内心的认同感,同时降低了个人面对相应困境的孤独感,对于现实的手足无措有一定的缓冲性。《都挺好》《欢乐颂》《北京女子图鉴》等一系列电视剧通过叙事主题、手法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城市文明病”越发凸显。
一、《北京女子图鉴》——欲望中的挣扎
《北京女子图鉴》是优酷出品的一部现实题材的剧,点击量超过12亿,尽管这部剧备受争议,但在当时依旧引起了话题量。剧中的主人公陈可不甘于生活在平凡的小城镇,怀揣着梦想,不顾母亲的反对,义无反顾的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生活。一开始的陈可还保留着城镇姑娘的特质,朴素,耿直,但随着城市生活的压力,她不得不开始改变。在北京她遇到了高中同学王佳佳,她带陈可参加各种酒局,但陈可没想到的是外表光鲜亮丽的王佳佳却居住在一个不到10平方的地下室中,王佳佳告诉陈可,“这道门之外的世界才是你应该用心收拾的世界。”北漂的几年中,陈可迅速的成长了起来,工作中她变得强势干练,生活中,在经历了几段感情之后,她清楚的知道了自己所想要的,欲望推动着她前进,也决定着她生活的目标。欲望摧毁了她的天真朴实,同时也让她迅速建立了新的认知观念,她有挣扎,可是越是挣扎越是沉陷其中。马斯洛在其欲望层次理论中将人们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五种需要,这部剧凭借对现代人欲望的精准把握,形成了以想象性的欲望满足、替代性的情感宣泄为主要手段的欲望表达机制[1]。
二、《欢乐颂》——阶层下的冲突
《欢乐颂》是典型的现代都市剧,讲述五个女孩在上海工作生活日常。这部剧的特点于把血淋淋的现实一层层剥开展现给观众的同时,也通过剧情设置引导受众反思[2]。作为一部关于女性生存、情感、家庭为核心的都市剧,其叙事手法突破了以往的常规,矛盾冲突推动着情节的高潮迭起剧中的五个女孩个性迥异[3],不管是《欢乐颂一》还是《欢乐颂二》都通过生活的琐碎与人群中的矛盾进行。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描写与刻画[4],而追溯矛盾的起源则是人群阶层下的冲突。五个女孩中的安迪与曲筱绡是有财富的象征,无论是自己创造的财富还是家庭继承的财富,都是别人眼中的有钱人,在2202室的三个合租女孩中,关雎尔家庭富裕,邱莹莹家境普通,而樊胜美的家庭关系复杂。无论是别人眼中还是自己所见,剧中大城市中的人群似乎以阶级在划分。剧中樊胜美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家是买的房子,而我是租的”,无形中给自己和另外两个女生划开了界限,所以她常常在邱莹莹与关雎尔面前是“知心大姐”的模样,但在安迪与曲筱绡面前,她不得不端起架子。从剧中也可以看出,樊胜美与合租的两个女孩并没出现巨大的矛盾,而对于另外两个女孩则分别出现过激烈争吵。剧中另一个看点则是公寓楼的物业,连物业都能清楚地区分租户与住户,并以不同态度待之,对待曲筱绡与安迪时,满脸微笑,毕恭毕敬,而对待樊胜美时则有意无意中拿话讽刺,这点滴的细节描写就是大城市生活所折射出的来自于阶层的病态。
三、《都挺好》——城市家庭的迷茫
《都挺好》这部剧于2019年开播,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这是一部描写原生家庭的情感与矛盾的电视剧。剧情一开始就将镜头聚焦在了美国的大儿子一家上,然后一个越洋电话告知其母亲去世的消息,也就引出了之后一系列事情的发展。
母亲去世,大儿子只身回国,二儿子与小女儿之间
《戏剧之家》2019年第24期 总第3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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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观察
矛盾尖锐,小女儿因母亲的强势与重男轻女的观点以及父亲的怯懦对家庭日渐失望,这一桩桩事件推动了一个个矛盾的激化,母亲的离世宛若一颗即刻引燃的炸弹,将原本就冲突四起的家庭瞬间推向戏剧矛盾的高峰。父亲苏大强是剧的一个重点人物,可谓是贯穿全剧的线索人物,原本害怕妻子,一遇到困难就缩头不见的性格在家庭重大变故之后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开始对儿女有所要求,吵闹着要去美国、买三居新房、娶保姆等一系列事情都是他性格以及内心深入巨大变化的开端。所有的闹剧使得三个儿女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大儿子继承了父亲苏大强的怯懦,做事一味委曲求全,加上原生家庭的干扰,使得其自身的家庭也产生了矛盾。二儿子与小女儿的矛盾日益激化,在一次事件之后,二儿子与亲生妹妹大打出手,将其打至医院,因此引发了官司纠纷,也让二儿子的家庭以与妻子离婚收场。这所有的 一切看似源自于父亲苏大强,而实则上从这个具有争议的人物身上看出了原生家庭的迷茫,对于亲情的迷茫,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处,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原本看似水到渠成的事情都变得极为苦难。
现实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空间,城市的生活加快了行进的步伐,在工作的空间中呆久了之后,回到家庭,开始发现与父母的交流变得极为稀少,甚至于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我们都从来不会去想着亲自付出。该剧后半部分,因保姆的矛盾苏大强说了这么一句话:“要钱有什么用,你们只知道钱,你们谁能像小蔡一样陪我!”很明显,一切的矛盾源自于不在意,所有的家庭纠纷也都归结于不关心。像这样迷茫的家庭关系现实中又何止是少数。
城市的生活带来了物质的享受,多数人陶醉于灯红酒绿的世界,却逐渐忘却了最本质的一些东西,现代文明下的城市生活给人们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在背负前进的同时,与亲人、爱人、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着一些病态性的变化。不知何时起,钱开始代替了亲情的陪伴,财富开始划分友谊的界限,物质开始影响人生的价值观念。在城市文明大行的今天,需要进行一个深刻反思,世界是物质的,但依旧需要精神的支撑,将自己的心灵归于平静之后再次看待这个世界,希望不再是欲望充斥、阶层分明、家庭冷漠,而是多些人性的关怀。
参考文献:
[1]袁菱歌.都市想象,欲望之隅——中国“女子图鉴”电视剧之解析[J].传播力研究,2018,64-65.
[2]袁文珂.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都市剧——电视剧《欢乐颂》评析[J].戏剧之家,2017,(20):99-100.
[3]张寅德.叙述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李银河.女性主义[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上接第101页)
就是一种揭示,揭示了存在者的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女性身体被看作是一种商品,身体成为一种消费对象,这些反映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追求身体上的自由。施尔德认为身体意象是指由于身体这个物象而形成的关于自己身体的图画。认知行动派认为身体意象是一个综合复杂的概念,是自我对自己的身体形成的感觉、思维活动、内心情感以及外在行为的综合表现,身体意象的特征之一是态度,这个态度可以是指对自己的认识和关注。电影《无名之辈》对女性人物的刻画着墨于小人物马嘉祺的身体图画,她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尊严被“剥夺”,不堪和无助暴露无遗,但因为对自己身体意象的认知,使她仍然追求“生而为人的体面”和对平凡生活的向往,人之平凡,生命之本质,认识“本质”的自己,最后顿悟。
存在主义美学思想在电影中表现为追问“存在”和“自我”,同时也注重使用电影语言诗意地敞开“此在”的人,揭示人的内世界和他(她)所处的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女性意识存在“自我”与“他者”两种眼光,“他者”的眼光是女性自我意识建构的重要参照物。导演贾樟柯通过两性关系的视角将女性意识的存在与男性的性别观念认知相连接,从两性角度去探寻女性意识的存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是透过男性眼睛看男性所认为的女性存在。电影《山河故人》的女性角色是一个寻找或被寻找的存在,将母性情怀在本土化的故土中建构起来,故事主线围绕女主角的自我经历,通过“他者”——丈夫、朋友、儿子的男性视觉表现女性文化和女性情感。
当下国产电影中女性叙事和女性书写对女性主体和女性意识的呈现越来越丰富和立体化,影片中女性意识的建构经历了逐渐变化的过程:从女性导演以女性视觉讲述女性情感;到从女性主体出发,追求女性自由;再到关注“女性意识”,建立女性自我独立价值。在电影女性文化的语态背后“女性意识”的主流价值观被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所建构塑造,创作和表达的方式多元化,同时反映着女性视觉下社会文化变化的本质特征,也说明国产电影对女性意识的探索之路还在继续,需要用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来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1]杨洋.我国新生代女性导演女性意识诉求与电影风格[D].东北师范大学,2015.
[2]刘强.有智慧的变通是更好的坚持——女性主义视阈下电影《嘉年华》的文化分析[J].当代电视,2018,(06):110-111.
[3]慈祥.新世纪两种青春电影中的女性塑造[J].名作欣赏,2018,(05):161-163.
[4]李红.中国当代女性电影审美解读[D].安徽大学,2012.
[5]曾晰.中国女性电影的女性意识及其他[J].创作评谭,2018,(04):61-64.
[6]罗娜.王小帅、贾樟柯电影中女性符号的陈述与建构[J].四川戏剧,2018,(03):7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