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独立。我自己是四川人，过去对此感觉不明显。后来一位在中国各个地方教过英语的美国老师告诉我，她发现四川人和别处人不同，很独立，不太容易听人的话。过去有个名对联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明末清初的话，到清末民初似也如此），大致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巴蜀文化与周边西南的云、贵、藏，西北的陕、甘、青，甚至远到东南亚的文化，都有一些相似，又都不那么一样。

当然，作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巴蜀文化是中国文化之下的一个区域分支，还是存在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中国文化，是可以斟酌的。换言之，中国文化不必是由一个个可区隔的子文化相加而成，而是中国之内各地方人共同分享又各自表述的一个文化；共享者反映共性，各表者表现个性。梁启超早就说过：“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因此，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只有通过“分区叙述”以展现个性，才能够真正了解“整个中国”的共性。以下所说的巴蜀文化或区域文化，大体都基于这一视角。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中心或主体基本稳定，边缘却伸缩波动，变多于定。巴蜀文化亦然，它不仅在时序上是流动发展的，对外也始终包容开放，没有太强的排他性。在长期持续的互动中，外在因素时常内化于巴蜀文化之中，进而物质化于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历史遗迹和民风民俗之中。从三星堆到金沙的出土物事可以看出，从很早开始，巴蜀文化就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中原不甚同；但又一直和中原保持接触，与中原文化关联密切，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不入流。包括后来文翁的教化作用，影响恐怕也没有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大。

司马相如的学问，就是在文翁入蜀之前修习所得。蒙文通先生曾细考其文，发现他“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故在文翁办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四川既然出过这样可以影响全国而且带动风气（后来赋的文体很流行）的人物，文翁开发的必要性就减小了（除非文翁入蜀更早）。且文翁带来的不必就是我们后来理解的那个儒学文化。那是中原重黄老的时代，长安就正在重黄老，他会带

那么多儒术来吗？故文翁对巴蜀的改变，部分是一个后来塑造出来的形象，也可能是在独尊儒术以后才构建出来的。很多年后的扬雄，仍没体现出多少“文翁教化”的痕迹，反倒是继承了司马相如的风格。所以《汉书·地理志》明言文翁教化的成效有限，而司马相如、扬雄一系，才体现了巴蜀的风格。

但是，巴蜀也一向不那么排斥外来的文化，到了清代可能更开放一些，因为四川从清代开始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据说川人被张献忠杀得差不多了（杀人者或也包括追剿张献忠的官军），康熙初年，似乎尚不足十万户。当然有很多人或许只是逃跑了，不是真的被杀了。但当时被杀的人或被吓跑的人确实多，我下乡的那个地方，距成都只有一百公里，当地有一种灌木叫马桑，它应该永远长不大，几乎是每年自己死掉，然后换新的，所以树干永远都只能长到直径两三厘米左右；偶尔有几株没死的，会继续长，也会被当地人砍了作柴烧，过不了当年。但贫下中农告诉我，他们祖先来的时候，马桑已经长到直径超过十厘米那么粗了。也就是说，离成都一百公里的那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烟，可想那时人口已少到什么程度了！

后来经过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形成一个移民为主的社会。故四川文化虽有自己的特色，川人对外来的人和外来因素通常都不会太排拒。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排外，还是排一点。以前四川这边做生意的多是陕西来的，所以对北方人通常以“老陕”称之。我小时候，如果在成都街上看到一个像我今天这样说国语的人和一个说四川话的人打架，那大家多半都会帮那个讲四川话的人；只要喊一声“打老陕”，很多人都上来帮忙。或即因多是移民，养成了一种能打群架的防卫本能。但不打架的时候，川人对外来人还是较亲切的，毕竟很多人自己也是外来的。

简言之，巴蜀文化从一开始就既独立又不那么排斥外来文化或外在影响。这样的一个文化，自有其特点。我的感觉，巴蜀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带有“坐井观天”的意味。我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本义，可以形象地表述出一种在框架中无限开放的取向。如果在很开阔的大平原，人们可能多四顾，而不一定向上看，无形中可能忘了对我们很重要的“天”。而四川的地理形态是一个盆地，在这样的地貌，人就比较容易向上看，所以天文学长期很发达（如汉代就出了落下闳）。一直到近代廖平的“经学六变”，由第三变开始，后来的变化就越来越往天上走。对廖平的“六变”，连他最重要的学生蒙文通都不敢接受，只申说前两变，三变以后的基本存而不论。其实把天人结合起来思考，是传统四川文化的一个典型再现（依扬雄所言，要能“通天地人”才是“儒”）。在近代这样一个天崩地裂的大乱之时，出现了思想的大断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周围的自然和我们自己的社会，思考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就像重新坐在井里往天上看。我的看法，廖平的“六变”是重要的思想观念，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又不为时空所限，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四川文化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易学”（《易经》的“易”）传统深厚。“易学在蜀”是大理学家程颐所说的话，比较不会太离谱。直到晚清张之洞入川，仍发现蜀士喜言《易》，可知这传统有多么源远流长（也说明张献忠杀人没怎么中绝文化特色）。跟易学有关的就是中医，中医也是四川一个很强的传统。以前四川的老中医常说，北京某某名医，就是在我们这儿混不下去，然后跑出去的；出了夔门，就成了全国第一的名医，其实在我们这里也就一般。这里当然可能有“医人相轻”的成分在，且不同地域的中医治不同的人，用药是有差异的，有些适用

南人的药，就未必适用北人。故易地而能著名，其原因甚多，还可斟酌。无论如何，中医的学理，有系统而重变化，与易学关联很密切。你们听了蔡进老师的讲座，就知道四川的好中医不仅能治病，而且在学理上也有独到的认识。

另外，四川“道学”（道家之学）发达，也有长久的传统。著有《道德真经指归》的严遵（字君平），是研究《老子》的重镇，后来成都有两条街道以君平名（今天的君平街为其一）。道家所谓重玄派，主要的活动地域也在四川。四川又是道教发源的地方（当然各说不一），且源远流长。我们去过的青城山，迄今仍是道教的重镇。现在到青城山，大家都坐缆车，这也很好。若走路，旁边有个小山洞，不在正常的旅游路线上，据说是张天师在此修炼过的，我去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道士，修炼的方式说是跟张天师原来的一样。而且道教在四川分布广远，我们昨天去的峨眉山，原来也是道教很重要的一个场所，是所谓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七洞天。佛家较晚才进入峨眉山，却后来居上，逐渐取代道家，峨眉山遂成普贤菩萨的道场，在佛教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现在的中峰寺，就是由以前道教的乾明观改建，有个殿的屋顶上还有一个什么鸟的图形，是道家的符号，可知这个佛寺的庙宇是将就原来的道观改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