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党代会

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党代会
作者：李颖
来源：《四川党的建设》2013年第01期
周恩来邓颖超两度遇险，朱德冒着反共高潮的风险，刘少奇历经9个月穿越100余道封锁线……
1940年5月，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子——时年31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

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李葆华当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

“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

”多年后满头华发的李葆华回忆说。

周恩来邓颖超扮成古董商人，前往莫斯科参加六大，
一路两度遇险
六大代表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莫，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旅途安全。

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

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

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

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

那是1928年5月初，他们夫妇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

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

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

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

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

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

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
到水上警察厅。

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

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

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

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

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

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

恩来应立即回片。

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

’（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

终于对付过去了。

”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火车到达满洲里。

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冒着反共高潮的风险，赶赴延安参加七大，临别太行，朱德赋诗“此行当可慰同仇”
七大是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召开的。

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公开、最开放的党代会。

但是，战争年代，各地代表来延安开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自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后，不久，代表们即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第一二九师师部山西潞城北村出发，前去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

因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影响，当时的国共关系还很紧张。

朱德夫人、也是七大代表的康克清问朱德，被国民党抓住坐牢怎么办？朱德看出康克清的心情，笑着说：“我的好同志，你放心，卫立煌这个人不是顽固派，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反共摩擦不是他的本意。

我们处处团结他，争取他，他这次既然来电报欢迎我去，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

”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

左权派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的随行卫队。

5月5日，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

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5月6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

7日，渡过黄河。

卫立煌果然对朱德十分友好，专门派人、派车在黄河边上接朱德到洛阳。

谈判气氛也很融洽，朱德提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

几天后，朱德一行乘火车到西安，几天前刚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

26日，朱德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

穿过100余道封锁线，刘少奇经历9个月艰险“千里小长征”参加七大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唱起这首歌时，你可能会记起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

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

1942年3月19日，他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准备筹备和参加七大。

3年前，刘少奇从延安奔赴华中时，凭着同行的徐海东挂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比较顺利地到达华中。

路上虽然长途跋涉，也遇到过国民党军队多次刁难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都有惊无险地闯过来了。

而今，情况要严重得多。

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两旁，掘了二丈宽、一丈二尺深的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民党当局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历时9个月的艰险“小长征”，穿过100余道敌人的封锁线，刘少奇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

太行笑相迎。

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

到处是军屯。

”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的十余首诗词中的一首。

他走了近半年。

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

代表们历经艰险，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

由于会期的推延，许多人已在延安等待几年。

由此也可以看出，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代会，是多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