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的认识基础：哈贝马斯“理性重构”下的分析观点

法律方法的认识基础：哈贝马斯“理性重构”下的分析观点作者：任利仁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8年第03期【摘要】法律方法论的存在依赖法律知识所形成的“认识基础”，同时法律方法的具体实践，也凭借其认识基础进而重构并回答法律方法所具有的“先决问题”。

透过哈贝马斯“理性重构”下的分析观点，融合“语言学”与“哲学认识论”的主题，法律方法的工具性成为有待重构的方法议题；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特定的“理性重构准则”，并结合法律方法的有关内容，进一步呈现为若干认识论上的主题，成为分析方法论的“方法”，为思考法律方法论的认识基础提供了理论上的参照可能。

【关键词】法律方法；认识论；实践理性；理性重构一、前言：法律方法的认识基础从一个最为基础的角度来讨论“法学”的概念意涵，尤其在“理论研究”的方面，其中概念的探讨重点，即在于“界定法律理论”，以及“形成法律研究领域”两个方面。

同时，法律理论研究的工作重点，特别是针对后者而言，又可进一步分为四种类型：分析法律、法学方法论、法律学说的知识论与方法论，以及针对法律意识形态的批判。

[1]这四种研究领域的形式区分，从“分析法律”到最终“针对法律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是针对法学知识的“概念意涵”而言，象征着法律知识形成的思维层面上的“认识”与应用层面上的“方法”，方法与认识之间，始终是对应的关联主题。

其中，关于“方法论”在整体法律知识的定位，参照拉伦茨（renz）的见解：“每种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这个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认识手段之反省”。

[2]对此，方法论的构成体现了针对于“法”的认识，同时也将这种认识，转化为对方法论自身的认识基础，法律方法的实践过程，也是针对法律方法，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反思。

因此，法律的“方法论”，可以看作是一种“面向特定问题”且“特定”的“知识论观点（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换言之，法律方法论作为面对特定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工具性依赖于对问题的认识程度，如同拧上螺丝需要找到合适、对应形状的螺丝起子，选择何种螺丝起子，其中存在的认识基础，或者说选择起子的理性依据，便是以认识螺丝的性质为“前提”。

于是探讨“法律方法的认识基础”，势必要从问题认识背景及其关联逻辑来加以分析，由于问题的认识与问题解决方法之间具有“关联性”；因此，探讨法律方法论的认识基础，同样也是针对方法论所涉及“知识论背景基础框架（epistemological back ground frame）”的分析历程。

[3]进一步讨论法律方法论的“知识论背景”，或者说实践理性开展而形成的“思维框架”，我们可以从两条思路分别展开。

对照考夫曼的观点：“法律适用（Rechtsanwendung）”与“法律发现（Rechtsfindung）”，[4]分别属于两种不同法律方法论上的思维类型。

前者“法律适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法律的适用，或者说藉由法律条文作为认识基础，考量其中适用环节的各种要件与环境限定而做出的法律价值判断；而后者“法律发现”的过程，则是基于法律评价的目的性指引，在法律适用力所未及的情况下，藉由逻辑推论程序，形成面向问题的方法“理解”过程。

[5]这两种分类形式看似抽象，但对于现实生活中而言，则十分具有必要性。

“法律适用”代表着法律规范的直接作用，涵摄事实于已形成的实在法规范中，并以此做出评价；而“法律发现”的过程，并无可靠的实体法规范作为基础，需要透过法律方法进行思维上的加工，使得法律条文被扩大原有的适用范围，最终形成方法论上的推论结果，进而形成问题本身对法规范的“前理解”，使得法律条文藉此被解释，从而在考量问题的立场上，试图将论据赋予合法性，同时也针对问题解答给予合理的可接受性。

这样方法论的思维分类，体现了所谓“法律认知观点（legal epistemic viewpoint）”的形成。

[6]这种认知观点，同时也诉说着一种“理由赋予”的思维形态，强调具体的法律方法是如何带有特定的“赋予理由的实践（law is a reason-giving practice）”[7]性质。

此过程如恩吉施所言：“一切法律适用的最后基础，必须是我们对法律秩序立于其上的这些价值的沉思”。

[8]法律方法的使用本身就是一个如何理解、消化问题，并具体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理性思维。

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带有的理性思维成分，如何分析、解释或回答问题，以上种种，均呈现为方法论选择或形成过程中的“先决”的问题要素，其中问题理解的关键，便是在认知问题的基础上，一方面体现了问题对应的内容，同时也指明了问题处理与实践的标准手段。

[9]具体关注“先决问题”到“问题解决方案”形成的思维过程，哈贝马斯认为：此过程中所蕴含的认识意义，在于“反思知识（Reflexionswissen）形成生产知识（Produktionswissen）的转变过程”。

[10]这个过程，对于法律方法的“先决问题”而言，在于当确切地认识问题及其涵盖的“知识”范围后，再基于这种认识，进而思考如何利用问题本身所对应的知识性质，以及与问题具有特定关联的其他知识，最终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务实的角度来思考法律方法“先决问题”的构成，所谓“方法的圆融统一是以对立（方法）的认识为前提”。

[11]因此，面对方法论的先决问题，或者说分析方法论的“方法”所在，需要透过问题认识与方法论的认识，两者相互结合为基础；问题思维始终伴随着方法思维，如何有针对性的对应问题，用以取得问题的分析解释方法，便是一种“理性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思维过程。

二、法律方法的先决问题：理性重构透过前一小节的讨论，面对法律方法开展的“先决问题”，其中存在的理性要素，除了如何认识法律并使用的知识技能外，藉由这种知识技能并选择“合适”的分析、解释方法，于是，这种方法选择层面上的“理性基础”，往往依赖于实际操作“方法者”的“理性判断”。

从理论的角度再进行说明，法律方法的实践，尤其是思维过程所形成的评价结果，表明为“（基于法律）问题是在何处以及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寻求必须的评价，并获得理性的证立”。

[12]因此，面对法律思维中的“理性成分”并挖掘方法论的“理性基础”，以及方法论实践中存在的“理性重构”过程；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理性基础为何需要重构？这种方法论思维过程中的理性成分，所谓“重构”究竟是表明为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亦或一种“基础的方法态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哈贝马斯的有关的“认识理论（Epistemology）”进行解读。

参照学者佩德森对哈贝马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整理：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在一种建立在“知识论立场（epistemological position）”上的“非相对基础（non-relativistic foundation）”论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展。

[13]哈贝马斯寻求一种将“诠释”与“实在解释的进路”结合的做法，并赋予该做法“兼有描述性与规范”的性质；使得研究本身所带有的目的，在于“普遍有效性（universal validity）”的论述开展。

[14]简言之，哈贝马斯方法论分析带有的知识论立场，强调从认识的角度来分析方法论所带有的工具性。

“非相对基础”论式的研究开展，将“诠释”与“实在解释的进路”两种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结合，针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与理论评价，呈现兼有“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方法特征。

[15]在整体的研究态度的设定，“普遍有效性”的论述象征着“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研究设定；“普遍有效性”讲求解释方案“有效性最大化”的方法前提，适用领域最大且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最为实用的方法。

[16]这样方法论的分析，强调一种直觉的知识认识能力，面对方法论上的分析问题，经验与判断的基础，则需要透过行动与语言来重现。

[17]为此，佩德森将以上哈贝马斯方法论的内容，整理为十条关于“理性重构的方法准则”，[18]现简述如下：[19]第一条，世界由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所构成；通过语言，人类个体被社会化以此进入社会之中。

通过语言，主体间的脉络（intersubjective context）藉由规范与规则的组成而内化（internalized）；因此，语言承担着决定性的位置；然而，语言符号本身的既有意涵，总是处于不明确的境地，于是需要解释。

第二条，因此，“诠释的进路”正是作为这些对象构成的领域进行研究的结果。

诠释学进路的主要目的，从语言的表面进行读取和论说其语义结构；理性的重构在于解释深层结构，即意味着一组基础规则的出现，具有生产意义的语言陈述形成。

第三条，理性重构的理解关键，主要在于明确提出一种隐含的、前理论（pretheoretical）的知识。

藉由理性重构的表达，将“知道如何”转变为“实际知道”。

第四条，理性重构怀有一种揭示普遍程度上“知道如何（know how）”的意愿存在，这并非是一个问题的发现过程，而是一种能力上的展现：一种普遍有效的能力，且必须在形式语用学（formal-pragmatics）的水平上，完全理解为语言可能性的先决条件。

第五条，理性重构是一种本质论（essentialist）上的主张，在经验分析中，允许不同的知识论解释，比如现实论（realistic）或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ic）的解释形式；理性重构必须透过假设来阐明正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第六条，理性重构是一种行为主体所拥有的能力，透过理性重构，揭示了一些基础能力，即所谓“水平重构”的部分；随着时间的发展，出现了所谓“垂直重构”；垂直重构以水平重构为前提。

第七条，藉由理性重构进行分析的假设是可理解的，对于分析过程中的证明与证伪表示一种开放的态度；哈贝马斯远离了先验分析中的半先验（semi-transcendental）或准先验（quasi-transcendental）的分析立场，而是具体地透过对语言的使用来揭示其原因所在。

第八条，理性重构应该具备一种带有批判性、建构性的理论功能；通过阐明话语的有效性来设置有效性的标准；理性重构的结果，或者说理性重构下的产物，代表着一种平行于一般理论方法的扩展和理论状态。

第九条，理性重构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态度，并取决于理论和方法的多元主义；对于社会现象而言，并不能使他们受限于一个学科之中；哈贝马斯希望藉由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上的多元主义，即是社会科学的客观化。

第十条，考虑到理性重构存在的假设性质，如何测试这些假设变得至关重要；这种假设的确认方式，取决于通过其他经验理论的间接验证，他们的有效性是基于他们本身功能与其他理论的协作生产。

以上十条“准则”，实际上可进一步“浓缩”为两个部分：首先，在哈贝马斯的方法论分析中，首先申明的部分在于理性重构的方法立场；简言之，理性重构作为分析方法的方法，自然也具备了所谓分析过程中所持有的特定理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