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制约大学管理效能的组织文化分析

影响与制约大学管理效能的组织文化分析摘要：组织文化是影响与制约大学管理效能的重要变量。

我国大学组织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人情文化、权力属性及组织结构等均影响着大学管理的制度理性。

大学管理的封闭性和整体性，将最终导致大学管理效能的流失。

关键词：管理效能；组织文化；人情文化；权力属性；组织结构大学是既追求稳定又追求效能的学术组织，它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与水平的高低考量其管理的效能。

大学管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

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涌现使大学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从而使得影响与制约大学管理效能的因素也因此变得愈加条理难析。

但就我国大学的历史变迁和特殊境遇而言，组织文化仍不失为影响与制约大学管理效能的重要变量。

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行政管理已成为大学的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这是普遍规律，由于机构变大了，所以行政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职能变得更为程序化和更为独立了。

由于机构变得复杂，行政管理的作用在使大学整体化方面变得更加重要了。

由于学校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密切了，所以行政管理接受了这些关系所带来的负担。

在大学，管理上的革命仍在继续着。

”本文基于特定的角度，探析组织文化对大学管理效能的影响，以期深化对大学管理现状的认识，并以此求教方家。

一、过重的人情文化，弱化了大学管理的制度理性有什么样的组织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学管理，不同的大学管理也造就着不同的大学组织文化。

大学组织文化反映的是对如何办大学和如何管理大学所应有的价值、规范和信念等共同的认识和追求，它深深地嵌刻于具体的组织结构之中，并影响人们的价值追求以及对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理解和思维习惯。

毋庸讳言，我国大学的组织文化既有现代大学先进的组织文化成分，也有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群性、情感等文化特质。

由于大学组织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因此，需要去伪存真，进行变革和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深受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经验文化的浸透，我国大学的组织文化表现为对权力和权威者经验的不自觉的崇拜。

官本位的组织文化所表现出的是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机制，是上级与下级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保持联系的权力分配形式，它滋生着对权力的追求意识、依赖意识、服从意识和奴性意识。

下级对上级、员工对管理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建立在依附关系之中的“臣服”和“顺从”。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均是对权力负责、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事实负责、对科学负责。

显然，这种依靠权力、依靠少数人经验进行管理的模式和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大学管理模式有着质的区别。

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大学管理模式的文化基础是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追求表象背后隐藏的客观事实，主张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其价值以功利为取向，在管理实践中表现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契约关系。

科学管理强调规范化、制度化，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特征。

由此，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大学管理模式始终保持着大学管理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它基于科学的原则而较少接受来自外部权力的控制。

它遵循大学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将人情因素排斥在外，始终保持对大学科学管理的清醒认识，但同时也忽视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情感需求，反之，中国文化常以人情关系替代规则、解释规则，人情消解规则，它虽具有针对性，可以做到因人而异，但缺乏普适性，容易导致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群性文化是我国大学组织文化的又一特征。

它属于儒家文化的范畴，强调“中庸”和“以和为贵”，主张个人服从集体，追求整体的统一性，反对彰显个性。

这种思想反映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体现为绝大多数大学难以寻求自身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使大学办学定位刻板，目标趋同，不仅不能坚持自身的办学传统和特色，甚至会抹杀个性，只求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贪大求全。

反映在大学内部，这种群性组织文化则与个性化的组织文化形成冲突。

个性化组织文化强调组织内部成员的民主平等，成员是同高度非集中化的和非正式化的组织结构相联系的，有利于个人创造性的发挥。

由于学术组织的目标是追求创新知识，它的发展决定着大学的实力与水平。

过分地强调群性文化不利于学术成员的个性化发展和创造力的生成，容易使大学失去健康与活力。

情感文化是传统文化中人情文化的突出代表，普遍地存在于我国大学的组织文化中。

在情感文化支配下的大学管理实践，务虚多于务实。

在处理和解决现实问题时，不是以制度和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不是以科学的数据分析说服人，而是倾向于以德服人、以情动人。

在人面前，所有的规则和制度都充满了无限的可变性。

如果说现代大学管理所遵循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稳定性是为了解决一类问题，那么，这种“可变性”则常常只针对某一特定人物和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大学管理制度的形成。

与情感文化相对应的是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规则文化。

如《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

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

他们所看重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和能用金钱估量的东西”。

亦如研究美国文化的中国学者陈尧所说，“不讲空话，不必客套，该怎样就怎样，这是美国人都奉行的准则”。

这种实用主义哲学主张遵从一定的规则和制度，通过努力获得个人利益。

反映在美国大学管理中，是对既定管理规则的遵从和执行，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时，都必须以客观事实和数据为依据。

我国大学管理实践中也搜集数据，运用数据，但数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通常得不到检验，不同部门从不同口径统计的数据，甚至相互矛盾。

因为搜集数据的目的常常是用于向上级部门汇报，而非用做科学管理。

有些大学对师资、生源等最基础的数据甚至无法取得统一，导致管理者即使在运用数据的时候，仍然无法建立在对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上。

人情，常常导致遮掩事实，夸大或缩小事实，甚至扭曲真相，致使学校管理效能流失，甚至误人歧途。

因此，情感文化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二、过强的权力属性，强化了大学管理的封闭性在人们眼中，中世纪的大学如同一个饱读经书的孤僻修士，远离世俗的尘埃。

近代大学则更象一个对自然、社会和抽象世界如痴如醉的精神贵族，很少过问或干脆不屑于世俗的繁冗和琐碎。

唯独对于现代大学，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它们与社会关系之密切已经达到须臾不可分的程度。

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需求以及社会对大学的责难和质疑日益成为大学不断发展的外部推动力量，它促使大学必须走出象牙塔，回归世俗生活，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

尤其是近代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使大学组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组织外部和内部变化都成为大学发展的有生力量。

大学组织的学术特性决定了大学组织呈现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开放系统理论主张任何组织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制约，必须与其所处的环境相互依赖、彼此影响。

除了政府和高等院校本身。

越来越多的人将有理由参与到大学的管理中。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大学管理毫无例外地包括了大学生及其家庭、教师、企业界和商业界、公共和私营经济部门、议会、传播媒介、社区、专业协会等社会机构的积极参与。

这就是说，传统大学的管理模式正在逐步走向“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大学需要向各利益相关者报告学校运行状况，并负有向社会说明和解释的责任。

就我国而言，政府是对大学施加影响的最有力的外部因素。

时至当下，政府仍占据着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导地位。

在大学之外，管理权主要集中在政府管理部门。

沿袭至大学之内，权力集中在校级决策者手中。

由于现有高等教育系统还未充分市场化，大学的主要出资人还是政府，社会问责制度未形成，大学没有向社会报告的传统，只有对上级政府管理部门负责的义务。

导致大学管理组织依然相对封闭。

近年来，社会对大学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提高，如各类社会机构对大学声誉进行评价，大学生就业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招致社会对大学办学水平的质疑。

等等。

长此以往，大学必将树立竞争意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理应承担起对社会公众进行回应和责任说明的义务。

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根本属性，但就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看，大学组织是一个由政治组织、行政组织和学术组织共同构成的综合体。

由于学术权力总是处于边缘地位，各类组织表现出单一的行政化倾向，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抹杀了组织特性的多样性，习惯于简单地以行政化的手段解决组织领域内的事务。

权力传递成为一切组织内部运作的主要联系方式，因此管理组织中设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被分配相应的权力。

毫无疑问，这种组织结构形式使大学管理更加趋于封闭。

就组织的功能而言，政治于系统的价值取向是稳定的，经济子系统的价值取向是效率的，而大学是社会中的一个文化子系统，表现出二元的价值取向，是稳定和效率的结合。

然而，这种结合并非是简单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效率的?昆合，“这正如多值逻辑和二值逻辑本质不同一样，文化子系统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经济不同通约”。

因此，作为具有多样性组织特征同时又以学术性组织为根本特征的大学组织，其基本立场是让学术管理组织决定学术领域内的一切事务，使大学保证学术组织自由的特性。

只有充分行使学术权力。

才能避免组织的行政化，保证学术组织的文化取向。

随着大学组织复杂程度的加深和目标的多样化，学术组织呈现出不断组合分裂、灵活多变的特征，这会给大学管理增加难度。

管理者要想站在全校高度了解整体运行状况，就必须建立专业院校的研究机构，搜集多样化组织背后的客观信息，将零散信息统一于学校的整体利益之下，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

就像美国大学校长描述的那样，没有院校研究就不能做决定。

三、过窄的结构形态，淡化了大学管理组织系统的整体性就世界范围而言，大学在其产生的最初时期，其组织结构和规模与中世纪行会极为类似，校内组织结构基本是扁平式的和直线式的。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大学职能的不断扩展，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大学的组织结构也越来越复杂。

随着国家主义价值观的凸显，政府权力不断渗透到大学内部，干预大学内部事务，因而像政府部门那样的行政组织(即科层制组织)在大学内部也逐渐建立起来，大学成了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的结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被称为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结合体的大学组织，在我国大学管理中，大多表现为一种单一的、过窄的组织结构形态，即自上而下的“直线式”组织联系方式。

这种组织联系方式使整个管理组织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权力集中在大学的最高管理层——校长的手中，无论是行政管理组织还是学术管理组织中都存在着一条自上而下的直线指挥链。

每一个下级部门都对应一个上级领导部门，并只对上级负责，而毋需对其他部门负责。

每一级部门都拥有对其下级的直接指挥权，由此形成从高层到基层部门的指挥链，即校长——院长——系主任——基层管理人员或教师，这是目前我国大学普遍采用的组织结构形式。

这种联系形式导致决策层难以获取基层组织的意见，习惯于运用少数人的经验而非根据科学论证作出决策，这无疑强化了管理的集权甚至是专权的特征。

在现有的集权化、直线式的组织结构中，除非管理者具有强烈的科学管理意识，否则大学管理极有可能走向家长制以及经验式的管理模式，而难以发挥科学管理的组织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