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四个向度

生态文明的四个向度作者：曹孟勤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2期何谓生态文明？目前人们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作为生态文明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四个向度。

第一，生态文明的物质文明：自然环境的美丽、和谐与稳定。

文明是指人类脱离野蛮的过程，而人类脱离野蛮的起点则表现为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改造。

当原始人凭借自己的智慧打造出第一个用于加工自然物的石器工具时，人猿便揖手相别，人类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程。

由此我们不难断言，原始人制造的石器工具既是人猿相别的见证物，也是文明的象征物。

这表明，任何文明都必须有自己的物质形态，任何文明都必须通过那个时代所创造的物质产品表现出来。

用物质形态承载文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物质文明。

人类加工制造的物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的物质形态和文明的象征，是因为这些人造物品凝结着人类的智慧，是人类本质的对象化。

我们说，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国古代人加工制作了许多精美的物品。

然而，以往的文明（指生态文明以前的文明）都是以人类加工制造的物品为文明的象征物，尤其以体现人类改造自然界能力的生产工具为表征文明的基本向度，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越是能够生产出促逼自然的人造物，即越是能够生产出在自然面前体现人类强大力量的生产工具，文明程度就越高。

石器工具表征的是低级文明，大机器则表征的是高级文明。

生态文明的提出，则使评价文明的标准发生了彻底转向。

生态文明不再以制造的工具为文明的基本象征物，而是以自然环境的美丽、稳定、和谐为文明的象征。

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是以自然环境为自身的物质形态，以创造出优美怡人的自然环境来表征文明。

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水、肥沃的土地、大片的荒野、茂密的森林、多样化的生命、绿色的城市等。

当然，在我们说作为生态文明的物质承载形态——自然环境的美丽时，并不暗含对原始自然环境的称赞，也不提倡回归原始，因为原始自然环境并没有凝结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所以它不能成为生态文明的物质承载形态。

作为承载生态文明的物质形态——自然环境的美丽、和谐与稳定，必须是通过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果，它表达着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目的合理性与社会正当性。

第二，生态文明的精神文明：人是自然的看护者。

文明不仅表现在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形态上，同样也表现在人的精神气质上。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来讲，文明的精神气质表现为人类对待自然所呈现出来的道德态度和价值追求。

农业文明以及农业文明以前的文明，对自然世界多持一种敬畏的态度，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匍匐在自然的脚下，把自己标榜为自然的一部分，乞求具有神性的自然能够恩赐给他更多的食物。

工业文明将敬畏自然的态度做一倒转，建立起支配、控制自然的精神气质。

它要求用人类的理性照亮自然的黑暗，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决裂，认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在于把自然征服为人的一部分；越是能够征服自然的社会，就越进步、越文明。

生态文明作为超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既不是对自然世界的敬畏，也不是对自然世界的支配，而是对自然世界的看护。

因为自然世界是人类存在的家，这里“家”的含义不仅指示着自然世界是人类的物质家园，同时也指示着自然世界是人类的心灵家园，人性生成的家园。

人类正是在看护自己的“家”时而走向生态文明。

依据海德格尔的考察，西方“伦理”的概念原初是指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后引申为人的“居所”，即“家”的含义，进而才转化风俗和伦理。

海德格尔还指出，作为伦理的“居所”也是诸神的所在地，人就居住在神的近处。

依据伦理的这种原初含义，我们可以说，伦理最初是指人的居所和人的家，而这个家是与大地、自然存在物融合为一体的。

因此伦理最初对人的要求是，人要成为大地和所有存在物的看护者，并在看护它们的过程中而接近神或与神同在。

“神”在古希腊则象征着人的道德理想和更高级的文明。

人之所以会成为自然世界的看护者，其形而上学的根据是：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人即自然，自然即人。

当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合为一个整体，人类关爱自然即关爱自己，关爱自己即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环境就成为人类不得不承担的道义。

第三，生态文明的劳动文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劳动，可以说，劳动是人类被抛到这个世界上获得的一种天命，是人类特有的且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和神圣使命。

通过劳动，人类以改造自然世界，进行产品生产，通过消费产品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基本要求。

人类的生活，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纬度来看，无非是需要、生产、消费、废弃的过程。

以劳动为中介的生活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分界线，通过劳动才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人类文明。

因此，劳动本身具有属人的价值，是文明的象征。

然而，工业社会尽管创造了工业文明，但并没有真正实现劳动的文明。

从劳动的性质看，工业文明中的劳动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工业文明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与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是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从劳动的实际结果看，工业文明中的劳动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将人类自身的生存置于危险的境地。

因此，超越工业文明而建构生态文明，必须首先使劳动本身得以文明，而使劳动本身得以文明的路径则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1］所谓物质变换，是指物质代谢和物质循环，意指人从自然环境中所提取的东西，经过消费之后而又能够还原于自然环境，能够被自然环境所吸收和所利用。

然而，工业文明则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裂缝，“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语）。

也就是说，工业文明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大量废弃物，远远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且不能被自然环境所消解，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中断。

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裂缝，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发生了中断，才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马克思认为，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物质变换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

根据马克思对劳动本质的这一规定性，我们可以说，生态文明中的劳动文明是指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文明，即人类通过劳动在向自然环境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以养育自身的同时，也反馈自身的物质能量以养育自然环境。

所谓反馈人类自身的物质能量，是说人类消费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废弃物——包括工厂生产中的废弃物和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废弃物——能够还原于自然环境，被自然环境所吸收、所利用。

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以及自然环境本身的生态平衡。

因此，生态文明意味着劳动的生态化，意味着劳动不再简单地是向自然索取人类所需之物的经济活动，还是维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的生态活动。

劳动的文明是人类养育自身与养育自然环境的统一。

第四，生态文明的制度文明：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制度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关系结构和组织结构体系，它对社会具有整合、规范的功能，并硬性地担保公共社会的有序运行。

如果说工业文明发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那么生态文明则生成于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

生态文明的制度内涵是建立起一种节约型社会制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

如果说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那么节约型社会则是对奢侈型社会的超越，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对反自然社会的超越。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追求奢侈和浪费的社会，如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指出，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是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

也如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目前已进入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的消费不是为了享有物品，而是为了浪费物品，只有奢侈地将物品大量浪费掉，才能使企业把这些被浪费的物品又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以供现代人继续奢侈和继续浪费。

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反自然的社会，它把自然看作是一种恶，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就在于敢于与天斗、与地斗、敢于做自然的主人。

然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宣告了追求奢侈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可持续性和自我毁灭性，反自然的结果却遭到了自然的报复。

因此，奢侈型和反自然型社会必然要遭到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拒绝和社会正义的禁止。

节约型社会将节约作为本质，作为价值评价的标准和所追求的善，因为节约是对生活目的的一种合理的计划和生活方式的明智选择，它体现了一种理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节约本身并不是限制人们的正常生活需要，而是节制不合理的欲望，约束不必要的或超生活需要的浪费行为，使人类过一种“好生活”和“善生活”。

正是由于节约本身是一种善，以及节约的伦理本质能够使消费行为合理化，因而以节约为目的的节约型社会本身就获得了价值合理性与道德正当性。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善待自然的社会。

为什么要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有两个充分必要的理由：第一，人与自然世界是相互作用的，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自然也就怎样对待人类。

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就善待人类；人类将自然置于死地，自然也将人类送上不归之路。

第二，现实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对象化的人自身。

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对自己的关系，人对自然的任何态度与行为都将变为对自己的态度与行为。

人对自然善就是对自己善，人对自然恶也等于对自己恶。

正是这两个理由，就内在地规定了人类社会必须对自然环境友好，像善待自己那样善待自然世界。

参考文献：［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