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尊刘贬曹”思想倾向及成因-8页精选文档

《三国演义》“尊刘贬曹”思想倾向及成因一、历史和《三国演义》中的“尊刘贬曹”“尊刘贬曹”是罗贯中进行小说叙事时存在的主要思想倾向，也是作者着力表达的思想主旨。

具体而言，全书用鄙视、讽刺的口吻来写曹操，将曹操描写成厚黑、狡诈、残忍的奸臣。

如《三国演义》第四回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第十七回曹操嫁祸于粮官，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

”遂杀之。

曹操还残忍地杀害如伏皇后、董承、弥衡、杨修等人。

罗贯中在这些人被杀后，反复用诗句来称颂他们的志节，以反衬曹操的残忍;并将司马氏篡曹魏政权归为天理循环、因果报应，《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有诗曰：“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

”与塑造曹操奸臣形象不同的是，罗贯中十分注重抬高、美化刘备的明君形象。

刘备有汉室血统，有仁德、谦让之心，如三让徐州、携民渡江、入益州不夺同族基业。

刘备的仁德、宽厚、礼贤下士令将士谋臣死心塌地为他尽忠。

在《三国演义》中，每当曹操失败时，罗贯中就用令人拍手称快的辞藻，而刘备失败时则用令人叹息的语句;其称曹操时，经常用“曹贼”“奸雄”等恶名，甚至还直呼为“阿瞒”，而称刘备则用“先主”“皇叔”等尊称。

可见，其“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极力尊崇刘备，贬低曹操。

然在《三国志》中，陈寿却尊曹魏为正统，给予建立魏蜀吴三国的曹操、刘备、孙权都很高的评价，不愧是乱世中的枭雄。

曹操和刘备既有宽厚、礼贤下士、英勇善战的优点，也有狡诈、残忍的阴暗面，不存在孰尊孰卑的问题。

但在《三国演义》中对二人的评价却天差地别：一个被尊为万古流芳的仁君，一个被贬为遗臭万年的奸臣。

罗贯中“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形成，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与罗贯中的生平经历密不可分;第二，与我国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等有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则是我国千年形成的正统文化及其政治思想观念的影响。

二、生平经历对《三国演义》创作的影响是“尊刘贬曹”思想倾向形成的内在原因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并州太原府人。

7岁时入私塾读书，14岁因母去逝辍学，从父到苏杭学经商。

苏杭时为南方商业中心，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小说、戏曲、评书等艺术形式发达，汇集很多从北方南迁的文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

由于自幼受儒家经典的影响，罗贯中不喜经商，经父许，到慈溪从著名儒者赵宝丰学习。

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正值元朝末期。

元末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大量民众起兵反抗元朝。

深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有志图王”的罗贯中，自觉学有所成后，辞别赵宝丰，在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投靠当时最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入府做幕宾，希望为张士诚打下汉人的天下，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像张良、诸葛亮等贤臣谋士一样青史留名。

元至正十七年（1357），已称王定都平江（苏州）的张士诚部与朱元璋部交战，实力受损;同年，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等在与元朝军队作战时，兵败被俘。

张士诚眼见敌不过朱元璋部与元军、方国珍部（时已投降元朝）的合围进攻，不得已投降。

降元后张士诚割据了北至济宁、南至绍兴的大片区域，但贪图享乐，不思进取。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又起兵反元。

当时包括罗贯中在内的很多幕僚谋士建议吸取前次的失败经验，暂缓称王，张士诚不听，又在平江定都称王。

罗贯中对张士诚深感失望，不久便离开，返回太原老家。

元至正二十七年（1667），平江城被朱元璋军队所破，张士诚被处死。

公元16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

在张士诚起义军被灭之后，罗贯中又回到杭州。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时间，当在其重返杭州之后。

罗贯中很早就“有志图王”的理想以及参加张士诚起义而最终失败的经历所形成的晚年特殊心境，是其偏好政治历史题材小说并在这类小说上取得艺术成功的关键。

在张士诚起义军失败后，罗贯中内心深感失望，故晚年心境有所变化，自号湖海散人，希望成为泛舟江湖的隐士，但他心中始终难以割舍“修齐治平”的情怀。

因此，当理想在现实中实现不了后，遂就将自身的幽愤、理想化为一纸文章。

《三国演义》将刘备塑造成身具仁德、礼贤下士、宽厚爱民的明君，是因为罗贯中一定程度上在刘备身上寄托了他心中的“明君梦”。

有明君，就必然要有贤臣。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近乎完美的诸葛亮，也寄托着罗贯中理想的“贤臣梦”，故通贯《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思想倾向，与罗贯中所受的儒家正统教育以及他在张士诚那里作幕僚期间，经历了复杂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后所形成的价值观存在密切的关系。

三、民间的关羽信仰等因素是“尊刘贬曹”思想倾向形成的外在原因元代之前，就已出现“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

宋苏轼《东坡志林》中记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元代《三国志平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倾向。

而宋元时期民间的关羽信仰以及元代民族关系的紧张，还有民间关于出身的观念，都助长了这一思想倾向的发展，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则进一步强化这一思想倾向。

（一）从民间信仰的角度《三国演义》中刘备阵营受人欢迎，也与“忠义武勇之神”的关羽属于刘备阵营这一原因有关。

据《三国志》载，历史上关羽是一个忠义、英勇、喜读《春秋》的武将，却也自负、看不起读书人，最后因轻敌而丧命。

但在后世，关羽因为忠义武勇而逐渐被民间尊为“武神”。

在唐代官方祭祀武神的活动中，关羽作为主祀姜子牙的从祀，受到人们的祭祀。

宋末关羽成了官方祭祀武神活动的主祀。

他不仅是儒教的神祗，道教和佛教也都给他加封了各种名号，故成为三教都尊崇祭拜的神祗之一。

在民间，关羽逐渐成为与“文圣人”孔子拥有相同地位的“武圣人”。

关羽属于刘备阵营，自然增加人们对刘备的好感和认同。

既然拥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和武神关羽，那么刘备阵营在人们看来是代表正统和正义的政治集团，而孙权集团和曹操集团，自然是代表着非正统和非正义的军事力量。

更何况，曹操集团有种种欺汉行为，故为老百姓们更加不齿，如此人们“贬曹”也就自然而然了。

因此，民间崇拜诸葛亮和信仰关羽的活动，为“尊刘”的思想倾向打下道义和信仰的基础。

（二）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民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代，又深受儒家“夷夏”之辩观念的影响，自然对异族入侵，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深恶痛绝，内心渴望有汉人之明君出现，开创“文景之治”和“贞观盛世”式的伟业。

历史上每当民族矛盾冲突剧烈、社会动荡不安时，无力反抗蛮族统治的汉人，往往会将强烈的怀念“强汉”的感情寄托在某些历史人物身上。

刘备身上所具有的汉室血统，不仅具有代表着皇权正统的意义，也有代表着汉人正统地位的思想意义。

这就为罗贯中“尊刘”提供了民族感情基础。

曹魏集团地处北方，很容易让人们将之与经常南下侵犯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联系起来。

曹操南下攻打孙刘政权的军事行动，又与少数民族侵犯中原的军事行动路线相似，这更让人们容易将之作为入侵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象征。

历史上，曹操虽是汉族，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及攻打属于汉室正统刘备集团的行为，都属于反正统的行为，与异族侵犯中原、动摇汉人正统统治地位等行为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人们自然从情感上反感曹操，同情最终被曹魏所灭的蜀汉政权。

这是形成“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民族关系成因。

（三）民间对二人出身的看法在中国，太监由于身体方面存在着缺陷，一直为人们所歧视。

历史上太监也干了不少把持朝政、陷害忠良等恶行，秦时赵高、汉末十常侍、唐时高力士皆是典型，所以太监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形象极差，读书人更是非常鄙视这个群体。

曹操的父亲曹嵩过继给太监曹腾当养子，这等出身也影响了曹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而刘备虽是平民，但身具汉室皇族血统，这样的血统让刘备的形象无形中高大起来。

刘备平民的出身，不仅不影响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反而让百姓无形中更有亲近感。

故此，曹操和刘备不同的出身背景，也影响着“尊刘贬曹”这一思想倾向的形成。

四、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和政治思想观念是“尊刘贬曹”思想倾向形成的深层原因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历代王朝都将儒家确立为正统意识形态。

因为儒家提倡仁爱、忠义、孝悌、诚信、守礼等思想，不仅有利于缓解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还有利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儒家思想强调“亲疏远近、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这反映到政治上即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思想。

这种名分思想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谨守自己的家庭和社会角色的本分，不能有任何以下犯上、以臣欺君、以子逆父的行为，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历史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无疑是一种不忠不义、大逆不道的做法。

而曹丕废汉称帝则是更加地大逆不道。

面对曹氏政权对传统道德的背叛，罗贯中当然要“贬曹”。

相比之下刘备象征着王室，代表正统，又身具仁德，能够礼贤下士、宽厚待人、谦让不争，非常符合儒家提倡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非常讲究君臣大义，注重宣扬忠义的思想观念。

如前述，宋朝的皇帝对关羽加封各种名号，即是一种宣扬忠义思想的手段。

而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忠义思想的宣扬，对民间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如《水浒传》中阮小五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连阮小五都知道不该反皇帝，该反的是酷吏赃官，何况自幼熟读四经五经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呢？罗贯中作为接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儒生，自然心中一直秉持忠义的思想观念。

这一思想观念，对《三国演义》的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

易中天曾指出：“相对官方的‘正统’、民间衍生了‘忠义’。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又重农抑商，不可能产生商业文化中的契约精神。

没有契约精神就只能靠道德。

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

我忠诚，你仗义。

于是，秩序得以维持，关系得以维系，天下得以太平。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着力表现忠义思想精神的描写，比比皆是。

如关羽“降汉不降操”“千里走单骑”等;还有诸葛亮为恢复汉室，克复中原，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矣，甚至在刘禅昏庸乱为的情况下，也只是敦敦教导，不敢有任何异心。

因此，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忠义、孝悌、守礼等观念，是深刻影响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一直“尊刘贬曹”的内在深层原因。

综上可知，《三国演义》“尊刘贬曹”这一思想倾向的形成，与罗贯中的生平经历、宋元时期民间的关羽信仰等因素有关;究其根源乃在于罗贯中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其创作《三国演义》时受到了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正统观念、名分观念、忠义观念以及伦理观念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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