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一、问题的提出经济的发展是有起有伏的，或说有周期性，尤其是商业和市场的发展。
论者谓中国商业史上有三次繁荣期。
一次在春秋战国，延至东汉末而衰。
一次在宋，历元而发展势头中断。
一次在明后期，及至鸦片战争而转型。
[1] 此就三千年大势而言。
近世周期论者尚有百年上下之长周期、25年左右之中周期、数年一见之短周期等理论。
周期原因，论者各殊，而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规律则有普遍性。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其周期频率与波动幅度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惟因数据不足，难详究。
在欧洲，13世纪以来的几次百年以上的兴衰已大体可考，16世纪以来考察较详，18世纪以后则各种中短周期均有精密研究。
在我国，则除近现代外，这种研究还基本上是空白。
周期性研究当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但因史料不足，常是从最敏感的商业和市场入手。
如厄什()、阿倍()等对中世纪欧洲农业长周期的研究就是用市场价格和贸易状况论证的。
16世纪是欧洲重商主义时代，物价革命，市场繁荣，财富积累，引起社会大变革。
马克思认为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在中国，16世纪即明正德至万历前期，商品货币经济有颇大发展，已为史学界公认。
实则，这种发展也引起了社会某些具有近代化倾向的变革，并出现启蒙思潮。
这正是它不同于秦汉、宋代两次商业繁荣之处。
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并指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只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但到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深佩其论。
但是，我国研究这时期经济发展的论着，大都是明清并述或通论；像讲赋役大都是从一条鞭直落到摊丁入地；讲商品、货币和市场，也是从嘉靖到乾隆；好像直线发展似的，不见曲折兴衰，是有未足。
我最早感触这个问题，是在70年代末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的时候，该卷是讲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嘉靖万历间记载颇多。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二)
五、财政白银化和财政危机明沿用两税法。
唐杨炎创两税，原是田亩纳谷，户税纳钱，惟时帛价低，实际纳帛。
宋代两税，则南方商品经济发达诸路已是夏税征钱、秋粮纳谷了。
明之两税皆征实物，并将丝、绢、棉、布、麻，以至红花、蓝靛都入两税，税目达40余，加以课、贡，凡政府所需之物无不征实。
广积粮，以至“红腐不可食”；储铁锈蚀，不堪制镞。
朱元璋的这种实物财政政策是行不通的，其出路只有白银化。
兹将明财政收入按10年期列为表五，所选布、绢均属带有货币性者。
资料全据《明实录》，惜万历只有一年数，崇祯全元。
表五明代财政收入年份|米麦（万石）|布（万匹）|绢（万匹）|宝纱（万锭）|银（万两）1430|3979|20.5|94.1|7388.9|32.91440|3045|14.6|18.6|2882.3|0.51450|2588|13.3|18.9|2368.4|-1460|3036|13.4|19.4|2574.1|14.61470|3032|90.6|28.5|2874.9|7.11480|3035|85.8|28.6|2910.6|4.61490|3079|117.4|17.9|3246.9|8.11500|3090|117.4|17.9|3246.9|3.21510|2787|171.3|12.7|3238.1|3.31520|2787|171.3|12.7|3238.1|3.41532|2659|13.3|32.0|2414.3|242.61542|2659|13.3|32.0|2569.2|223.91552|2659|13.3|32.0|2414.4|243.31562|2660|13.3|32.0|2414.4|259.01571|3061|62.3|32.0|1018.3|310.0*1602|2837|39.5|14.8|0.1|458.2*1621|2780|12.9|20.6|8.1|755.2*1626|2780|12.9|20.6|8.1|398.6**《实录》所列数太小，改用太仓收入数。
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16世纪宗教改革的作用]改革内容：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并使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受轻微的威胁。
直面这种情况，天主教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严苛批评教会内部的腐败，表示各种恶魔和弊端就像是从特洛伊木马中喷出的士兵一样从教会中喷出，他们纷纷倡议推行改革。
就在欧洲各国宗教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同时，天主教会内部也已经开始了改革。
一:清除内部积弊，重新审定教规、教义。
教会清除了一批无知、腐败、贪婪的神职人员，规定教士必须穿僧衣，执行教士独身制;在每个教区设立学校，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
教会在肯定赎罪券功效的同时，禁止非宗教目的的出售行为，并取消了销售机构。
二:稳步加强异端裁判所。
宗教改革中后，异端裁判所的活动更为猖狂，大批"异端分子"获释判刑，甚至被处决;同时，天主教会强化了思想掌控，不断施行违禁品书目，扣押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哥白尼的《天体运转论》赫然发生在第一批被禁书目中。
三:网罗各种狂热的信徒，组建反对新教改革的团体，千方百计的破坏宗教改革，提升教皇声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团体就是耶稣会。
通过内部改革，罗马天主教会暂时摆脱了困境。
改革影响：①政治上: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剥夺了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国王权得到加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
②经济上:奠定了适应环境资产阶级须要的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夺回了大量原属于教会的财产和土地，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③文化上:a、打破了天主教会精神垄断，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发展了人文主义。
b、发展本民族文化，各国广泛注重教育，开办学校，减少包含自然科学在内的自学科目，推动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c、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旗帜。
对后世的促进作用：对欧洲：当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从德国爆出，它就像是一道流星刺破了自中世纪起至蛰伏了几百年的欧洲思想宗教界的黑幕，充斥而来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席卷整个欧洲。
2019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doc
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码: ___________）一、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现代化”与“近代化”为同义语。
我国文献常两词并用，无碍原义。
什么是现代化，无经典定义。
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
张玉法(1980)谓现代化趋势是向深度和广度双方推进，深度由物质层次而制度层次、而思想层次；广度有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
他并列举各层次、方面演变的特征，颇全面。
惟本文主要是探讨经济的现代化，而以社会和思想为参证。
盖许多经济动态，若生产突出增长、市场陡现繁荣，可能由于特殊机遇，或属周期现象，必验之社会，思想较深层次的变化，才能确定其是否属于现代化因素的出现。
又因我于经济的现代化已有若干论文发表，本文仅述要略，反是社会与思想方面占较大篇幅。
一国的现代化，在历史上有个开始期，即各种现代化因素的出现时期，但没有终结期，迄今仍在继续现代化过程中。
①惟人们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随时代而不同，这对如何评价历史非常重要，因略作申论。
在16世纪西欧现代化因素出现时，人们尚无“现代化”这一概念，流行的主要是重商主义见解，以通过贸易增长一国的净收入为目的。
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工业化成为讨论中心，重视新的技术装备。
19世纪下叶以降，乃更注意资源的有限性，边际主义盛行。
但迄20世纪前期，对现代化的认识可说都是集中在物质方面，忽视人和社会，强调国民生产(GDP)的增长，忽视为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新的科学技术给人以巨大鼓舞，同时，对人和社会状况作了深刻的反思。
舒尔茨(1961)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开始注意智力投资。
舒马赫(1973〉指出现代经济以人和环境为牺牲的危机，《小的是美好的》一书醒人耳目。
原来对经济的发展几乎是线性概念，七十年代变成结构主义；原来以人均收入衡量经济增长，七十年代提出人文指数，预期寿命、男女平等都成为指标。
16—17_世纪中国绘画研究方法反思——以韩庄的《17_世纪初中国的主题、自然与再现》为例
010《名家名作》·评论［摘 要］ 立足美国学者韩庄的《17世纪初中国的主题、自然与再现》一文，重点关注其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与启示价值。
韩庄从对旧框架、旧方法的质疑开始，在质疑之下提出问题，并逐步建构一个不同以往研究的新框架，在其构建的相似性到表现性再到主体性的逻辑之下，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在17世纪绘画问题上的独特视角，以期对当下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关 键 词］ 质疑；绘画意象；表现性；主体性16—17世纪中国绘画研究方法反思——以韩庄的《17世纪初中国的主题、自然与再现》为例王 玥一、对旧思维框架之质疑现如今，关于明末清初的绘画研究已经有很多，大多学者在研究中国16—17世纪绘画变革的意义时，针对某个在明末清初时期影响深远的画派、艺术家、艺术现象展开来谈，不少学者亦注意到了董其昌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在研究方法上，大多研究受困于董其昌本人背景经历或是画论的研究。
这样的研究方法能够较为细致地了解董其昌本人的画学理论与明清绘画之间的关系，看到董其昌带给那个时代的部分影响。
但在韩庄的这篇文章中，作者对这一类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并侧面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国17世纪绘画的误区。
现有的研究方法均倾向于使用传统艺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方法研究这段美术史，在这些研究中将历史时间做了线性划分，并且将艺术家的背景经历或画论与作品相对应，得出一个符合文章观点的结论。
而韩庄在其文章中质疑的正是这些研究，背景经历诚然不可忽视，但学者在研究时往往忽视了17世纪社会的整体状况，从而忽视了董其昌本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所产生的独特影响。
韩庄明确指出：“是否它意味着董其昌是一个设定在背景之前的人物，因为这暗示着一种特殊的认识论表述，除非其背景被非常仔细地阐明，否则对于一个人的认识将是不准确的。
”这是韩庄在文章中要打破的第一个框架——质疑背景经历的作用。
作者在文章开篇即质疑了这一个框架的合理性，他试图打碎这种在原本知识的、权威的框架中做批判式梳理的写作方式，同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语境，而这种语境一定要在16—17世纪整个宏大的社会变革之下展开，既不受限于董其昌本人的画论与经历，又不限于权威的美术史研究，韩庄在开篇即在试图搭建一个这样的讨论语境。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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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谓中国商业史上有三次繁荣期。
一次在春秋战国，延至东汉末而衰。
一次在宋，历元而发展势头中断。
一次在明后期，及至鸦片战争而转型。
[1] 此就三千年大势而言。
近世周期论者尚有百年上下之长周期、25年左右之中周期、数年一见之短周期等理论。
周期原因，论者各殊，而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规律则有普遍性。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其周期频率与波动幅度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惟因数据不足，难详究。
在欧洲，13世纪以来的几次百年以上的兴衰已大体可考，16世纪以来考察较详，18世纪以后则各种中短周期均有精密研究。
在我国，则除近现代外，这种研究还基本上是空白。
周期性研究当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但因史料不足，常是从最敏感的商业和市场入手。
如厄什()、阿倍()等对中世纪欧洲农业长周期的研究就是用市场价格和贸易状况论证的。
[2] 16世纪是欧洲重商主义时代，物价革命，市场繁荣，财富积累，引起社会大变革。
马克思认为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在中国，16世纪即明正德至万历前期，商品货币经济有颇大发展，已为史学界公认。
实则，这种发展也引起了社会某些具有近代化倾向的变革，并出现启蒙思潮。
[3] 这正是它不同于秦汉、宋代两次商业繁荣之处。
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并指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只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但到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4] 我深佩其论。
但是，我国研究这时期经济发展的论著，大都是明清并述或通论；像讲赋役大都是从一条鞭直落到摊丁入地；讲商品、货币和市场，也是从嘉靖到乾隆；好像直线发展似的，不见曲折兴衰，是有未足。
16至17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
１６至１７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一、16至17世纪中国市场的萌芽1.市场的定义及特点；2.政府干预与市场的关系；3.市场萌芽的条件与因素；4.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5.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16至17世纪，中国的市场萌芽出现了一些特征和现象。
市场是一种供需相互作用的机制，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在中国，市场的定义不是物理上的存在，而是指供求关系和交换的过程。
随着商品的产生和物流水平的提高，市场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16至17世纪，中国的政府一般采取干预市场的方式来控制商品流通。
政府主要通过官员来控制市场中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且政府也会通过对商品的考察来维护人民的质量和安全。
然而，这种干预也常常导致不公平的价格或者商业垄断。
市场萌芽的条件和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进步和物流水平提高使得商品能够更加便捷地流通。
其次，对于商品和服务始终存在着需求和供应。
最后，人们对繁荣和发展的需求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是指，在16至17世纪，市场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成分。
市场的需求和供应影响价格，并且买卖双方可以通过交换来实现互利互惠。
与当时的官方贸易相比，市场经济具有更加广泛的功能和效果。
市场经济主要有两个特征：1）自由和公平的交易是市场经济交易的基本原则；2）市场经济交易可以根据买卖双方自身的需求而进行。
然而，市场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局限性和影响。
首先，市场需要官方保护和干预的同时才能够发展得更加健康和稳定。
其次，市场的发展面临着中国政府和社会体系的僵化程度。
中国的传统社会体系以家庭为中心，难以转化为市场性质的经济交易。
最后，还有商人等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等问题导致市场本身难以发展。
二、案例分析1.港口的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的推动力；2.康熙年间《海上丝绸之路》的润色促进了市场；3.清朝时期的广州花市；4.内部货币流通面临诸多问题；5.贩卖妇女儿童的绑票和拐卖现象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繁荣与危机——十六到十八世纪的中国
的
进
步
科 4
科 技
的
积
淀
李时珍 （明）
《本草纲目》
宋应星 （明）
《天工开物》
徐光启 （明）
《农政全书》
科 4
科 技
的
积
淀
阅读万里大好山川 徐霞客和他的《徐霞客游记》
明 盛世繁荣
人口的爆发 手工业发达 文学的进步
清
科技的积淀
后背第 二盛 篇世 章的 背
后
年份 正德9年 1514 嘉靖11年 1532 嘉靖31年 1552 隆庆5年 1571 万历30年 1602 泰昌元年 1620
——1789年《人权宣言》
思
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劾奏《南山集》 语悖逆，虽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 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 系狱两载。九卿覆奏，名世、云鶚俱论死，亲族当连 坐，圣祖矜全之。
——《清史稿-戴名世传》
商
英国及其殖民地 法国及其殖民地 西班牙及其殖民地
商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 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 行······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 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 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天朝抚有四海，惟 励精图治，办理政务，······是尔国王所请 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 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
泽 绫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
日。
濮
惟濮院生产之纺绸，练丝熟净，组织 工， 是以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糜至，终岁
院 贸易不下数十万金。
景
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 常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中国市场的发展始于古代，16世纪和17世纪是中国市场的黄金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市场出现了新的商业帝国，也是新的经济思想和商业实践的典范。
本论文旨在探讨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的发展，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市场基础设施、物流发展、贸易种类、商业实践和商业道德。
一、市场基础设施在16与17世纪中国市场的发展中，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关键的因素。
市场基础设施包括市场、街道和桥梁等设施。
在该时期，中国市场的场所被称为“集市”，通常在城市周边地区，包括大门和巷道。
这些集市通常有很多小售货处和摊位，提供各种商品。
在城市中心，也有许多专业性更强的市场，如绘画市场和丝绸市场。
此外，街道的发展对于市场的扩张也非常重要。
城市官员们注重街道的建设，以保证市场的形成。
同时，随着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桥梁的建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二、物流发展随着集市和市场的发展，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物流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物流这一要素在贸易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在亚洲国家，由于交通和交通成本的限制，物流这一环节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中国市场中，要获得最优价格，商人们必须发现最便宜的物流运输方式。
由于道路的状况通常比距离更重要，所以在水路上运输是非常流行的。
为了应对夏季的洪水，许多运河和水渠被建造出来，贯穿全国各地。
此外，马车也成为重要的一种交通工具，用于短距离的货物运输。
最后，人力运输作为最后的补充，主要用于小规模物品的运输。
三、贸易种类在16与17世纪，中国市场发展的特征之一是贸易种类的多样化。
除了最基本的农产品，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商品在市场上出售。
在这些商品中，许多都是传统的中国商品，如丝绸和瓷器，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高的声誉。
此外，药材、茶叶、毛皮、竹编和绘画等新颖商品的出现使得中国市场更为繁荣。
这些商品对于国际贸易也有重要的作用，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多样性和强度。
四、商业实践商业实践也是16与17世纪中国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
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此外，清前期经营金融业务的钱庄、票号也相继出现。钱庄或称银号，清康熙、雍正年间它还只是单纯经营银、钱兑换业务。至乾隆年间，则发展为从事信贷活动，所发行的信用凭证称钱票。其时，京师、江南、广州都有这样的钱庄，而最有实力的当属山西商人开设的赈局。赈局以商人融资为主要业务。据学者研究，赈局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是由山西汾县商人卫庭荣出资4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的“祥发永”赈局（注：《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入清以后，清朝采取多种措施，使明末以来较为混乱的币制渐趋稳定。
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来，清前期历朝都有铸币。顺治年间，为统一币制，曾发布几个禁令。其中一项是“禁用前代旧钱”，另一项是禁止“杂出伪钱”（注：《清朝文献考》卷13“钱币考”1。）。这对于统一市场上的交换手段，树立国家制钱作为唯一等价物的权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康熙至乾隆前期，一直存在着铜钱钱价上涨的问题，其原因较为复杂。首先，铸币量偏少，与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流通量增加的客观形势不相适应；第二，制钱面价背离了制钱本身的实际价值。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五“钱币考”三记载，雍正十二年时，铸币每文重1钱2分成为定制。官定制钱与银的比价是，千文钱值银1两。据说，“毁千钱可得铜八斤有余”。其时铜价，在广东地区，每斤价2钱。也就是说，毁钱千文，可得铜8斤，售银1两7-8钱，可从中获利7-8钱。因此，毁钱售铜的情况在康熙雍正年间是相当普遍的。针对钱价上涨的上述因素，清朝采取了有效措施。第一，增加铸币。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全国增设炉座约990座，年新增制钱能力约180万千文（注：《清朝文献考》卷16-17“钱币考”4-5。）。其次，改变制钱原料中铜、铅、锡的比例。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建议：
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一)
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一)我在本书《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里，提出了我对中国“现代化因素”产生于明后期的看法，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变迁与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的关系。
本文是从实证上分别探讨16、17世纪我国的经济变迁、社会变迁、思想变迁。
经济方面，因为我已有一些论述，这里尽量从简。
这些现代化因素没能顺利发展，则是因为它没能引起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进入18世纪，又受到各种“逆流”的冲击，到19世纪才现起色。
一、16、17世纪的经济变迁16、17世纪我国商业有重大发展，若商路之广辟，商品流通的扩大，市镇勃兴，农村集市网络形成，大商人资本的兴起等，时贤均有精湛论证。
而这种发展是以农业(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增长为基础的，亦有论证。
从而可以解释本时期和18世纪的人口增长是合理的。
在本时期经济变动中，我以为属于新的、不可逆的变化堪作现代化因素者，约有六端。
(一)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后来称为十大商帮者，其中山西、陕西商人原应北边开中纳粮而兴，性质特殊，应从弘治1492年开中折色后之转化为买卖经营的“内商”算起。
这样，徽商、晋商、陕商三个最大商帮均形成于16世纪早期，广东、福建两个海外贸易商帮形成于16世纪中期，其余最晚不出17世纪前叶1]。
众多商帮集中出现决非偶然，而是反映时代特征。
他们都是脱离封建束缚的自由商人，主要从事长途贩运，《代序》已言他们有类于16世纪西欧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专业商人”，其作用亦如之。
最近的研究，总结出他们的活动有相当的社会效应，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益可看出他们在现代化因素中的先驱作用。
(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按比较严格的标准，在16世纪，至少在苏、杭的丝织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铸造业、浙江崇德的榨油业以及江西铅山的造纸业中，已有10人以上的工场手工业出现2]。
工场手工业为数甚微，但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形式，它发展迟缓，但是不可逆的。
十七世纪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机遇和挑战
十七世纪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机遇和挑战十七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发生了朝代更替，也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这个时期，中国也开始融入了世界体系，面临了机遇与挑战。
一、环境背景十七世纪前，中国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
但是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和海洋贸易的兴起，中国也开始逐渐被融入世界体系，这也是十七世纪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基础。
二、机遇1. 经济机遇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中国的出口贸易逐渐增长。
特别是在明朝末年和清初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欧洲公司开始在中国建立贸易站，这为中国的贸易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得到了更广泛的出口市场，从而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2. 文化机遇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中国开始接触到了欧洲的文化。
欧洲人拥有比中国更加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这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欧洲的文化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种文化交流，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的科技水平也能够在文化交流中得到提高，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系。
三、挑战1. 经济挑战随着欧洲公司的到来，中国的经济系统逐渐受到冲击。
他们通过垄断贸易，提高了中国的进口成本，降低了中国的出口价格，这对于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欧洲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还带来了腐败、索贿等现象，加剧了中国的社会危机。
2. 政治挑战十七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行为日益加剧。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在政治方面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中国殖民化的前夕，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缺乏看破与应对的能力，这也导致了中国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困境。
四、结语十七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体系，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如何正确面对这个时期的机遇和挑战，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走向放眼世界的重要问题。
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
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论文报告：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一、摄政王支持下的海禁政策与封闭主义思想在16、17世纪初，明朝政府实行以摄政王为主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船只远洋贸易，致使中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加之儒家思想对商业活动的歧视，封闭主义思想在社会中广泛流传。
中国经济的衰落，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封闭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二、银本位制的推广与农民起义的影响在明末清初，银本位币制逐渐取代大宗商品交换，让贸易和工商业迅速发展。
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依然以土地交换为主，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同时，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如大波涡起义、李自成起义、三藩之乱等大规模的反封建运动，更是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商品经济的兴起与家族式资本的发展18世纪初，西医、西学等先进事物纷至沓来，国内一些士人开始推动社会思想变迁。
商品经济兴起，一些家族办起了银号、典当行等企业，从事货物典当、珠宝、银器、丝绸等贸易活动。
这些资本家的兴起，充分展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关系。
兴起的家族式资本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封闭主义思想也逐步被冲淡。
四、东山词谷、浪漫主义的兴起与商业文化的盛行19世纪末，东山词谷运动在中国兴起，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史上的一大事件。
在这一时期，商业文化的兴盛促进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流行，形成了包括《红楼梦》、《倚天屠龙记》等以商业为背景的文学作品。
这也使得商业活动在中国社会中越来越得到重视，一些士人也改变了封闭保守的思想。
五、民族自强与现代化思想20世纪初，中国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国民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现代化思潮。
这一思潮强调民族自强、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等。
这一时期的文化风气发展为商业化、现代化思想的盛行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背景。
案例分析：1、海禁政策与早期现代化明朝摄政王政治理念倡导封闭主义，随之实施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迅速落后于欧洲国家。
16_17世纪中英两国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
16、17 世纪中英两国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伊昕舟摘 要 16 至 17 世纪是世界历史的转折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形式脱胎于封建主义制度。
中英两国的统治者对资本主义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从两国的经济政策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通过比对分析两国的对外商业贸易政策和财税政策，我们从中可得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要顺应 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的结论。
关键词 资本主义 重农抑商 财税政策 重商主义 贸易壁垒DOI:10.13514/14-1186/k.2014.04.00716、17 世纪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
在亚欧 大陆东西两端，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中悄然而生。
作为拥有悠久封建历史的中国和英国这时面临相同的 机遇。
但是，由于中、英两国统治阶级采取了不同的政 策，结果使两国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英国都铎 王朝的君主们，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新贵族和 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 展的政策，从而来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为后来建立 “日不落”殖民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中国明朝皇 代还广泛实行民屯、军屯，极力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之 上。
同时，政府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里甲 制”，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 里长，其余一百户则为甲首，里长率领甲首轮流应役，负责“管摄一里之事”。
百姓被置于这些组织之中，“四 民”要“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 息,乡邻必互知之”[2]。
《大明律》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 户。
此外，政府还实行“关津制”，即在全国各交通要冲 设关立卡，盘查来往行人，如果没有政府颁发的路引， 帝们视漠视甚至扼杀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 任何人不得通行，违者以“逃民”论处，并遣返原籍。
在 固守“重农抑商”政策，忽视科学技术等先进生产力，闭 关锁国。
对西方国家的海上入侵无动于衷，沉醉于“天 朝上国”的美梦中，固步自封。
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经 济上破败落后，政治上备受欺凌。
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
降至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
经贸区是以区为基础而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
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
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
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
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
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
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
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
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经贸区的重要条件。
当然，有些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经贸区。
二是，有一个或数个对大宗商品有很强吸纳力的城市作为该经贸区的中心点。
我们再详细谈谈五个经贸区。
1、江南经贸区。
所谓江南，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宁国、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
这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区，在16至18世纪形成了三个农业区。
一是以种植棉花为主或棉稻并重区，它包括松江、太仓大部和苏州常熟、昭文等县；二是以蚕桑或桑稻并重，它包括湖州、嘉兴和杭州、苏州的若干县；三是种稻区，它包括常州无锡、宜兴和松江的华亭、青浦。
江南地区有太湖水系。
太湖东靠运河，南接钱塘江，北跨长江，又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网。
这种经济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了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格局是：输出以高价值的手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为主，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原料。
江南是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特别是蚕丝生产中心湖州府，更是享誉全国。
在蚕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
主题01 走向近代2023届中考历史一轮单元复习(全国通用)
①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 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
的最初一位诗人”、 ②“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
克、波伽丘
“美术三杰”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
拉斐尔
知识拓展-文艺复兴与新文化运动的比较
项目 时间 背景
文艺复兴 14-17世纪 罗马教廷对精神世界的控制
主要思想
人文主义
影响
小麦、燕麦、大麦等农作物，橄榄和葡萄等水果引入美洲；而美洲的特产马铃薯、玉米、
番茄、甘薯、花生、南瓜和可可等也流向世界各地。这表明新航路的开辟（ B ）
A．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
B．促进了世界物种大交流
C．有利于美洲的民族解放
D．标志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4．（2022·四川雅安·15）表2中内容反映的主题是（ A ）
据材料并结合早期殖民掠夺的相关知识，阐述材料论断的正确性。
中考实战
1．（2022·福建省·21）“可可树原产于中南美洲，16和17世纪时被移植到东南亚和非
洲。18世纪可可在欧洲成为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饮料”。据此可知，可可树被移植到其他大 洲开始于（ C ）
A．阿拉伯帝国的扩张
B．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C．新航路的开辟
有助于欧洲殖民国家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 欧洲 资本主义的发展。
影响
美洲 亚非拉 世界
为美洲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客观上促进了美洲资 本主义的发展。
使非洲丧失了大量的精壮劳动力，给殖民地人 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有助于世界市场逐渐形成。
侵略史实 葡萄牙-16世纪中叶-澳门
荷兰-17世纪初-台湾 荷兰-海上马车夫 英国-日不落帝国
（亚里士多德），再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丁），西方传承了一种文明特
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11—19世纪的历程
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１１—１９世纪的历程论文报告：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11-19世纪的历程一、引言中国传统市场是指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形式，其特点是简单、分散、群众化。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传统市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整合过程，逐渐向着现代市场的方向发展。
本文将对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历程进行探究和分析，并结合案例进行重点研究。
二、市场整合的发展历程1.起步阶段（11-16世纪）在唐宋时期，中国的市场虽然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但市场整合的概念还未成熟。
因为当时的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主体缺乏完善的组织机构，同时，百业分散、乡村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也限制了市场的整合。
因此，在此时期，市场整合还处于萌芽阶段。
2.蓬勃发展阶段（17-18世纪）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货物交流变得频繁，市场繁荣兴旺。
同时，民间组织不断壮大，如巨商、行会、帮会等，这为市场整合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就连政府也意识到发展市场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并开始出台相关政策，如实行一条带为主的海禁政策，促进内地市场格局的形成。
3.垄断化阶段（19世纪前半期）到了19世纪前半期，由于内忧外患和政治动荡，中国传统市场逐渐走向垄断化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越来越多的巨商和行会逐渐垄断了市场，并形成了自己的网络和贸易圈。
而贸易圈之间的竞争也使市场整合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此外，外国资本开始渗透到中国的市场中，给传统市场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
4.改革开放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结构不断优化。
在此背景下，市场整合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为市场整合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同时，政府作为市场整合的重要主导者，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执法机构和法律体系，大力推动市场整合的进程。
5.现代化阶段（21世纪）在现代化阶段，中国市场已经与世界市场紧密交织，市场整合趋势日益明显且多元化。
１６至１７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
１６至１７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关于传统市场的情况，已有许多著作作了介绍，比较系统的如龙登高博士的《传统市场史》。
但是，关于市场史的并不那么清晰。
50年代开展“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以来，人们对商品货币经济的了解已比较多。
但中国封建是否也存在着市场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否阶段性？16至18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发展有哪些积极方面与缺陷？这些都需要研究，以求一个确切的答案。
一、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存在着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五、六十年代已有学者作了部分回答。
1963年出版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即认为“在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达的明代社会里，这多种经营经济更有助于商品的流通，而给商品的国内市场创造了可能出现的条件。
”该书在述及大小商人活动时指出：“这些大小商人的活动，自更有利于把全国各地的物资的流通，初步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
这一种市场，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意义的国内市场。
但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国内市场。
”（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0页、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还有其他学者论及市场问题。
但在文革以前，甚至在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一般不认为封建社会也有国内市场的形成，所以，五、六十年代的学者，普遍把国内市场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封建社会不可能有国内市场，社会主义也不能搞市场经济，大致是这么一种看法，恕不一一引证。
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观点，一些经济史学者由此往前追溯，认为中国古代也有市场经济。
但是大多数学者则比较谨慎，限于“市场”、“国内市场”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前资本主义（即前近代）社会有否市场经济问题。
国外学者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否市场经济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无法查清这些学者的不同看法，仅以布罗代尔为例，略加说明。
他的观点与其他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并不完全相同。
法布拉认为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是应与“市场经济”严格区分的一种上层建筑。
应用文-l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
棉花的大量种植，也推动了江南棉纺织品的发展．明代江南棉布远销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各地。明万历时松江人陈继儒说：松江布北走齐鲁，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出长江口，经楚蜀，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此天下之大命脉也”[18]。降至清代，由于华北各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江南布在华北市场受到排挤，转而售往湖广、江西、两广、福建和东北等地。清代江南棉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方家估算数目不一。徐新吾估计为每年两千数百万匹[19]。
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经贸区的重要条件。当然，有些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经贸区．二是，有一个或数个对大宗商品有很强吸纳力的城市作为该经贸区的中心点。
此外，清前期经营 金融 业务的钱庄、票号也相继出现。钱庄或称银号。清康熙、雍正年间它还只是单纯经营银、钱兑换业务。至乾隆年间，则发展为从事信贷活动，所发行的信用凭证称钱票．其时，京师、江南、广州都有这样的钱庄，而最有实力的当屑山西商人开设的赈局。赈局以商人融资为主要业务。据学者研究．赈局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是由山西汾县商人卫庭荣出资4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的“祥发永”赈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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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的发展是有起有伏的，或说有周期性，尤其是商业和市场的发展。
论者谓中国商业史上有三次繁荣期。
一次在春秋战国，延至东汉末而衰。
一次在宋，历元而发展势头中断。
一次在明后期，及至鸦片战争而转型。
[1] 此就三千年大势而言。
近世周期论者尚有百年上下之长周期、25年左右之中周期、数年一见之短周期等理论。
周期原因，论者各殊，而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规律则有普遍性。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其周期频率与波动幅度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惟因数据不足，难详究。
在欧洲，13世纪以来的几次百年以上的兴衰已大体可考，16世纪以来考察较详，18世纪以后则各种中短周期均有精密研究。
在我国，则除近现代外，这种研究还基本上是空白。
一、问题的提出
我最早感触这个问题，是在70年代末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的时候，该卷是讲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嘉靖万历间记载颇多。
但天启以后(进入17世纪)却极罕见，有些萌芽事例竟无下文，到乾隆时始再现，中间有段空白。
无从解释，我就把这些无下文的事例移到清代有关行业一并叙述去了。
[5] 这实在是一种逃避的办法。
1981年，莱登汉学家宋汉理来访，承示所著《十六世纪中国商人和商业》[6] ，谈及西方学者关于“中国17世纪危机”论点。
当时我正准备写《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一文，[7] 已明见17世纪中期市场的萧条，到1711年康熙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才转入繁荣。
但我不愿套用西方经济史中“17世纪危机”的说法，[8] 就在该文中以“明盛世”即嘉靖万历为准。
后来我在写《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9] 时又是以“清盛世”即乾隆嘉庆为准，从而把17世纪避开了。
这实际是可耻的。
本文论16与17世纪市场，可说为补前愆。
我在前两文中是从商路、商镇、主要商品的运销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来考察市场的。
近年来，时贤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步步深入，远远超过了拙作，我自不当掠人之美。
因而本文改从人口、物价、财政、商税、白银问题几个方面作些初步探讨。
为节约篇幅，删除叙事，以分析为主。
二、市场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对近代社会渊源的看法有由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的趋势。
例如，过去十分重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今则强调16世纪的重商主义，200年后的工业革命乃是市场扩大和它所引起的诸种社会变革的结果。
有人认为，若无17世纪危机，工业革命还会更早到来。
其实，马克思早有类此看法。
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市场扩大导致工场手工业的振兴，最后是大机器工业的兴起。
[10]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这种商业是指批发商或贩运贸易，不是那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即零售业。
[11] 1969年，希克斯(j.r.hicks)
发表《经济史理论》，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种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出现。
[12] 其所谓专业商人，亦即马克思“纯商人”之意。
此皆指西欧。
我国直到20世纪前期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
但我认为，在16世纪已可看到市场经济的萌芽。
因而，本文所探讨的也不是那种历史上常见的《东京梦华录》式的市场繁荣，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影响社会变动的商业活动。
这首先就会令人想到徽商的兴起。
有段常被引用的歙县的记述：弘治间，“于时家给人足。
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
一片自然经济景象。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
出贾既多，田土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
开始市场化。
“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
末富居多，本富尽少……资爰有属，产自无恒”。
开始社会分化。
到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记载成书时，分化加剧，“贫者(指农)既不能致富，少者(指商)反可以制多”，弄成“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局面。
[13]
从中可见，歙县商人的发展是16世纪开始的，到60年代已改变社会结构。
这当然不能代表整个徽州。
如1488年成书的《休宁县志》即有“民不力田，而多货殖”之说。
反之，徽州府“嘉靖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廓者……有少与外事者，父兄羞之”，到明末才反过来，“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
[14]
研究徽商的著作极多，但甚少究其盛衰之迹。
或谓他们“三百年称雄于东南半壁”，这是不可能的，再强也不可能300年不变。
亦有人暗示说，1617年盐实行纲法后徽商有衰退倾向，但未证实。
17世纪扬州一带的记载大量转为“绮谷锦绣”、“侈靡相高”之类。
这倒有点启发。
侈靡益甚往往是衰退之兆；欧洲17世纪危机的描述亦如此。
明代市场繁荣有远早于16世纪者，即两京和苏州。
南京永乐初，北京成化间，人口即达百万
[15] ，这主要是政治原因。
苏州洪武时人口即达47万，商业繁荣，但不过是恢复旧观而已。
[16] 苏州地区的社会分化，据何良俊观察，还是嘉靖以来四五十年间事。
这时“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而“去农”而依附于乡宦、官府者更5倍、10倍于前。
[17] 苏州地区从事长距离贩运的商人即所谓洞庭商人，其兴起约与徽商同时，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谣。
“纯商人”性质逊于徽商。
但他们是出生于产业发达之区，贩运以太湖土产和在各地设肆为主，
又据傅衣凌说，他们在嘉靖以后就趋于衰落了。
[18]
伯仲徽商的山西、陕西商人始于洪武初的开中法。
但开中是一种特殊的贸易行为，离“纯商人”尚远。
1492年开中折色后，纳银户部的边商可称“半商人”，以扬州为基地的内商则与徽商等同了。
因而，他们也是16世纪的产物。
进入17世纪即万历后期，“秦晋间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19] ，扬州的山西商，尤其是陕西商衰落了。
18世纪即乾隆时期，山西商人再度鼎盛，纵横南北；陕西商人则在四川有较大发展。
惟山、陕商人对他们祖籍社会分化的作用甚小，即使在平阳、泽潞、三原，也仍是完全的传统社会。
16世纪市场有两地应注意者，即江西与山东。
江西在明初是个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在十三布政使司中税粮额居首位，人口仅次于浙江，常是“直(江苏、安徽)浙赣”并称，“百工技艺之人……江右为伙，浙直次之”。
[20] 社会分化，外出之人也是“惟江右尤甚”。
[21] 嘉靖时，江西“岁额给路引九万五千二百张”[22] ，大
约是各省最多的(路引主要给城镇商民)。
江右商人，数量可敌徽商，“天下推纤樯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江右多贫者”。
[23] 原来江西在宋、元已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无大进展，17世纪衰退以后，就相对落后了，从表一可见。
到18世纪，富庶称“江南”，已不包括江西。
表一江西、山东经济地位比较
占全国人口比重（％）|占全国田赋比重（％）
|江西|山东 |江西|山东
1393|14.84|8.68|9.05|8.75
1578|9.65|9.33|9.82|10.70
1661|9.23|8.35|8.00|11.03
1767|5.50|12.22|3.14|11.14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204、259、345、387。
与江西相反，山东原属落后地区，16世纪有较快发展。
其发展得力于南北贸易。
1411年重开会通河后，临清成为仓储和转运重镇；宣德建钞关，为七大关之首；弘治年间升为州，成为北方最大的粮食和纺织品贸易中心。
济宁、绛县亦因运河而繁荣。
至于所谓山东商人，清代始盛，然社会变迁亦早有迹可寻。
如绛县，“弘正以前，人情简朴，务稼穑”，嘉隆以来，“民弃本业，好游惰”。
[24] 博平县，天顺成化时“尤淳且厚”，嘉靖中则“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
[25] 17世纪，临清市场衰落，许檀辑有资料如表二。
有人据以论曰，“临清直到乾隆时期尚未恢复到明朝临清之鼎盛”。
[26] 许檀所示，亦见于明户部尚书赵世卿疏，赵并云，河西务原有布店160余家，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只30余家矣。
[27]
表二山东临清市场的盛衰
——|1573－1620年|1749年
布店|73家|各街俱有
缎店|32家|7－8家
杂货店|65家|不详
瓷器店|20余家|减半
纸店|24家|5－6家
辽东货店|大店13家|今无
盐行|除公店外10余家|近不及半
典当|100余家|16－17家
客店|大小数百家|减半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原列1573—1620年间不详者三业经删去。
16世纪尚有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勃兴，均属海商，更具“纯商人”性质，其作用将于第七节述之。
海商于17世纪40年代急剧衰退，至80年代后才慢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