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

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

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

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

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

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

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

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

２９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

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

”（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

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

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

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

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

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

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

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

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

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

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

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

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

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

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

”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

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
而不得超出。

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

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

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

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

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

”（《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

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

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

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

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

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

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

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

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

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

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敬告我同业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