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跨境迁移机制与治理策略——以广西Ｐ镇的越南劳工为例

劳工跨境迁移机制与治理策略
———以广西Ｐ镇的越南劳工为例
吴存玉　梁　栋
摘要：
【问题】随着中越跨境劳务合作的推进，有关临时外籍劳工迁移与治理的问
题显现，但学界对此的关注不足。

文章结合广西境内的越南籍劳工迁移经验，考察临时外籍劳工迁移的组织机制及其变迁，以及政府治理的张力。

【方法】选取广西Ｐ镇
为调研地点，三年间五次深入实地以观察、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当地越南劳工的生成逻辑、治理机制与困境。

【发现】中越边境的跨境劳务市场由来已久，其最初主要由雇主、劳工与民
间经纪人等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构建而成，具有自发性和非正规性。

随着国家的介入，正式的跨境劳务合作兴起，临时外籍劳工的迁移与治理看似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实则仍难以阻止非正规迁移的暗流。

原因在于深具民间性、深度依赖民间经纪人的传统组织方式有很强的惯性，地方政府期待中的规范化迁移方式实际上无法适配复杂多元的乡村经济与社会生态，也隔不断一衣带水的文化关联。

当然政府的协调机制也存在一定问题。

【结论】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以市场为基础、移民中介为主体的移民治理体
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需要注意移民治理中的民间性和非制度化因素。

国际移民治理经验也可为我国跨境劳务合作提供相应借鉴。

【关键词】外籍劳工　移民中介　移民治理　跨境劳务合作【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２０）
０４－０１４７－１８
【政策之窗】 移民中介的本质是追求经济利益，将其作为移民治理主体的同时，需要强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

进一步区分临时外籍劳工的多种类型以满足不同的用工需求，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以优化劳工治理质量与结构。

通讯作者：吴存玉（ｃｕｎｙｕ９１６＠１６３ ｃｏｍ），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梁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研究”（
１３ＡＳＨ００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新生劳资关系对治理现代化的挑战研究（
１７ＣＨＡ０６７）。

. All Rights Reserved.
一、引言
劳动力跨国迁移是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重要表征，也是国
家与市场、国家与地方社会等多元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结果。

劳动力的跨国迁移
在平衡并满足各主体利益诉求的同时，形塑了一个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相
互叠加的特殊空间（王越平，２０１５），也制造了新的威胁。

随着中越两国政治经
济关系的正常化和边境地区开发开放政策的推行，国家与市场双重力量驱动着
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两国间的优化配置。

尤其自２０１０年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及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处于中越政治经
济往来前沿地带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迎来了全面融入政治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契机。

近些年，作为面向整个东盟的前沿地带，广西对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
持续增长，吸引越南劳工入境从事商业、务工等经贸活动业已成为普遍现象
（秦红增等，２０１３）。

自２０１５年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先后于东兴、凭祥两
地推行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点改革，大力支持和鼓励合法化跨境劳务派遣公司
的发展，并将移民迁移与治理的实际责任委托给以劳务公司为主体的移民中介，
允许越南边民通过劳务公司代为办理合法证件并在我国边境地区规定范围内从. All Rights Reserved.
事临时工作，由此构建起以政府推动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调节为基础的
跨境劳务合作机制和移民治理机制（张鑫，２０１９）。

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与推
广，一些有关临时外籍劳工迁移与治理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如非正规的跨境迁
移仍然普遍存在、规范有序的跨境劳务市场亟待完善等。

然而，由于我国凭借
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长期以来主要以劳务输出国身份参与国际劳务合作，
所以国内学界有关移民治理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劳务输出，而对劳务输入的关注
明显不足。

在此情况下，考察广西地区的越南籍劳工为何迁移、如何迁移以及
如何对其进行治理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劳动力跨国迁移是实现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关键要素。

事实上，
发达国家雇用短期外籍劳工的最早历史可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后期加勒比海等地区
因农业劳动力短缺而雇用契约劳工的形式。

只是现在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历
史上的契约劳工在合同到期后可自由选择离境或留居，而现在的临时外籍劳工
到期后则被强制要求离境。

真正意义上的临时外籍劳工计划始于１９世纪８０年
代的普鲁士和南非，该计划事实上是国家在雇主需求与公众诉求之间斡旋的结
果，代表了此后遍布全球的临时外籍劳工计划的精髓：一是维持高水平的移民
流动以满足雇主用工需求，二是明确劳工身份的临时性以安抚反移民运动。

自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临时外籍劳工计划在欧洲各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掀起了新
的高潮，并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

到２０世纪八九十年
代，越来越多国家采用这一劳工移民方案，经济蓬勃发展的中东和东亚国家则
掀起了推行该计划的第三次高潮（Ｈａｈａｍｏｖｉｔｃｈ，２００３）。

目前，在新自由主义
对全球各国政治经济部门的深刻影响下，此类临时外籍劳工方案愈加盛行。

既有研究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劳工的跨国迁移展开研究。

第一，对劳动力跨国迁移的动力机制进行“推拉”理论视域下的考察。

从
个体经济动机来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国家间雇佣条件和工资等差异会造
成劳动力从低工资国家向高工资国家净流动（Ｍａｓｓｅｙ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

就国家层面
而言，发达国家则利用对边缘国家廉价劳动力的虹吸效应强化自身经济竞争力
和比较优势（Ｐｆａｕ＆Ｇｉａｎｇ，２００９）。

尤其是在经济紧缩时期，福利国家通过削
减公共部门、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等方式来兑现福利承诺，这促使被排除在公
民身份之外的外籍劳工成为福利国家的劳动后备军（Ｃａｓｔｌ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
. All Rights Reserved.
Ｇａｂｒｉｅｌ＆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８）。

典型案例是，自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经济衰退以来，英
国部分企业将就业外包作为风险最小化和削减生产成本的主要策略（Ｓｐｏｒｔｏｎ，
２０１３）。

与之相对应的是，部分派遣国也将派遣劳工的国际汇款作为重要发展工
具（Ｐｆａｕ＆Ｇｉａｎｇ，２００９）。

例如，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２００７年越南
政府通过了大力发展劳务出口的政策，计划每年向海外派遣１０万劳工（Ｓｍａｌｌ，
２０１２）。

同样，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边民的帮扶和优惠
政策的增多以及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发展机会的增多，形成了吸引越南边民向中
国边境地区流动的拉力因素（何明，２０１２）。

总结来看，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以及各自的利益需求共同推动了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继而
塑造了日益复杂的跨国劳务市场。

第二，对劳工迁移的重要主体，也即移民中介所展开的研究。

大量研究表
明，移民中介正在跨国劳务市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移民中介是企业家、
企业和服务的集合，通过促进国际移民获取经济利益（Ｈｅｒｎ ｎｄｅｚ－Ｌｅóｎ，
２００８）；其主要行动者包括旅行社、招聘机构、经纪人、口译员、住房代理人、
移民律师、人口走私犯、伪造者甚至银行等机构或人员（Ｃａｓｔｌ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
其主要服务类型包括劳务招聘、货币贷款、人口贩运及法律、交通、汇款、文
件和通信等技术支持（Ｓｕｒａｋ，２０１７）。

因此，移民中介可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受监管或不受监管的、合法或非法的经营（Ｓｐａａｎ＆Ｈｉｌｌｍａｎ，２０１３）。

这些移民
中介在原籍国动员和招募劳工、组织劳工跨国迁移以及在东道国安置劳工就业
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Ｓｐ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３）。

譬如，麦科勒姆和芬德利
（ＭｃＣｏｌｌｕｍ＆Ｆｉｎｄｌａｙ，２０１８）通过对英国低薪雇主及其劳工提供商的深入访谈，
分析了招聘机构如何成为连接国际劳工市场供需两端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帕恩
和范纳尔森（Ｓｐａａｎ＆ｖａｎＮａｅｒｓｓｅｎ，２０１８）探讨了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
移民走廊中政府机构、移民中介和移民劳工之间的互动过程，并突出强调了移
民中介影响移民决策的三大功能：诱惑、便利和控制；苏拉克（Ｓｕｒａｋ，２０１７）
则对比研究了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客工计划”（Ｇｕｅｓｔｗｏｒ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ｓ），并
根据经纪人的性质（营利与否）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性质（正式与否）将国家与
移民中介的合作关系进行了类型学划分。

由此可见，移民中介在移民迁移与治
理过程中的作用早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不过，在此方面，国内学者虽探
究了因血缘、亲缘、乡缘、情缘等文化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移民“纽带”或
“移民链”（罗刚，２０１２：１２７）或以亲友关系为依托的民间中介（韦福安，
２０１４）等，但还未能形成对移民中介专门的考察与研究。

第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政府、移民中介、雇主等多元主体的互动
及其对治理模式的影响。

当前，国际移民治理路径可分为两条，一是自上而下. All Rights Reserved.
的超国家治理路径，二是自下而上的多层次治理路径。

前者强调主权国家向更
高层级的国际机构让渡移民管控权；后者强调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层级架构
中，国家、国际组织、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移
民治理（Ｎｅｗｌａｎｄ，２０１０）。

从国际移民治理现状来看，目前自下而上路径占据
着优势地位（尚毅，２０１７）。

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
都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

这些国家或地区政府将移民治理的任务委托给
了不同类型的移民中介，构筑了政府与移民中介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Ｓｕｒａｋ，
２０１７），赋予了移民中介相当的权力和自由。

然而，由于中国正规的输入式劳务
合作刚刚起步，因此围绕以移民中介为主要执行者的中国移民治理研究尚且较
少。

尚毅（２０１７）在总结国际劳工移民治理路径、机制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
我国应当从治理能力和移民立法等方面完善移民治理制度。

张鑫等（张鑫，
２０１７；张鑫、王志远，２０１７）则主要深入剖析我国西南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的
跨境劳务合作现状，指出了其存在劳动力流动壁垒、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等问题。

换言之，随着正式跨境劳务合作试点的推行，劳务公司等移民中介在吸引和管
理外籍劳工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而这方面的国内学术研究亟待加强。

总之，临时外籍劳工的迁移与治理问题早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而且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政府、移民中介、雇主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如何
影响了劳工迁移及对其的治理模式。

但是，国外研究也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
是前置性地将劳工的跨境迁移视为正式制度框架中的规范行为，而缺乏对临时
外籍劳工跨境输入由不规范向规范化转化的微观过程呈现，也较少涉及这个过
程中所出现的内在张力及其治理；二是虽然有部分研究聚焦于中国劳工的劳务
输出，但是由于中国正式的输入式跨境劳务合作刚刚起步，所以还没有研究者
专门对中国境内外籍劳工的迁移与治理进行经验探索。

同样，国内研究也缺乏
对外籍临时劳工输入式迁移的关注，尤其缺乏对外籍移民劳工跨境输入的内在
过程机制分析。

因此，本文将通过对越南籍劳工迁移与治理过程的微观田野考
察，探究我国移民治理的运作机制、实践困境与优化方案，并结合国际劳工移
民治理经验，为完善移民治理体制机制、健全跨境劳务合作建言献策。

三、田野概况与研究方法
研究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Ｐ镇为调研地点。

崇左市位于广西西南部，
其南部和西部有４个县（市）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５３３公里，具有沿边、沿
高速、邻首府、邻东盟、近海湾的区位优势。

２０１７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发. All Rights Reserved.
布《关于同意广西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正式批准在凭祥、
东兴两市开展试点改革，即允许越南劳工通过办理合法证件在规定范围内从事
临时工作。

Ｐ镇位于崇左市东南部，虽未与越南接壤，但处于凭祥跨境劳务合作
辐射地带，且具有较长的雇用“非正规迁移”（Ｓｐａａｎ＆ｖａｎＮａｅｒｓｓｅｎ，２０１８：
６８０）越南劳工的历史。

Ｐ镇地处崇左市和南宁市之间的中心地段，在友谊关口
岸与越南国道１号线相连接的Ｇ３２２贯穿地区，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

Ｐ镇工农
业生产以粮食、制糖、木材为主，辖区拥有工业企业６０多家，其辖区内的制糖
企业拥有技术上排名全国第一的生产线。

凭借便利的交通和较好的经济实力，Ｐ
镇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每年吸收数以万计的越南劳工从事蔗糖生产和木
材加工。

作为全国最大的甘蔗生产基地和桉树基因库所在地，广西区域内有大
量同Ｐ镇情况相似的乡镇，因此Ｐ镇作为甘蔗产区的一个缩影，可以表现越南
劳工进入我国边境城市乡镇甚至农村地区的过程与机制。

同时，由于一面具有
较长的雇用越南劳工的历史，一面未来对廉价临时外籍劳工具有持续性的需求，
因此，Ｐ镇还能为今后更深入地、多角度地考察越南劳工迁移与治理的变迁过程
提供丰富的经验材料。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熟人介绍入户和进入企业对越南劳工开展参与式
观察与半结构访谈，并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劳工雇主、民间经纪人、劳务公司、
政府机构等行动主体进行深入访谈，重点考察移民中介在当地兴起与发展的过
程以及在外籍劳工迁移与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具体而言，笔者走访了４
家木材厂和１家胶合板厂（共雇用越南劳工３５名），访谈了３名越南劳工和２
名老板；走访了９家甘蔗种植公司（共雇用越南劳工１０２０名），访谈了２名越
南劳工、２名越南经纪人、３名中国经纪人以及９名公司负责人；走访了６家甘
蔗种植大户（共雇用越南劳工５３名），访谈了３名越南劳工和６名户主；同时，
对３家劳务公司、多名镇政府领导以及其他重要知情人进行了访谈。

调查集中
在４个时间段：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１７年４－５月，２０１８年４－８月和２０１９年
１月。

四、迁移动力与治理机制：深入Ｐ镇的微观田野考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越南劳工通过多种民间组织形式进入广西Ｐ镇就
业。

虽然“推拉”理论对越南劳工涌入我国欠发达乡村地区而非大城市具有较
弱的解释力，但作为解释劳动力跨国迁移现象的主流视角，依然可从派遣国与
输入国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劳动力市场差异等结构性因素阐释跨国劳动力市. All Rights Reserved.
场的生成逻辑。

通过深入考察结构性框架下越南劳工涌入中国Ｐ镇的具体发展
历程，研究发现民间经纪人等移民中介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力，定位并引导着越
南劳工的流动方向与就业领域。

自２０１５年开始，随着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点的
有序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移民中介为主体的移民治理机制逐步形成。

但由于
正规劳务公司未能完全取代民间经纪人这一非正式机制，故只能适应并嵌入以
民间经纪人为核心的跨境关系网络以构筑“雇主—民间经纪人—劳务公司—雇
工”新均衡体系，并执行与民间经纪人基本类似的治理方式。

（一）跨境劳工迁移的多主体互动生成机制
首先，便利的交通、相邻的地缘关系奠定了越南劳工进入Ｐ镇的地理基础；
同时，与Ｐ镇居民生活方式和语言的相似性构成了越南劳工持续迁移的文化基
础。

有的越南劳工从小道进入Ｐ镇仅需要７个小时。

从家里过来非常方便，早上９点从家里出发，走山路到宁明县大概下午１点
多，再从宁明坐“黑”面包车到这里，每人１３０元，３小时就到了。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３，
越南砍蔗工ＡＸ）
其次，在跨国流动人口管理要求与地方经济发展诉求的张力之中，地方政
府为越南劳工非正规迁移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崇左市有１７家糖企，日总压
榨能力达１９ ６５万吨，日需砍蔗、运蔗等劳动力２６ ２万人，而农村劳动力缺口
约５万人（崇左新闻网———《左江日报》，２０１７）。

制糖业是崇左市最大的工业
部门，因此为保障甘蔗与蔗糖生产，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默许了越南劳工的非
正规迁移行为。

往年越南工都偷渡过来，现在越南工要办证、交费才能过来。

越南工没
了，我们很恼火，担心今年的砍蔗进度，不及时砍就不能及时种，对经济
的影响很大。

（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６，Ｐ镇政府领导）
最后，国际与国内经济非均衡发展创造了经济动力。

其一，中越两国经济
发展差异造成劳动力工资差异，为越南劳工迁移至中国提供了经济动力；其二，
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使得乡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劳动
力资源不足，这为越南劳工进入中国农村创造了有利需求市场。

除上述结构性因素以外，越南劳动力深入广西Ｐ镇，受当地雇主、越南劳. All Rights Reserved.
工与移民中介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影响，其中民间经纪人或劳务公司等移民中介
是推动劳动力跨国迁移以及联系雇主与雇工的关键主体。

对越南劳工而言，短
期内靠出卖劳动力就足以大幅提高家庭收入，这构成了他们跨国流动的内在经
济动力。

对当地雇主而言，雇用越南劳工是在国内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情况
下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途径。

相比于雇用云南、贵州及本地的农民，雇用
越南砍蔗工每砍一吨甘蔗可节省工价２０元。

同样，劳工经纪人可以通过多种渠
道赚取经济利益。

家里有几亩水稻和十几亩荔枝，闲的时候就去打零工，一年能挣１万元
（人民币），基本能维持生活。

我听姐妹说在中国砍甘蔗的收入高，就随她
们来了这里（Ｐ镇某村）。

这里每天能挣到２００元，收入很好。

２０１２年开
始，每年榨季我都过来。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３，越南砍蔗工ＡＸ）
在Ｐ镇，越南劳工最早出现于制糖企业。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制糖企业由于更
新生产设备和增加生产线，对从事装蔗、卸蔗、清理蔗渣等体力工作的临时工
人的需求迅速增加。

当地人看到制糖企业的用工需求，便从越南边境地区招揽
并组织廉价的劳动力到制糖企业工作。

这群人逐渐摸索出将越南劳工快速、安
全地带入制糖企业并从中获利的途径，便成为当地最先出现的专职型民间劳工
经纪人，被称为“蛇头”。

随后，每年甘蔗榨季期间，劳工经纪人便以低于当地
平均市场水平的价格承包下制糖车间的部分临时工作，然后在越南招募廉价劳
工，将其运送到Ｐ镇，为其安排工作岗位，管理其日常工作和生活，工作完成
后再将其送回越南。

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赚取工资差价、交通费用甚至还能
克扣部分伙食费。

也就是说，中国的制糖企业将部分临时就业机会外包给劳工
经纪人，劳工经纪人不再仅仅是中间人，也成为越南劳工的直接雇主。

糖厂开榨时，打包、装车、吊蔗、锅炉等工作都是越南工做，每个榨季
大概３００多人，他们的待遇不及糖厂员工，工价很低。

（２０１８ ０５ ０７，ＤＨ
糖厂工作人员）
随着Ｐ镇甘蔗种植业和桉树种植业的快速发展，当地对季节性的砍蔗工人、
灵活而廉价的木材厂工人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招募和组织越南劳工的民间经纪
人的数量和类型也随之丰富。

一类是更熟悉边境线两侧地形和小道的专职型劳
工经纪人。

他们过边境招揽或在边境接收越南劳工并将其载入Ｐ镇，然后当场. All Rights Reserved.
与雇主进行讨价还价完成工人“交易”。

在结束工作之后或中途需要返回越南
时，工人便与经纪人取得联系，由经纪人将其接送回原处。

这类经纪人主要承
担介绍和运输工作，通常仅赚取以劳工人数计算的中介费和交通费。

与那些先
承包一定工程再雇用越南劳工为自己服务的专职型经纪人不同，这类经纪人不
负责越南劳工在务工期间的繁杂事务。

此外还有两类兼业型经纪人，其中一类
是雇主兼业经纪人，其中这类经纪人对廉价劳工具有持续性需求，又在越南有
社会关系，于是在自家雇用越南劳工的同时也帮助周围的甘蔗种植户介绍越南
劳工并收取一定费用。

另一类经纪人来源于越南劳工中的精英，在Ｐ镇工作多
年以后，他们在家乡农村帮雇主寻找合适的工人并赚取中介费用。

一般而言，不同类型的经纪人对应着不同类型的雇主：第一类经纪人主要
为制糖企业和甘蔗种植公司服务，他们先承包下种蔗、砍蔗及装卸等工作，然
后聘请越南劳工为自己务工，形成包买制；第二类经纪人为当地木材厂和种蔗
农户输送越南劳工；第三、四类经纪人则为自己及亲友招募越南劳工。

由此，
“雇主—民间经纪人—外籍劳工”就构成外籍劳工跨国迁移较为稳定的关系网，
而民间经纪人成为整套关系网络的核心，定位并引导了越南劳工的流动方向。

尽管如此，通过上述民间经纪人所输入的越南劳工均属于政府所界定的
“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及非法就业，这也构成越南劳工的非正规
跨境迁移，成为被治理的对象。

（二）正式跨境劳务合作的推行及其障碍
自２０１５年开始，广西先后于东兴、凭祥两地推行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点，
支持发展劳务公司等合法移民中介，通过劳务公司代办合法证件，允许越南劳
工在中国境内划定区域内临时就业。

据官方统计，目前崇左市正在开展业务的
跨境劳务派遣公司４４家；仅在２０１８年１－９月期间崇左市批准派遣越南工人
９ ８万人次，最多的一天有８０００人入境（中新社，２０１８）。

为贯彻落实上级工作计划，并规范管理当地“自发性跨国劳务市场”（韦福
安，２０１４：７３），Ｐ镇于２０１７年在县公安局牵头下引进了劳务公司。

劳务公司进
驻Ｐ镇后，在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协助下，为争取制糖企业、木材厂和种植公司
等潜在的客户，对这些公司进行了密集的法制宣讲，并在街道、各公司工作场
所张贴了大量的宣传广告，但都收效甚微。

我们和几个公司经常接触，但是没有合作成功，主要是对方嫌我们的工
价高。

（２０１８ ０５ ０３，ＳＤ劳务公司负责人）
. All Rights Reserved.
为切实发挥劳务公司在规范劳工流动中的作用，当地派出所及时出面进行
干预，对制糖企业中的吸毒越南劳工、木材厂中的盗窃越南劳工等实施了逮捕
和遣返，并对几名雇主和专职型民间经纪人实施了高额罚款。

通过公安部门赋
予的合法化优势向用工单位施加压力并不断地拉拢专职型民间经纪人，如承接
为其组织的跨境劳工代办有效证件的业务等，劳务公司逐步获得了大多数企业
的办证代理权。

蔗糖生产是我们的支柱产业，没有越南工人经济肯定受影响，但劳务公
司是由市、县公安局牵头引进的，我们必须积极配合，所以在其中做些平
衡。

有包工头带了９０多个越南工过来，只有３０多个办证了，我们去抓人的
话，肯定影响生产，就没立马行动。

后来接到线报说他们卖白粉，我们就
向上级申请了逮捕行动，最后尿检出１２名吸毒人员。

我们严重处罚了两个
老板和几个工头。

现在他们都委托劳务公司办证。

（２０１８ ０５ ０３，Ｐ镇派出
所工作人员）
派出所不定期就来检查，发现有工人没办证就罚款。

现在我们只用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