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中央官制》word版

周朝中央官制

西周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是因袭夏、商，经武王、周公、成王和康王几代建立起来的。《尚书·立政》载有不少周初官名，可以使我们了解西周如何设置官吏。近年来出土的大量周代铜器铭文中记载的周代职官，也可以与文献记载相补充。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把西周的职官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来叙述。

在西周的每一个封区内，诸侯是最高裁判者，因为他们被赋予以“专扬于国”的特权，而在整个封建国家内，周天子是最高权力的执掌者，诸侯的争执，都诉之于周天子。《诗经·大雅·假乐》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金文《献簋》云：“受天子休”，都说明了这个历史事实。在周天子之下，有中央政治的组织，《尚书·酒诰》云：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寮、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所谓“内服”，即指中央政府而言。“百寮”、“庶尹”就是中央政府的官吏。以天子为首的中央政府，是西周最高权力机关。他统辖着无数以诸侯为首的地方政府。这种地方政府，在当时称为天子的“外服”。侯、男、邦伯就是地方诸侯。

当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极为庞大，官吏的名称极为复杂，根据《尚书·立政》记载的官名有：

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

这些官称，若从其职司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王室外廷政务官——任人、准夫、牧、司徒（土）、司马、司空（工）。

任人，就是“常任”。执掌王廷政务。准夫，就是准人，准为公平之意，执掌司法。牧，就是“常伯”，“作三事”，与《诗经·雨无正》的“三事大夫”，金文《盠方彝》中的“叁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的职司相当。司徒即司土。从金文记载看，司徒不仅管理籍田等土地之事（即主民事），而且有时还兼管军事和卜事。司马主军事，还可参加周王册命典礼。司空即司工，管理工事。

二、王室外廷事务官——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大都”，是管理诸侯和国王子弟们采邑的官吏。“小伯”是管理卿、大夫采邑的官吏。“艺人”是有专门技术的官员，如卜、祝、巫师、工师等。“表臣百司”，在外廷管理政事。“太史”，负责记事和制作册命。“尹伯”，是众官的头目，“庶常吉士”，是具体办事的士官。这些官员对宫室内廷的“宫内官”而言，又可称为“府中官”。

三、王室内廷事务官——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

这些官员都是负责宫廷保卫和宫中事务的宫内官。“虎贲”，武职官，负责保卫周王的安全，“缀衣”，掌管周王的衣冠服饰，其职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尚衣”。“趣马”，掌管王室的车舆马匹。“小尹”就是总管小臣。“左右携仆”，管理周王日常所用的器物或御车的仆夫。“百司”，管理王室内廷的各种事务。“庶府”，管理王室内廷物资贮藏仓库。这些都是周王的侍从或近臣。除此以外，在金文中还出现“虎臣”、“服”、“走马”、“小臣”、“膳夫”等，这些也都是与周王关系密切的官员，其职司与“宫内官”基本相同。

以上这些官由师、保或宰、太宰总领而隶属于周天子。换句话说，师、保、宰、太宰就是百寮的首领，地位较高。周公的儿子伯禽就曾做过周王的师、保。《令彝》记载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这就是说，叫他管理王朝“三事大夫”和四方诸侯，并统领王廷“百官”。周初，武王继位后，曾任命姜尚为“师”，号称“师尚父”，在灭商及灭商以后巩固西周王朝政权的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师尚父出谋划策的。所以《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为首封”，成为东方齐国的始祖。周成王时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那时，由于成王年幼，应付不了周初“天下未集”的复杂局面，所以周公旦曾“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直到七年后，成王长大，周公才还政于成王。在此期间，周公、召公曾奉命东征，平定了管、蔡、武庚等的叛乱，抓获了叛乱的东方五国首领，为巩固西周王室立下了丰功伟绩。此后，在广大的王畿地区：

“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由此可见，师、保在西周拥有很大的权力。《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可见师、保这类官和商代的“尹”职能相当，又说“周公为太宰”。宰这种官在商代就已出现，本为王室内廷的治事官。“太宰”是王室内廷治事官的首领，实际上就是王家的大总管。它的职司与后世的“相”职相同。后世“宰相”这个官称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地方官制

西周地方政府的组织，曾有“五服”、“五等”的说法。所谓“五服”，就是依据诸侯封地的远近，分封为甸，侯，宾，要，荒五服。服就是服事天子之邦国。《荀子·正论篇》云：

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国语·周语》也有同样的记载：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五服”说到汉代刘歆把范围扩大，於是出现了“九畿”说。所谓“九畿”，据《周礼·夏官·大司马》云：

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蕃畿。

“五服”说最早见《尚书·禹贡》：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缴纳带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带壳的谷子，最远的一百里缴纳无壳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来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尚书》五服说至战国时代的儒家，又重新作了阐述。至于“九畿”说，则完全是汉代儒家学派的一种理想构思图。实际上，周初的封疆没有那样宽阔，也不可能如此整齐划一。所以这些论说，问题不少。首先，“五服”把戎狄之服置于蛮夷之服之外，这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为西周的王畿在陕西，在王畿范围内就有戎狄，而蛮夷散布在淮水一带，远在南邦，与事实完全颠倒。其次，若依“九畿”说，那么西周疆域东西南北都已扩展至四千里之外，而事实是西周至宣王时代，疆土始得开拓；即使如此，其地域也没有这样广大。所以说《周礼》的记载也与事实不相符合。在金文中并未见“五服”的说法。只是在《令彝铭》中有“■者（诸）侯，侯田男”的记载。这里所谓的“侯田男”，实际上就是“众诸侯”，并不是什么“服”。《尚书·周书》等篇，也未见五服说，只在《康诰》中有“侯甸、男邦、采卫”的话，但揣其意，实指侯之甸、男之邦、采之卫而言，并不是“侯”，“甸”，“男”，“采”，“卫”各为一“服”。所以说，所谓“甸”，“服”都是指领土而言，而“五服”、“九畿”，则是泛指领土的广大而已。

周武王灭商以后，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区以外的这块广大土地进行了分封。封赏的对象，不仅有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人，更主要的是把土地封给周王的同姓和有功之臣。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当时共封“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成王时周公又进一步把文王、武王的儿子和他自己的后人分封在全国各地。对分封各地的诸侯，周天子称同姓为“伯父”，“叔父”，异姓为“伯舅”，“叔舅”。宗法血缘关系把诸侯和周天子紧密地纽结在一起，使这些“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商代已开了先例，但当时被分封的边鄙诸侯与商王朝并无亲戚关系，所以时服时叛，而西周把分封制与宗法制结合起来，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也加强了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