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浅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作者：王力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03期
摘要新中国建立后，如何把一个落后、贫穷的东方大国建设成为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于当时的内外环境，我们基本上是模仿苏联搞建设。

1956年，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面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其经验教训成为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本文旨在简要回顾这一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第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
作者简介：王力，西藏日喀则地区职校助理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西藏革命、建设与改革问题。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53-02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已有过去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如何把一个落后、贫穷的东方大国建设成为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然而，基于当时的内外环境，我们基本上是模仿苏联搞建设。

1956年，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面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其经验教训成为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一、探索时间的界定
（一）学术界对其探索时间的界定有分歧
1.关于探索的起点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社会发展道路进行探索的，一是认为始于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主要体现在八大的路线、《论十大关系》当中，总结先前建设的经验，提出“以苏为鉴”，突破苏联模式，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二是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开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是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2.关于探索的终点
此分歧主要有两种表述，一是认为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实际上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就告一段落了。

二是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应为探索的终点，其理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
（二）个人对探索时间的界定及其理由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最晚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于此问题，我个人认为探索的时间段应为党的八大前后至文革结束。

此种界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1956年，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后，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

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这样讲到：“…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所以，1949年至1956年虽有探索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其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及以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是中共领导人更深入地反思“苏联模式”，开始“打破了过去基本模仿苏联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至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已先后离开领导岗位。

二、探索的动因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1956年前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形势推动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一）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被提到历史议程上来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新中国即将迈进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摆在了党的面前。

（二）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及以后的发生的波匈事件，彻底的打破了中共对其的迷信，更加坚定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答案。

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

其次，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在国际上很短暂，而且我们当时对
其认识也相当有限。

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1949年至1956年，建设基本上以苏联模式为学习对象。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中共领导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不完全成功（如高度集中地政治经济体制、国民经济比例不协调等），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国情。

所以，“以苏为鉴”，总结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必然要求。

三、探索的主要成就与失误
从中共八大前后到文革结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探索的正确发展阶段。

党的八大前后。

前：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二，探索的曲折发展阶段。

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约8年半时间。

所谓曲折发展，是指既有挫折，又有发展。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表现为两个趋向并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

（即：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错误的趋向。

）第三，探索陷入歧途的阶段。

大致上即“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

在20年的艰辛探索中成就与失误并存，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探索的一些主要成就
1.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刘少奇同志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进行建设。

”
2.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1956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

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3.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
第一，扩大民主，健全法制。

在1956年9月15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健全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政党关系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

同年9月，中共八大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即“八字方针”。

“八字方针”的提出及对这一方针的理
论阐述，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和政党合作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探索的失误及其原因
1.探索的失误主要表现
第一，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第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制定的方针，政策超越实际的可能性，离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片面的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

第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制长期得不到重视，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

第四，对世界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不足，片面强调自力更生，闭关锁国。

2.探索失误的原因
首先，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

同时，苏联模式长期被视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其他社会主义模式都一概被斥责为“异己”，加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均贫富”与“天下为公”的思想，革命胜利后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会深受苏影响，而无法从总体上跳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模式，真正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和不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空前艰巨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步步认真探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但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错误判断，以及长期革命中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的“左”的错误，最终导致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居于主要地位。

最后，党内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错误的将党内的意见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应，甚至将党内矛盾作为阶级矛盾来处理，这也是引起探索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

总之，回顾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从中不难发现，其探索始终在艰难与曲折中前行，成就与失误相伴，没有全面（整体上）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模式）。

然而，正是其正反两面的鲜明对比，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鉴。

所以，有人曾指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邢和明.八大前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与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