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因

解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因
摘要：文章拟以新的视角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作出诠释。

通过分析得出有三大有利因素支撑着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发展:一是要素禀赋的改善有利于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二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点孕育着新的增长潜力；三是“巨国经济”优势的显现带来强有力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

关键词：要素禀赋; 发展阶段性; “巨国经济”
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得益于发展初期的“人口红利”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红利”以及我国市场化改革形成的“制度红利”。

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债务风险阴霾重重，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乘势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然而，“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要素禀赋的改善，有利于形成新型的国际分工格局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据世行估计，过去30年，“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以上。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必然造成在国际分工中处在不利的“外围”地位。

“人口红利”的优势日趋减弱。

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中，因没有科技、先进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只能借助“人口红利”的优势，利用充裕便宜的劳动力要素禀赋参与全球分工链条，实行比较优势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现产业国际转移高潮，我国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低端制造业，每年多至2000万人的农村劳动力被整合到这一体系中，使得中国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发挥，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以远高于全球水平的速度增长。

以出口为例，从1998年至今的年均增速达到23%，几乎每3年就翻一番。

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处于不利地位，会落入“比较利益陷阱”。

若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会固化原有产业分工，导致一个经济体在低端产业上实现专业化，这意味着自由贸易带来暂时繁荣的同时又损害了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

毋庸质疑，过去30多年我国比较优势战略是成功的，但在取得经济剩余的同时，也出现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局面。

人才队伍和科技创新大幅提升。

我国制定颁发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
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通过多年努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已经取得重大成效，标志着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的资源禀赋正在形成。

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科学家和工程师由世界第四位先后超过日本、欧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研发人才国家；2008年居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论文发表数国家；2009年居日本和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专利与基础专利申请国家。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等尖端科技领域实现重大跨越。

从2007年起，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经居世界第一位，占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的比重30%，超过德国的17%，出口商品结构明显优化。

这表明中国在大大改善提升要素资源禀赋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模式发生重大改变，正逐步摆脱“外围”竞争的不利格局，逐渐切入世界经济竞争的“核心”领域，正从过去的人力优势到人才优势、产品制造优势到研发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到立足于建立竞争优势演变。

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点孕育着新的增长潜力
一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与其发展阶段直接相关联。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就是工业化的过程。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或发展阶段，一般可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来进行衡量。

最为常见的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初期，人均GDP3000美元为中期，人均GDP5000美元为工业化的后期。

中国2010年人均GDP约合4361美元,以此为标准,中国经济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

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显示，工业化中期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依然强大，特别是工程机械行业将获得长期繁荣。

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的特点。

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快。

按照国际经验，工业化中后期必然触发国内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

生存型消费的比重逐步下降,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

尽管我国当前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存在偏低现象，离钱纳里等经济学家认为的在工业化中期消费率为80%标准值相差很大。

但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快这是趋势，改善居住条件、购买私人轿车、更新家用电器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大宗购买计划的主要内容。

消费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实物型消费上,更对无形的精神文化、娱乐等的消费在增加，教育、医疗、旅游、通讯、娱乐等都逐渐成为消费支出中增长较快的项目，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口加入到消费结构升级的行列，形成从大中城市到中小城市直至城镇的波浪式消费。

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标志着中产阶层队伍进入快速上升时期。

中产阶层的划分通常有两个标准，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

自20世纪40年代起，西方几个主要的现代化国家进入“橄榄型”社会，被称为“中产阶层”的群体人数约占社会就业人口的40%左右。

在一个社会中，中产阶层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动力，中产阶层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

中产阶层群体的出现和扩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很大的助推作用。

有学者认
为，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现有群体主要由以下社会最富裕的10类人构成：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人员、股市上的成功者、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有技术发明的专利人员、演艺界和体育界的明星、部分新经济的CEO、部分律师、经纪人和广告人员、部分归国人员、部分学者。

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就“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向”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到2020年，全国一半以上人口进入中产阶层。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认为：“2008年中国大陆的中产阶层大致占全国人口的22%—23%，每年增加1%。

这些家庭正是上万元级家电的目标消费群，他们成为庞大的潜在购买者。

”
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1992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城镇化水平已由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不到18％提高到2005年的4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只相当于英国1850年城镇化水平，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进程。

我国有一个80%的城市化率目标。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率以每年1.44％的速度增长，再加上城市自然的人口增长率，每年城市要新增2000万人，按照这个速度，需要2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目标。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蓝皮书指出，1996到2005年，中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超过2000万人；2006到2009年，每年新增的城镇人口数量大约为1500万人。

到2009年底，中国城镇人口总量为美国人口总数的两倍，比欧盟27国人口总规模还要高出1/4。

据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居住城镇的人口接近6.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全国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这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城市圈。

经济学家刘易斯曾说城市化是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和源泉。

每年2000多万的城市新增人口,需要与之配套的设施也非常多，比如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住房和住宅等消费品需求每年需要上万亿元的投资，且这个巨大的需求至少持续25年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城镇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

城市经济蓬勃发展，到2008年，地级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6万亿元，占全国的62%；服务业增加值达到8.6万亿元，占全国的71.4%。

特别是东部地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聚集经济和人口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以4%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40%的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国家规模大，基础薄弱，起飞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将比迄今所有发达国家持续时间长。

为此，中国经济将有一个相当长的增长周期，内源性增长潜力巨大，外部经济能力减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

三、“巨国经济”优势显现，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
“巨国经济”概念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盛洪首先提出来的。

所谓“巨国经济”是指基于一国人口、国土面积、有效需求等综合因素之上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规模迅速扩大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的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巨国经济”的优势逐渐显现。

197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062亿元，到2010年达到39.80万亿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达到9.5%。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可望达到8%以上。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达到美国的2倍；按汇率计算，中国的
经济总量也有望与美国经济持平。

对产业发展来讲，“巨国经济”会形成很强的内部规模效应。

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规模经济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随着规模的增大，平均成本会下降。

随着经济总规模的扩大，无论企业和产业都会享受巨大国家和巨大市场带来的好处。

中国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在中国只要专门于一种产品、一个细分市场、一个特定领域，都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就企业而言，带来的不仅仅是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在广告、销售和研发上都具有规模经济。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10年的时间，中国企业在彩电、冰箱和空调等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60%到90%。

对产业而言，将形成产业规模经济(即配套企业、零部件供应商和技术工人供给的规模经济)。

至少在今后的20-30年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都会受益于这种“巨国效应”。

对出口能力来讲，“巨国经济”会形成很强的外部竞争效应。

入世后，中国的出口增长呈现年增长幅度20%到25%，是国际贸易平均增长水平的3倍，2009年我国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9%，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目前，我国服装等100多项产品出口已经居世界第一位。

IMF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净出口的拉动。

对于中国如此强大的出口能力，仅用中国劳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来解释是不够的；对中国出口增长竞争力和未来潜力的评估，“巨国经济”理论更能说明问题。

假定两个国家的资源相同，只是国家规模不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较大的国家处于优势地位，更能够有效控制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有了这样的市场规模，即使我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不如很多欧美国家，但我们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享受到了巨大市场带来的好处。

有了巨大的规模，企业可以获得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

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的中国制造产品，从价值链最低端的鞋子、服装到价值链相对较高的家电产品，都经历了在国内做大取得规模经济、之后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的路径选择。

“巨国经济”所揭示的市场现象，不仅存在于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中，也存在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中。

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优势在弱化，但伴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也爆发出巨大的新市场能量和生产要素上的价格优势；发达国家势必将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则通过在本土市场的培植和开发，以大大低于这些产品国际价格的价格进军国际市场，形成新的出口优势，从而对国际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

“巨国经济”特征的出现和强化，势必使未来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得以升级。

总之，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认清我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主流，才有利于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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