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思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思
考
——读《亚当斯密在北京》（第一篇）
中国近30年的发展已然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名词被创造，更重要的频繁的出现在世界的各个领域。

在对中共执政党下中国发展模式的定性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已经引起了普遍的讨论，《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开篇就积极响应了这个话题，而本文则企图以《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所提及的观点作为主线，结合《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对中国特色作出思考和分析。

首先我先论证一下这种分析的必要性。

中国特色其实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说的是一回事情，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定性则需要从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上进行分析。

而正如《亚当斯密在北京》一文中提及的：
……完全有可能，事实上很可能，它们在理论上得到解决之前，在时间中得到了解决。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在实践解决它们之前不寻求其理论解答的借口……
这种定性是一种解释现实的行径，更可以说是一种对理论的发展和拓展，一种对未来的判断和把握。

分析，作为这个定性问题的基础，就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了。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中主要有四个重要的过程，分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这里，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问题应该来源于邓小平理论。

如果说毛泽东是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扎稳脚跟的话，那么邓小平对
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则更像是一次面对机会与挑战做出的冒险于意识形态上的尝试，因为邓小平理论中涉及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少表面上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上产生了奇怪的交集，毕竟，市场经济一直以来都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人们一直质疑的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应该由什么样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与之相适应呢？这些问题的浮现让本来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又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看，中国引人注目的变化，当然也是必要的变化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体现在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改变为公有制为主这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体制方面由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机制对生产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与以上变革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改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

这种剧烈的变化，我认为已经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冲击了，那就不能不体现在理论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上，比如怀疑，动摇，修正等。

这些态度集中在了某些问题的辩论上，如“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制”，“市场是万能的？”，“国家的宏观调控必要吗？”等等。

这么看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概就是因为邓小平回答得自圆其说但也系统地论证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的强调是邓小平理论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表现。

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被随便地说成仅仅是为解释理论而造理论了。

我认为，理论是对现实中规律的提炼，规律的提炼亦包括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对现实的进一步预测。

而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不成为国人的骄傲，中国特色这个词已经在世界范围传播。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可以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变革带来的现
实后果更比理论来得具有冲击性，简单的说，就是赚钱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后果，即中国经济迅速升温的代价，尤其在2000年前后——有人出书指出——巨大的不平等，普遍化的腐败，社会道德基础遭到侵蚀。

难道这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对于这一点，《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如此描述：
依靠市场机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中国一连串经济迅速增长的背后是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猖獗的腐败，劳动力受虐待，以及抢占土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正如左，中，右各翼普遍相信的那样？如果它并非自相矛盾，那它又是什么，它在什么条件下能实现？北京的官方话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一些人认为某些党内官员充当其热切合伙人的厚颜无耻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两者存在着认识上的巨大鸿沟。

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以发展模式为形式，以意识形态的冲突融合为本质的交流更加频繁，作为有力的助长者出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冲击上。

而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辩论居然发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由《亚当斯密在北京》提及，未考证）。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跨越上文说提到“巨大鸿沟”，2005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导人和资深学者中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用来应对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各个领域的矛盾的问题。

这场运动胜会甚至包括了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为大、中学校的学生更新马克思主义课本，以及研究如何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以便在即使私有化企业成为其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也能使中国的政策的得到解释。

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运动似乎表明，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或者说现代化是为了使马克思更具中
国特色。

再纵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而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却对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出的问题甚至也包括根本问题的回答并不十分到位。

另一方面，马克思发展前期（指社会问题还不十分明显之前），中国一连串的经济增长暂时掩盖了解释问题的必要性，即不少人产生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效果下辩论意识形态已经变得没有意义的观点。

现今，我们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得不指引我们对问题追根溯源，于是重新把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暴露在了社会面前。

值得总结也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以上一直都在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化中的矛盾问题上。

这里再引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朗梯的观点的一段话：
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的阶级斗争）真正的中心是在美国，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最小，但工人在迫使资本进行自身结构调整以满足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上却做得最成功。

在欧洲，马克思活在意识形态中；而在美国，劳资关系“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在于，似乎美国的实例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意识形态领域和反应现实中的矛盾是重要但并没有重要到某种程度，或者说两者的组合是能互相妥协的，是可以被实践所考验。

现在本文就企图简明扼要地从另一个视角去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我提出的问题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中国特色的过程中，不变的是什么？实话实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

但这个并不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写进正式任何一个思想或者理论（当然有争论说属于“邓小平理论”），但却是广大人民群众都认同的。

这里我想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唯物主义的，正
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再者，我们的经济体制和分配体制的主体并没有发生动摇，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地位并没有动摇。

这些共同点，也是我们需要关注并给予重视的地方。

面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农村不稳定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至少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努力地适应和解决问题。

但废除农业税，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医疗合作社等等（至少就制度本身出发点看而不考虑具体执行效果）都显示着“中央政府改变了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不平衡发展上来”。

在如今复杂的格局下，我认为资本主义倾向的乘虚而入对中国现有的问题解决存在更大的风险。

那么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个过程的基础来看就是，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尽管在学术界，西方经济学的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但党中央的坚持为维持社会稳定作出的贡献不可忽视。

最后，我想综述下自己的观点。

本文受《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启发，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争议进行了揭示，然后总结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上，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过程中的哲学基础并未发生变化的观点，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表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