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第8卷第4期

2009年4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 Editi on )

Vol .8No .4Ap r .2009

收稿日期:20092032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6JA75011-4402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3CZ W 005)。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36)

摘　要: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

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关键词:谶纬神学;郊庙祭祀体系;国家祭祀

中图分类号:B 992.9;K 89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394X (2009)0420085206 “谶纬”与今文经学尤其与齐学关系很深。西汉武帝时代,表章六经,来自齐地方士将谶纬淆杂今文,号称齐学,如公玉带献明堂之制、兒宽草封禅之仪、京房以卦气爻辰占易、刘向用五行灾异释经等。郑樵《通志・艺文略一》“《孝经》谶纬类”云:“谶纬之学起于前汉,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刘师培云:“及光武建邦,兼崇谶纬,以为文因赤制,字别卯金,乃帝王受命之符,

应炎历中兴之运。……纬学之行,于斯为盛。”[1]42①

谶纬之盛有其直接原因,强调帝王的“受命之符”,将孔子打扮成宗教主,将儒家礼学发展为体系性的宗教神学,保存并完善了祭祀天地、五帝、封禅等等仪注,与郊祀、宗庙制度有很深的关联,儒学因此进一步宗教化了。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凡例》云:“历代礼典,西京贾(谊)、董(仲舒)昌

言,未遑制作;东都锐意举修,多杂谶纬。”[2]15

关于谶纬神话与东汉郊庙祭祀体系的构建问题,学界关注尚少。钟肇鹏《谶纬论略》论述谶纬内容和主导思想,包括纬以配经、典礼制度以及天文、历法、符应、灾异等,对郊庙祭祀之类也只是一语带过,未多留意。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有专章讨论谶纬文献中的郊祀和封禅问题,但明

显偏于西汉,对东汉谶纬神学与郊庙祭祀体系的构建问题

着墨不多。

“谶纬”在东汉就已成为一种流行语,称为“内学”、“灵篇”、“经纬”、“秘经”、“图纬”、“纬术”、“星纬”、“图谶”、“图录”、“纬候”、“河洛”等等。陈槃认为,“秘经”、

“内学”、“灵篇”之称,“可遍施于一切谶纬”。[3]

实际上,正如《四库提要・易类六》云:“谶自谶,纬自纬。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为旁义。”胡应麟《四部正讹》云:“世率以谶纬并论,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语》、《孝》而外,无复别出,《河图》、《洛书》等纬皆《易》也。谶之依附六经者,但《论语》有谶八卷,余不概见。……乃知凡谶皆托古圣贤

以名其书,与纬体制迥别。”[4]33

但自汉代神化儒学,经纬杂糅,其中吸收了一些古传记及汉代师说,主要是今文经学,形成了谶纬神学,“谶”与“纬”的区别就不太重要了。

本文主要探讨东汉谶纬神学与国家祭祀的确立这一关键问题。在儒家经典如《周礼》、《仪礼》、《礼记》、《尚书》、《诗经》中保存了许多宗教祭祀的内容,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先秦贵族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但秦汉以后的宗教生活,正如劳榦所说“秦皇汉武政治上气象虽然弘大,但宗教的信仰却极端低陋。从《史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看来,都只能是巫鬼的信仰而已”[5],“巫鬼的信仰”与国家宗教是不相容的。国家祭祀的确立需要系统化的宗教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满足统治的需要,而谶纬神学恰好着眼于此。光武帝刘秀进一步将儒教国教化,[6]63从而确立了东汉时代的国家宗教体系。

一、“光武善谶”与东汉谶纬书目的结集

纬书资料不见于西汉以前文献,《史记・赵世家》提到“秦谶”,《汉书》中有“易九厄”(《三统历》作“易九厄谶”),类似于纬书的篇名。但到了西汉末年王莽大造符命,为篡权造势,带有预言性质的谶纬之说就大行其道了。至东汉初年,谶纬之书已经开始结集,张衡曾上疏,认为“图谶起于哀、平之际”(《后汉书・张衡传》),孔颖达《尚书正义》言:“纬文鄙近,不出圣人,前贤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谓伪起哀平。”《后汉书・方术传》载,“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以至“习为内学”。《东平王传》:“时中兴三十余年,东平王苍以为天下化平,宜兴礼乐,乃与公卿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隋书・经籍志》言:“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

所谓“光武以图谶兴”,在《后汉书・光武本纪》中记载刘秀初起事时,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自河北征服王郎、铜马后,有当年太学同舍生自关中奉“赤伏符”来到军中,上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当时光武以为是“受命之符”,于是在鄗南设坛即位,主火德。所谓“四七之际”,据李贤注说,“四七”即“二十八”,由高祖至光武初算起共二百二十八年。“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壬子”为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而西汉武帝时确立汉主土德,衣服尚黄,至此始明火德之运,衣服尚赤。而中元元年(56年)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

《续汉书・祭祀志》记载,建武三十三年光武帝刘秀行登封之礼并建刻石文,提到“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微细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定图谶,二年又命尹敏校定图谶。《后汉书・曹褒传》记曹褒父曹充建武中为博士,参与制定巡狩、封禅、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及明帝即位,曹充引图谶之书要求制礼作乐:

“《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

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

君子。”拜充侍中。

《东观汉记・明帝纪》与此记载略同,有“其改郊庙曰大予乐,乐官曰大予乐官,以应图谶”之语。《郑兴传》:“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读谶。”《桓谭传》:“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最后仍“以谶断之”。《后汉书・礼仪中》注引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其它三品为“周雅颂乐”、“黄门鼓吹”和“短箫铙歌”。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欲制定礼乐,引《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李贤注称“九谓光武,十谓明帝,十一谓章帝也”。《尚书璇玑钤》“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曹褒受命制礼,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可见,东汉初年的制礼作乐多以图谶为根据,清秦蕙田认为曹褒制礼,“不能依古损益,多杂谶纬”,为“有虚盛美”,[7]15是后来正统儒家的看法。而东汉学者们将“七纬”“或尊之曰典,或宗之为道”,[8]8朱彝尊《经义考・说纬》引谢承《后汉书・山阳太守祝睦传》云“七典并立”,《高阳令杨著传》“穷七道之奥”,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大儒很多,纬书与五经几可以并驾齐驱矣。

《白虎通》一书为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同异、由章帝亲自裁决、由班固编辑而成,里面征引了大量谶纬之书,其中能见到《易・乾凿度》、《书・刑德放》、《尚书・中候》、《礼・含文嘉》、《礼・稽命征》、《乐・稽耀嘉》、《乐・动声仪》、《春秋・潜潭巴》、《春秋・元命苞》、《春秋・感精符》、《春秋・含文嘉》、《春秋谶》、《孝经・援神契》、《孝经・钩命决》、《孝经谶》、《论语谶》等许多篇名和佚文。在王充《论衡》中也能见到《尚书・中候》等纬书名。《后汉书・方术传》写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关于“七纬”名目,见于《后汉书・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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