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陈礼珍

《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陈礼珍内容提要本文指出:盖斯凯尔《克兰福德镇》演绎的“雅致经济”通过戏仿批判《谷物法》所代表的政治经济体系牺牲个体幸福换取社会进步的做法;同时，又以反讽笔法泄露日渐式微的贵族与乡绅阶层通过体面的言辞技巧使困窘的家政显得优雅化、以语言的象征力量来维持上层阶级道德优势的做派。

盖斯凯尔在“雅致经济”上同时使用的这两种修辞策略在叙事中产生双重离散力量，造成对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伦理维度指涉的含混和不确定性，其复杂的语义内涵表达了盖斯凯尔对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多重反思。

关键词克兰福德镇盖斯凯尔雅致经济《谷物法》《克兰福德镇》(Cranford，1853)的出版造就了一个新名词———“克兰福德式习俗”(Cranfordism)，它被用来指称书中描绘的克兰福德镇典型特色的生活方式，包括对生活琐事的关心以及一些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的老式生活习惯和规矩。

“克兰福德式习俗”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雅致经济”(elegant economy)。

批评界对“雅致经济”的考证和解读众说纷纭，很多批评家试图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这个新词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对此解释得最详细也最有说服力的是特伦斯·莱特，他认为书中提到的“economy”这个词涉及三种概念:“与国家、银行以及商业有关的政治经济，①与家庭持家理财掌控收支有关的经济以及节俭①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翻译“economy”的是日本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此术语很受争议，同时还与“经济学”、“理财学”混用。

“economy”传入中国后出现众多译法，梁启超在1896年引进日本术语，开始使用“经济”一词;虽然受到严复等人“计学”、“佐治”的挑战，但它在民国初年以后成为国内标准译法。

“economy”一词可译为“经济学”、“经济术”、“经济”、“家政”、“实惠”或“节俭”等，都与管理、方法有关。

其中“经济”与“经济学”的双重含义仅为中文翻译时措辞之不同，为便于行文统一，本文对此不再作细致区别。

关于“经济”一词中文译法演变渊源，详见冯天瑜《“经济”辨析》(上、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

意义上的经济。

”①而最典型、最合理也最流行的一种解释则是詹姆斯·穆维希尔提出的，他认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使用“economy”这个词，取的是它更原始的意思，“指从操持家务到规范生活的所有一切”②。

穆维希尔对“economy”一词意义的界定可以说准确而明晰，莱特对它的解释也周全而合理。

批评界一般倾向于赞同穆维希尔的观点，认为盖斯凯尔《克兰福德镇》中“economy”一词意义涵盖的主要是与节俭有关的生活态度。

然而，本文认为，如果我们打破《克兰福德镇》文本的封闭界限，将它放置到盖斯凯尔的社会批判视野中，会发现一个迄今为止仍被批评界忽视的理论角度:书中“雅致经济”(elegant economy)其实是对“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宏大叙事的戏仿式批判。

盖斯凯尔不仅批判了新生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的冲击，还反思了英国《谷物法》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危机问题。

一、“雅致‘经济’”的戏仿式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的“econom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家政术”(Oikono-mia)，其中“oikos”表示房子或家庭，“nomos”表示管理。

它最初的基本含义指治家理财的方法，含有节约与管理等意思，后来被逐渐扩大到治理城邦与国家的意义范围，衍生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词。

政治经济学来源于治家理财的“家政术”，但它关注的是国家经济秩序与统治宏观层面的国家银行体系、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等维系资本主义市场运转的大事，考虑问题的直接角度是从大局出发，而不是单个家庭和个体的利益。

相比之下，盖斯凯尔笔下克兰福德镇女人们的“雅致经济”关注的都是居家生活中细微琐碎的小事。

除了几乎所有女人都感兴趣的服饰、发型、聚会、闲聊、牌局、美食和茶点外，她们还在意那些克兰福德式的关怀，比如采集快要凋零的玫瑰叶做百花香囊送给家里没有花园的人，捎几小束薰衣草给城里人家点缀橱柜或者给行动不便的人用来熏香。

她们的这些行为在外面世界的人看来都是一些琐碎和平凡的小事，根本无足外国文学评论No．1，2011①②Terence Wright，Elizabeth Gaskell:“We are not angels”—Realism，Gender，Values，Houndmills:Macmillan，1995，p.129．James Mulvihill，“Economics of Living in Mrs.Gaskell's Cranford”，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50.3(1995)，p.343．轻重和不屑一顾。

①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中使用的“雅致‘经济’”是对“‘政治’经济”具有论战性质的隐射与模仿，她以滑稽和讽刺的语调戏仿式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代表了当时强势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冠冕堂皇的词汇。

在《克兰福德镇》中，用于研究国家治理和市场运转规律的国家“政治”被替换为女人们的个人“雅致”经营，成为她们为掩饰贫穷和吝惜琐碎物品的华丽外衣。

通过克兰福德镇女人世界的“‘雅致’经济”对外面男人世界的“‘政治’经济”活动的戏仿，盖斯凯尔对后者做出了委婉却有效的批判。

盖斯凯尔本人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有很深的渊源。

她的父亲威廉·史蒂文森在英国财政部供职，1824至1825年间还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探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文章，题目就叫“政治经济学”。

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精力充沛的盖斯凯尔在生活中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感兴趣，她至少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③盖斯凯尔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持抨击态度，她在自己1848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的序言中就用表面看似谦虚实则带有鄙夷的语气说道:“我压根就不懂什么政治经济学或者贸易理论，我只是试着真实地写作。

如果我的描述和任何理论体系有重合或者冲突，纯属巧合。

”④“纯属巧合”(unintentional)这个词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的前言中，成为作者尽量避免笔墨官司的程式化托辞和策略。

盖斯凯尔在这里其实是正话反说，以表达她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所代表的政治经济体系话语的抗拒立场。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玛丽·巴顿》出版后，这句接近套语的陈述竟然授人以柄，成为不少卫道士批评家攻击的靶子:他们在小说中找出详细例证来证明盖斯凯尔在诠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欠缺，进而质疑盖斯凯尔能否在小说中真实再现社会问题的能力。

⑤如果说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中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①②③④⑤详见Elizabeth Gaskell，Cranford and Selected Short Stori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1998，第38－39页。

本文所有译文为笔者自译。

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单词和引文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See Lisa Niles，“Malthusian Menopause:Aging and Sexuality in Elizabeth Gaskell's Cranford”，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33(2005)，p.307．See Elizabeth Gaskell，The Letters of Mrs.Gaskell，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xxiii;See also Alison Chapman，Elizabeth Gaskell:Mary Barton，North and South，Cambridge:Icon Books Ltd.，1999，p.35．Elizabeth Gaskell，Mary Barton，p.4．与此相关的具体例证与相关争议，详见Angus Easson，Elizabeth Gaskell: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1979，第22－23页。

以招致非议和压力而收场，那么她在《克兰福德镇》中与之进行的第二次遭遇战所采取的策略则更加委婉，产生的效果也更加温和。

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中多处运用隐射和讽喻以表现她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所持政治经济政策立场的抗拒态度。

在全书第一章开篇不久她就提到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最不愿提的字就是“钱”，因为“这个字眼透着商业和贸易的铜臭味”(Cranford:26－27);而货币以及负责分配和交换的商品流通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因素之一。

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对支配外部世界(即书中的工业城镇德拉姆堡所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采取刻意躲避的态度，她们用略显迂腐的“鸵鸟姿态”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不需要男人，因为“不需要在无谓的推理和争论上浪费口舌就可以决定所有的政治和文学问题……对穷人施以仁慈(这个基本不容争辩)以及在不幸中互相帮助、互相慰藉，在克兰福德镇有女人们就足够了”(Cranford:25)。

此处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括号中的内容，它明显表达了叙述者的强烈不满与讽刺。

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对穷人施以仁慈(济贫)这个社会问题的大论战。

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主张大幅削减国家和社会救济穷人的力度，转而迫使穷人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马尔萨斯等人认为《济贫法》效率低下，达不到救助穷人的初衷，①外部救助机制无法根除贫穷，唯有靠穷人自己的道德约束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在这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结束了自1601年开始由各教区负责的松散的穷人救济制度，代之以国家统一的行政干涉行为，同时提高享受救济待遇的门槛和大幅度削减救济的力度，引导和培训穷人自食其力。

马尔萨斯等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治疗社会痼疾”的刚性理论，多少是以劳动阶层和贫苦人民的疾苦为代价，这种利用人性中对饥饿的恐惧来“规训”穷人的态度被形象地概括成“辘辘饥肠出德行”(star-ving the poor into moral restraint)②。

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中隐射了政治经济学家这种冷酷的立场。

它描写了大量聚会和攀谈的社交场合，女人们在这些场合上招待客人用的餐具都很精外国文学评论No．1，2011①②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滋生懒惰，不利于节制人口增长，还导致食物价格增高，实际工资水平降低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