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良铮翻译《唐璜》在语言层面的创造性叛逆

论查良铮翻译《唐璜》在语言层面的创造性叛逆
作者：李恩庆黄淞
来源：《外语学法教法研究》2014年第02期
【摘要】本文通过对查译《唐璜》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深入考察了查译《唐璜》在语言层面的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发现在查译《唐璜》中，因汉英语言在语法、语义、修辞、音韵等层面的差异，译者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误译、增译、归化、改写以及个性化翻译等。

【关键词】唐璜查良铮创造性叛逆修辞改写
【基金项目】本文系防灾科技学院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一般课题“英语专业文学翻译鉴赏课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3B18）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105-02
1.引言
在文学翻译研究中，创造性叛逆指的是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接近翻译发生的过程。

详细考察译者在哪些层面造成译作对原作的背离，对我们认识译者的作用以及影响译者翻译选择的各种外部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文学性等方面。

在查译《唐璜》中，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误译、增译、归化、改写以及个性化翻译等。

创造性叛逆可表现在语言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以及诗学层面。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语言层面考察了查译《唐璜》创造性叛逆的形式及诱因。

2.语言层面的创造性叛逆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形式来反映观念和事物，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也必然造成差异。

“从语言的角度来讲，语言本身意义的开放性就使创造性叛逆成为必然，另外语言结构的独特性、音韵、双关等在其它语言中的不可复制性、文学语言的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文学作品风格的复杂性等其它因素也是造成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原因。

”（董明，2006：8）在《唐璜》的译文中，我们看到，译者在语言层面存在多种形式的创造性叛逆，主要体现在对原诗语法、语义、修辞等方面的调整和改写。

2.1语法层面
从语言对比的角度看，现代英语属于综合-分析语（synthetic-analytic language）；而汉语属于分析语（analytic-language）。

表现在句子结构上，英语注重形合而汉语注重意合。

因此，“英语长句的汉译常常要采用分解、拆散和重组的变通手段进行灵活处理。

”（连淑能，1993：69）在《唐璜》的翻译中，查良铮更是将这种处理方法发挥到了极致，打破原诗诗行的语序结构，进行重组。

而英语句子的组句方式不同于汉语，具有形合的特征。

利用这种组句的优势，英语句子有时候可以实现形式与意义的完美结合。

比如下例：
例1：She now determined that a virtuous woman
Should rather face and overcome temptation,
That flight was base and dastardly, and no man
Should ever give her heart the least sensation;
That is to say, a thought beyond the common
Preference, that we must feel upon occasion
For people who are pleasanter than others,
But then they only seem so many brothers. (I: 77)
现在她决定，一个贞洁的女人
应该勇于面对诱惑，把它战胜，
绝不该见面生畏，可耻地逃避；
她面对一切男人都该心如古井；
这就是说，对惹人心爱的少年，
她的看法应该恰恰与众不同。

若是别人都觉得英俊可喜，
她偏要看做无异于普通兄弟。

原诗这一节八行实际上就是一个句子。

谓语动词“determined”有三个并列的宾语从句“that…that…that…”，后面三行同属“preference”的同位语从句，再加上“she”、“we”、“they”多个代词以及过去、现在时态与虚拟语气的交叉使用，使得原文的意义曲折繁复。

然而，本节诗
在语言形式上的复杂和曲折，其实是拜伦为讽刺唐娜为自己的出轨行为寻找藉口而刻意安排的。

查译为求得汉语的流畅和通顺，对原诗的复杂结构进行了改写。

改写之后的译诗，句法关系清晰，意义连贯明白，但是原诗刻意通过语言形式表现的隐晦却未能传达。

除了改变原诗的句法结构和诗行顺序，查译往往还会添加语气词，以表现原诗的口语化特色。

译者在译诗添加的语气词随处可见，如“呵”、“呜呼”、“呵呀”、“哈”、“唉”等。

这些增译在译者是在试图还原原诗的口语风格和幽默气氛，但有时候，却也并不与原诗口吻一致。

添译的成分有时候会把原诗刻意的低调叙述凸显出来。

如下例：
例2：To others’ share let “female errors fall,”
For she had not even one—the worst of all. (I: 16)
哈，尽管别的女人罪过上千条，
她可一条也没有，——这才是最糟糕。

诸如上例中的添加还有很多，不用罗列。

译者刻意添加的这些语气助词，使叙述人的情感被刻意外化和加强了，使得叙述人的存在更加明显，读者在阅读时，会明显觉察到一个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心情激动的叙述人形象，而这一点并不一定是原作者想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的这种增译行为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2.2语义层面
英汉翻译中，虽然基本的操作单位是句子，但是译者对词语的理解和表达是翻译的基础。

汉英词义对应的复杂性，导致在翻译实践中意义上的创造性叛逆在所难免。

在查译《唐璜》中，这种语义上的创造性叛逆比比皆是。

例如：第7章末尾，诗人把自己将要描绘的伊斯迈攻守战与荷马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相比，同时讽刺说：
例3：And yet like all men else I must allow,
To vie with thee would be about as vain
As for a brook to cope with ocean’s flood,
But still we moderns equal you in blood: (VII：80)
不过我得承认，像我这支笨笔
若和你竞争岂不是自寻烦恼？
那就像是小溪要和海洋相比——
但我们现代人流血却胜过你：
查良铮的译文把原诗第二、三行的长句进行了拆分，分为两个短句，同时又将第二行的不定式短语改成了一个反问句。

而且查译不仅改变了原诗的句法和句式，还改变了原诗第四行的意思。

第四行中的“equal”被译为“胜过”，明显改变了原诗的意思。

不过，通过词义上的创造性叛逆之后，“诗句产生的对比意义更加突出，讽刺的语气也更加清晰。

”（商瑞芹，2007：97）
2.3修辞层面
英语绝大部分常用修辞格都能在汉语中找到与它们相同或相似的修辞方式。

但因为文化的差异，英汉语在表达同一种概念时，往往会使用不同的比喻或修辞方式，这给修辞格的翻译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在修辞格的翻译上，“译文若不能正确表现原文中的修辞手法，就不能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思想、精神和风格。

即使大意差不多，也会削弱原文的语言感染力。

”（余立三，1985：1）因此，在修辞格的翻译上，需要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

在查译《唐璜》中，译者不仅会创造性地转换原诗中的修辞，也会在原诗语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修辞，丰富并增强了译作的表现力。

反问是英国诗歌中常见的一种修辞，但“似乎没有一个人运用到拜伦这种广泛的程度的。

”“拜伦充分驾驭了这个修辞手法，使它起到刺激、质问、点明等作用，而且效果迅捷，一个反问就突出了主旨。

”（王佐良，1991：110-1）查良铮充分把握了原诗中的这种修辞，不仅很好地转换了它，而且在自己的译文中，多处将原诗的陈述句改写为反问句或设问句。

这种改写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之一。

例4：And, after all, what is a lie? ’T is but
The truth in masquerade; and I defy
Historians, heroes, lawyers, priests, to put
A fact without some leaven of a lie. (XI: 37)
查译：话又说回来，什么是谎言？那只是
真理在化装跳舞。

我要质问一声
史家，英雄，要人，律师和教士们，
谁能拿出事实而不用谎言弥缝？
从上例我们可以发现，译文改写了原诗的语气，将陈述语气改为反问语气。

显得“生气盎然，简洁洗练，既有口语化的亲切，又有意义的紧凑和凝练，在篇章语体层次与原作相呼应。

”（商瑞芹，2007：96）
译文的改写，增强了原诗的修辞效果，使得译诗相较于原诗显得更加生动。

译者之所以会采取这种个性化的翻译，笔者以为，可能的原因是，在译者看来，用英语写成的陈述句，因为节奏、句式、以及词语本身“分量”的关系，表现力并不弱。

但是，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就可能显得过于平淡，因此，译者采取增加修辞反问这种修辞格，以增强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查良铮对原诗修辞的改写还体现在其对一些典故和比喻的处理上。

如：
例5：My politics as yet are all to educate.
Apostasy’s so fashionable too,
To keep one creed’s a task grown quite Herculean;
Is it not so, my Tory, ultra-Julian? (Dedication: 17)
我的政见当然很有待于教导，
何况变节也很时髦：谁要想持着
一种信念，最近已变得难上加难——
您说对吗，我最会变节的托利党员？
上例中“ultra-Julian”，指古罗马皇帝“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

尤里安因为企图复兴传统的罗马宗教活动，而被基督教成为叛教者。

这里拜伦使用这个典故，旨在讽刺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背叛了辉格党，转而支持托利党。

查良铮在翻译时，只取了“变节”这一含义，却丢弃了原诗所用的典故。

这种有意而为的漏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

也许作者认为没必要译出，因为这个典故可能加重读者的阅读负担。

查良铮对原诗修辞效果改写较多的还有比喻，包括在译诗中改写原诗的比喻和添加了原诗中没有的比喻。

如，译者将第6章第108节第三行“All things that have been born were born to die（一切已出生的皆为死而生）”改写成为一个比喻：“生如白驹过隙”，以代替原诗中被“死神”摧残为“hay（干草）”的“grass”（青草）。

这个改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诗的意义，原诗用“青草”、“干草”的意象是要强调生命的脆弱，以及被改写的第三行也旨在强调由生到死的必然性，并没有译诗中“生如白驹过隙”这个比喻所蕴涵的“时光飞快流逝，生命短暂”的意思。

3.总结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传播和接受的一个普遍规律。

在文学作品进入异域文化的过程中，翻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传统翻译理论要求翻译必须做到忠实和对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绝对的忠实和对等都难以实现，“叛逆”是一种必然。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查译《唐璜》在语法、语义及修辞上都存在对原诗的创造性叛逆，具体的表现形式包括：误译、增删、个性化翻译、改写等。

有些创造性叛逆增强了原诗的表现力，而另一些则导致了原诗丰富意蕴的损失。

参考文献：
[1]Byron, Lord. Don Juan. Boston: Phillips, Thomson, and Company, 1858.
[2]查良铮译. 拜伦著. 唐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董明. 翻译: 创造性叛逆[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4]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5]商瑞芹. 诗魂再生——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6]余立三. 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7]王佐良.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