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诗歌的叙事性与戏剧化手法
诗中有戏,戏中有诗——《汉宫秋》的戏剧性与抒情性探析
则不予录入。这种主次分明的情节安排，使得全剧线 索清晰明了，有野立主脑冶野减头绪冶之效。
《汉宫秋》是末本戏，全剧由正末一人主唱，一唱 到底。对元帝这一形象的塑造，通篇的唱词是重要手 段，情节关目也在唱词中表现出来。全剧围绕汉元帝 设置的重要关目有巧闻琵琶、灞桥饯别和孤雁惊梦 等。正旦王昭君由于在剧中只有说白和科介，从拒贿 毛延寿而深居永巷、弹琵琶诉苦闷，到自请出塞和番、 留下汉家衣裳、沉黑江全节，这些精彩关目虽寥寥数 语着墨不多，但作者通过对昭君事迹进行有别于史实 的改编，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相比元帝来说，昭君 的情节安排更具有戏剧性。
第四折主要是借孤雁意象和梦境对元帝进行心理刻画紧扣剧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及其立意剧中前后共出现了五次雁叫科最后一次元帝在落叶萧条烛暗人静的宫中恍然睡去昭君入梦却被孤雁声惊醒幺篇伤感似替昭君思汉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横凄怆似和半夜楚歌声悲切似唱阳关三叠令将元帝对昭君的思念渲染到极致深化了悲剧意境
诗 中 有 戏 ，戏 中 有 诗
《汉宫秋》是《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的简称，是马致 远的代表作，也是流传下来最早的昭君戏作品，有较 高 的 艺 术 成就 和 历 史 价 值。对《汉 宫 秋》的 研 究 始 于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其本事演变、 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形象的探析以及与其他戏 剧作品如《梧桐雨》的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本文所要 分析的戏剧性与抒情性，仅有少数几篇文章对其抒情 特色有所涉及，尚无研究者对两者进行全面的分析。 《汉宫秋》作为一部传统的抒情戏剧，同时也具有戏剧 性 特 色 ，其 戏 剧性 虽 不 及《窦娥 冤》和《赵 氏 孤 儿》突 出，但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因此，本文从抒情性和戏剧 性两个角度切入，具体阐述它们在《汉宫秋》中的体现 和作用，从而在共时平面上展现出《汉宫秋》各戏剧要 素及其相互关系，以此来探寻分析古典戏剧新的可行 方法。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流变。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诗歌叙事性较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处于一个较为黑暗的时代，人们的生活非常压抑，因此需要诗歌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早期的诗人如舒婷、北岛等人的作品多运用直接叙述的手法，那些人们生活中的细节成为了他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他们也不拒绝把生活中的小事转换成为艺术的素材。
文化大革命期间，诗歌的叙事性变得更加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表达情感时更多的是采用抒情性的手法，而这抒情的深度多少都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因此有一部分诗人的作品变得更为宏大、抽象化。
如刘义庆的《太行山上》、费良勇的《给孩子们的信》等作品都在细节和情感深度上有了一定的转变。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追求自我，追求艺术的自由表现。
诗歌的叙事性也开始了一次新的变革，在这个时期，许多的诗人在追求写作自由、表现主题的同时也讲究生动的情节和细腻的情感，这些都体现出了他们对于自我意识和历史的思考, 杨红樱、张枣、陈黎、赵珏等都是此时的代表人物。
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变化，全球化的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过程中，儒家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因此，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在改变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融合越来越明显，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的场景也成为了许多诗人笔下的重要元素，王小山、郁达夫、郑愁予等都是在这时期成为代表的诗人。
总的来说，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是不断在流变的，这也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情境和要求，诗人在这些情况下的创作思想和手法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作为现代化的精神产品，诗歌在不断的转变中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动和影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诗歌作为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一直以来就承载着人们对于生活、情感、思想等方面的表达和思考。
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语境的不断演变，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本文将就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问题的流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深厚的传统基础。
古代诗歌中的叙事性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离骚》、《长恨歌》等都是以叙事为主要手法的诗篇，这些作品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现代文学的崛起，叙事诗渐渐式微，抒情诗成为了主流。
在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学思潮的多元化，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也出现了新的可能。
传统的叙事诗以叙述一定的事件或者故事为主，而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个体、情感、身份、历史等方面的表达和反思。
在这一过程中，诗人们往往以抒情的语言来叙述自己的情感体验或者对于人生、社会的思考，叙事性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故事叙述，而是更多地呈现为个人、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在过去的诗歌创作中，叙事性往往是以故事、事件为主线，但在当代诗歌中，叙事性更多地展现为主体性、多样性和超文本性。
诗人们在叙述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往往会将自己的体验与时代、历史相联系，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思辨和想象的叙事诗作品。
这些作品在形式和语言上呈现出了更加自由和多样的特点，使得诗歌的叙事性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
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在不断创新和深化中。
随着文化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当代诗歌在叙事性方面呈现出了更加开放和前卫的趋势。
一方面，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出版，而是在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种平台上进行呈现和传播，使得诗歌创作和传播更加便捷和多元化。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传统与技巧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传统与技巧古代中国文学是丰富多样的，以其独特的叙事传统和技巧而闻名于世。
这些传统和技巧通过文字、诗歌和戏剧等形式，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传统和技巧，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
一、描写与比喻的艺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描写与比喻被广泛运用以传达情感和描述景象。
文人们通过细腻而富有想象力的描写，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形象。
例如，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描绘了贾宝玉的情感世界，使用了许多隐喻和比喻的手法，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二、借用典故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运用借用典故的技巧。
通过引用历史事件、著名人物或经典著作的故事情节，作者可以迅速与读者建立共鸣，并且使作品更具深度和底蕴。
这种技巧在《水浒传》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作者施耐庵运用大量典故和历史故事，使得作品充满了历史感和战斗英雄主义。
三、叙述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叙述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文学作品通常采用了复杂而令人着迷的叙事结构，通过回环、倒叙或者互文等手法使故事更加丰满和引人入胜。
例如，在《西游记》中，吴承恩采用了很多回环和倒叙的手法，创造出了一个丰富而有趣的故事，引发读者的思考。
四、象征意义的运用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使用象征来传达意义和思想。
通过使用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动物、自然元素等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情感。
这种象征性的写作方式给读者留下了更深层次的印象。
在《诗经》中，孔子通过运用一些自然元素，如山、水、花等，来象征人类的情感和命运，使作品充满了哲理性和情感。
五、对话的技巧对话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被广泛应用，被视为传递情节和展现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
通过对话，作者可以揭示人物的性格、态度和思想，使得故事更加生动、立体。
例如，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巧妙地刻画了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他们的关系，使作品更加丰富。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传统与技巧以其独特性和艺术性而受到广泛的赞誉。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叙事性方面经历了一些流变。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当代诗歌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其中叙事性的变化是其中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史诗传统几乎被彻底颠覆。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叙事诗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能够表达作者的感情和见解，同时也是宣传政府政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
在文革期间，叙事性的诗歌被视为旧文化的象征，被批判为“封建主义”和“四旧”。
这一时期的诗歌更倾向于抒情诗或警句式的诗歌，对于叙事性的尝试较少。
随着文革结束，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文化的多元化开始重新呈现。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当代诗歌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些中国诗人开始尝试恢复和探索叙事性的诗歌创作。
叙事性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回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当代诗歌中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逐渐增多。
这些作品通过叙事的手法，以描述事件和人物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的变迁和个人的命运。
一些诗人通过叙述自己或他人的经历，来反映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城乡差异、工业化进程等问题。
一些中国当代诗人开始运用叙事性的手法来探讨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
他们通过叙述具体的场景和事件，以及描写人物的思想和感受，来表达个人的心情和独特的生活体验。
这种叙事性的诗歌常常充满了情感和哲思，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诗歌来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体验。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还体现在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回忆和探索上。
一些中国诗人通过叙述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思想。
他们试图通过叙事的手法，将古代的意象和现代的体验结合起来，以与当代的读者产生共鸣。
现代中国诗歌中的叙事性也开始转向一种“现代诗歌史诗”的趋势。
一些中国诗人试图通过叙述全球性问题，如环境危机、人权问题等来反映现代社会的全球性挑战。
这些作品试图通过叙事的手法来激发读者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中国当代诗歌在叙事性方面的流变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叙事诗歌的一种尝试和革新。
试论中国诗歌的叙事性与戏剧化手法
从中国诗歌史的纵向考察，叙事性和戏剧化都 是很古老的抒情诗写作手法。一方面，各种表现手法 在不同文体中本来就是交叉运用的，不能绝对认定 某种手法只适用某类文体；况且，叙事性和戏剧化， 其实质是叙述描写，皆可纳入“赋”法的范畴，而“赋” 和“比兴”一样，本来就是中国诗歌最古老、最基本的 表现手法之一。另一方面，当一个时代的诗歌的抒情 性达到饱满的程度，难以为继时，后起的诗人总要转 向叙事写实，像李白之后的杜甫，比起充分体现“盛 唐之盛”的李白诗歌的浪漫抒情，杜甫诗歌所反映的 “盛唐之衰”主要是通过对战乱、流亡的纪实叙事实 现的；像盛唐诗歌之后的中唐诗歌，张王、元白等诗 人竞相写作纪实叙事性质的乐府诗；像唐诗之后的 宋诗，在取材、手法和美学理想上都向日常、平淡的
二、新诗中的惯用手法
新诗诞生伊始，即偏重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叙事 传统如乐府诗、元白诗和宋诗的影响，强调散文化的 叙述描写倾向。新诗的开山祖师胡适明确认为：“诗 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 是具体的，越是偏向具体的，越有诗味。”④胡适所说 的“具体做法”，就是叙述描写的叙事手法。他的新诗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大陆诗坛，齐声高 唱豪情万丈的战歌、颂歌，在持续的亢奋抒情之后， 出现了一批叙事诗作品，抒情诗也在“个我”退出后， 致力具体事象人物描写，这一切都使诗歌包含更多 的叙事和戏剧成分。此时的台湾诗人，在创作美轮美 奂的新古典主义抒情诗的时候，也有部分诗人继承 了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对叙事性和戏剧化的艺 术追求，如杨牧的早期创作中，就含有某种叙事倾 向，善于“将历史人物的背景事件，化为诗人具有‘戏 剧独白’式的情节语言”⑧，这一特征在他后期创作的 诗剧《林冲夜奔》、《吴凤》中，有进一步的发展。痖弦的 《坤伶》、《乞丐》、《水夫》、《疯妇》、《马戏团小丑》、《上校》等 诗，题材上“表现小人物的悲苦”，手法上“使用一些 戏剧的观点和短篇小说的技巧”⑨，张汉良、张默也指 出“痖弦的诗具有其戏剧性”⑩。他的《上校》仅只 10 行，在短小的篇幅中，浓缩了人的一生。这超凡的表 现力，来自戏剧化手法的出色运用。而回忆和现实又 构成了总体上的戏剧冲突情境，揭示了人生的失落 实质上是历史的失落这一深层意蕴。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叙事性”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经历了诸多流变。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并分析其流变的原因和影响。
我们需要明确“叙事性”的含义。
在诗歌创作中，叙事性指的是诗人运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事件发展来表现情感、思想和意境的能力。
传统意义上，诗歌常常被视为情感与意境的表达，而叙事则更多地被赋予小说和散文的形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回归和突破。
当时的诗人们开始尝试将叙事元素引入诗歌创作中，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抽象抒情，而是更倾向于描绘现实生活和人物命运，从而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束缚。
这种突破也为中国当代诗歌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力，使诗歌更具有生动和感染力。
例如多名诗人开始尝试用叙事手法创作长诗、史诗等。
随后，在9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再度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时期，诗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对叙事的批判性反思和自觉性介入。
他们通过更为敏锐的观察和更加直接的语言，将创作的焦点转向了社会现实和个体命运。
此时的叙事性不再局限于叙述一个故事情节，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对社会风貌和人生命运的深刻反思，呈现出更加宏大和深刻的叙事空间。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又一次发生了变革。
此时的诗人们更加注重诗歌的语言质感和意象的塑造，他们试图通过更加抽象的语言表达来呈现叙事元素。
诗人们开始更加喜欢选择富有象征意义的叙事情节，通过对现实经验和历史记忆的重新演绎，来启示读者更多的内在思考和情感共鸣。
一些诗人还尝试用诗歌的形式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通过排比、叠韵等手法来营造叙事的节奏。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流变，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诗人创作意识和审美追求的体现。
这种流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当代诗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和思想情感表达，也使中国当代诗歌在叙事性上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化的特点。
诗歌的戏剧化叙事初探
诗歌的戏剧化叙事初探诗歌的戏剧化叙事是指诗人通过营造戏剧化情景和构建戏剧性结构等手段来创作诗歌，以使诗歌富含叙事因素。
叶芝诗歌的戏剧化色彩非常明显并颇具特色：剪影式叙事人物的刻画使人物性格鲜明有力；戏剧化场景描绘及着重过程的揭示和情感控制的事件叙述，让诗人的个人情感体验具有普遍的意义；环形叙述形式的安排进一步突出了诗歌的主题，体现了诗人的时空观和历史观。
与以往对小说文本中叙事策略的分析相比，对诗歌叙事学的关注，开拓了叙事学研究的范围。
“按照习惯的说法，当代叙事理论之所以在诗歌方面存在盲点，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专业研究的分工。
有学者专门从事叙事研究，也有学者专门从事诗歌研究，但很少有学者既研究叙事又研究诗歌。
然而，诗歌与叙事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别。
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共性：有很多诗歌是叙事的，而也有很多叙事是诗歌的。
”[１]戴维·赫尔曼曾经指出：“叙事学的基本假设是，人们能够把形形色色的艺术品当作故事来阐释，是因为隐隐约约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
”[２]（Ｐ１７）在布鲁克斯和沃伦看来，一首诗就像是一出戏，具体而又有着特定的情境。
即便是最简短的抒情诗，也是在某个具体情境中进行的言说或对话。
诗歌中因此充满了叙事因子，只是有的叙事因子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３]（Ｐ４８）。
因此，诗歌自然也可以当作故事来阐释，了解和掌握诗歌中的叙事因素对诗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谈到诗歌中的叙事因子，叶芝的诗歌值得一提。
叶芝是２０世纪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师，学界有关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作品中的神秘主义思想及现代主义特征，从诗歌叙事结构入手来研究叶芝诗歌在学术界还是一个空白。
本文试图从叶芝诗歌的叙事人物、叙事场景、叙事结构等方面来论述诗歌叙事的结构特征，以期为叶芝诗歌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剪影式的叙事人物谈到叙事，人们不得不关注叙事中的人物塑造，因为“人物是按照作者的召唤出场的，但他们总是充满叛逆精神。
古诗词的戏剧性与叙事性
古诗词的戏剧性与叙事性古诗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承载着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情感。
作为文学形式的精华，古诗词既具有戏剧性的魅力，又展现出浓厚的叙事性。
本文将探讨古诗词中戏剧性与叙事性的表现，并剖析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戏剧性的体现古诗词作为文学形式中的瑰宝之一，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性。
首先，古诗词的写景描写往往活灵活现，给读者带来直观的感受。
例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类的描写，将月光照射下的光景形象化，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进入了一个戏剧性的现场。
其次，古诗词中经常运用对话的形式，增强了戏剧性的表现。
对话可以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为故事情节构建出更加丰富的内容。
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问与答结合，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了诗人的思考和情感，赋予了诗词以戏剧性的张力。
最后，古诗词往往运用了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法，以营造紧张的气氛。
排比使得句子间呈现出明显的对比关系，增加了冲突和变化的感觉。
对仗则通过音韵和语言的对应，使诗词更加饱满和优美，具备了戏剧性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二、叙事性的展示古诗词中的叙事性是其独特之处，让读者在欣赏中感受到故事的发展和情节的展开。
古诗词通过一系列的描写、抒发和对话来展示故事的发展脉络，具备了浓厚的叙事性。
首先，古诗词通常有明确的主题和情节，通过创造人物和事件来表达。
比如《长恨歌》中的玉娇龙和唐明皇的爱情故事，以及《木兰辞》中的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等，都是通过叙事方式展现的。
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家国情怀的追求。
其次，古诗词的叙事性还表现在情节的布局上。
其情节结构常常具备开端、发展和结局的基本要素。
通过开门见山的开端，展示出诗词的主题和情感，然后通过情节的发展逐步推进故事的进程，最终通过高潮和结局来达到情感的发酵和情节的完整。
再次，古诗词的叙事性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通过对人物的描写、行为和心理的刻画，诗词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饱满，使读者能够产生共鸣和情感上的共鸣。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叙事性”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思潮的演变，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经历了不同的流变和探索。
本文将围绕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展开探讨，通过对不同时期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分析，探寻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在当代诗歌创作中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在二十世纪初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中，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现代主义的探索。
诗人舒婴在《谈现代性与诗歌叙事》一文中指出：“现代性与诗歌叙事，不是因果固定的关系，而是起源于同一历史原点，只不过如今它们遭遇了不同的命运罢了。
”这一时期的诗人以纷繁的思想与艺术追求，试图打破传统的诗歌表达方式，从而使诗歌“叙事性”承载着更多的主观情感与抽象思想。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中国现代诗歌的崛起，诗歌的“叙事性”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鲁迅、郭沫若一代的中国现代诗歌中，“叙事性”已经不再是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段，诗人们更加追求形式美与思想深刻。
朱自清、王维华等诗人的作品中，诗歌叙事被赋予更多的抒情意味，诗歌成为了表达个人情感与心灵感悟的载体。
这一时期的诗歌强调了“叙事性”与“抒情性”的结合，使诗歌更加直接地关涉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经验。
随后，随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出现了新的探索和发展。
以北岛、余光中等为代表的诗人，开始将诗歌叙事引向了更加个人化与私密化的方向。
北岛的《波兰来信》、余光中的《乡愁》等作品中，诗歌叙事不再局限于宏大的历史题材或抒情的个人情感，而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生命运的探讨。
诗人们尝试用碎片化的叙述、模糊的线索、多元的语言方式等手段来探索诗歌的叙事可能性，使诗歌更加具有当代性与多元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的变化趋势。
在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
伴随着新诗运动的兴起，中国诗歌中开始出现了追求叙事性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以叙述的方式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力图通过叙述故事来触动读者的内心。
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诗歌中叙事性的第一个阶段，即叙述性的兴起。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发生了转变。
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伴随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中国诗歌中叙事性开始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变化。
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诗人们更加注重内心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他们试图将诗歌中的叙事性转变为一种更为抽象和内在的表达方式。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趋势，诗人们更加注重通过意象和抒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而不是单纯地通过叙述来表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和变革。
从最初的叙述性到后来的内在化、外展性和现实性，再到当下的多元化、超现实化和复杂化，诗人们的创作方式和表达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不仅反映了诗人们对于诗歌表达方式的不断探索，也折射出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变迁。
那么，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的流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反映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多元化和超现实化的发展趋势。
在当代，诗人们试图通过多种手法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叙述性表达方式，而是更加注重通过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数字化等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它反映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当代，诗人们的创作方式和表达方式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超现实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诗歌作品的风格和形式也呈现出了多样性和复杂性。
它反映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超越性和超现实性。
在当代，诗人们试图将诗歌中的叙事性转变为一种更具有超越性和超现实性的表达方式，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意象和抒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一直以来都是文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诗歌的“叙事性”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话题。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叙事性一直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风气的改变，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流变。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典型作品的分析以及当代诗歌创作的现状来探讨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的流变。
一、历史的角度中国古代诗歌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以抒情和叙事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形式。
从古代诗人李白、杜甫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人生、社会、历史的叙事和抒情。
古代诗歌在叙事性和抒情性上的完美结合，使得古代诗歌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随着时代的演变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典型作品的分析中国当代诗歌中有一些典型的作品，可以用来说明叙事性的流变。
例如北岛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首诗中，北岛用一种非常抽象的方式叙述了人生的起伏和沧桑，将叙事性变得非常模糊。
又比如余光中的《经典》，在这首诗中，余光中通过叙述一位文人的内心斗争和价值观的转变，来表达对文化和传统的思考，使得叙事性呈现出更加个性化的特点。
这些典型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流变，叙述变得更加抽象和个性化，不再是简单地叙述事实，而是通过叙述来表达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情感。
三、当代诗歌创作的现状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现状也反映了叙事性的流变。
在当代诗歌的创作中，抒情诗的比例明显增加，而叙事诗的比例有所下降。
这表明当代诗人更倾向于通过自我情感的抒发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而不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叙述。
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也更加多样化，既有对社会和历史的叙述，也有对个体情感的叙述，这种多样化的叙事性也使得当代诗歌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四、结语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流变，是文学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必然产物。
叙事性的流变标志着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也反映了诗人对于自我情感和价值观的表达更加注重。
文学作品中的戏剧性与叙事性探索
文学作品中的戏剧性与叙事性探索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与想象的结晶，从古至今，无数文学作品通过丰富的戏剧性与叙事性来吸引读者。
戏剧性和叙事性是文学作品中两个重要的元素，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构筑了作品的魅力与表现力。
戏剧性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生动的艺术形式，它通过冲突、对抗、变化等手法将故事展现给读者。
一个好的戏剧性可以使作品更为精彩、引人入胜。
例如，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通过贾蓉与王熙凤的斗争，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恨纠葛等情节，使整个故事更具戏剧性，引人入胜。
而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更是充满了戏剧冲突与对抗的元素，使人们在阅读时情绪激动，倍感紧张。
戏剧性除了在故事情节中展现出来，还可以在人物塑造上体现。
一个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往往会给作品带来更多的戏剧性。
例如，《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机智与聪明、贾宝玉的忧伤与自卑等人物形象都充满了戏剧性，使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各种特立独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给作品注入了无穷的戏剧力量。
叙事性是文学作品中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通过叙事者的叙述手法将故事传递给读者。
一个好的叙事性可以使读者沉浸其中，产生代入感。
在叙事中，作者可以运用许多手法来吸引读者，如描写、对话、心理活动等。
例如，《红楼梦》中曹雪芹运用了大量的描写手法，细腻地展现了每一个场景和人物的形象，使整个故事更加生动。
同时，曹雪芹还通过对话的方式将人物的思想、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戏剧性与叙事性的结合更为紧密。
例如，《水浒传》中的“割股弃妻”故事就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与叙事性的经典之作。
在这个故事中，林冲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与江南水师战斗，而割下自己的小腿肉并扔进江中，这一举动既表现了林冲的英雄气概，又给整个故事增添了戏剧性。
同时，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与生动的叙述，使读者深入了解了林冲的心理活动，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其发展变化的轨迹也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弦。
在这“叙事性”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
叙事性诗歌在中国诗歌创作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的呈现却发生了一系列的流变，几经起伏，至今仍在不断地探索之中。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当代诗歌中叙事性的一些流变。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诗歌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形式主义，开始注重诗歌的现实性和言语的表达力。
在这个过程中，叙事性诗歌逐渐被重新关注和发展。
代表性的诗人如汉语新诗的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戴望等，其诗作大多强调叙事性，通过具体的情节和事件来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他们的作品以其深厚的现实性和历史性，成为了当时诗坛上的璀璨之星。
随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新诗人开始涌现，他们试图摒弃传统形式，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强调诗歌的语言美感和形式革新。
在他们的诗作中，叙事性逐渐不再是主导的表达形式，而是以其它形式的表达取而代之。
这些诗人如北岛、余秋雨、海子等，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生活和情感的深刻思考，同时也在诗歌语言和形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了当时诗坛的佼佼者。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多元化，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性又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直接影响了当代诗歌的创作和表达方式。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新生代诗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试图将诗歌的叙事性与时代的脉搏相结合，通过对当代社会和个体命运的关注，使诗歌的叙事性重新成为了当代诗歌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
这些诗人如西川、铁凝、余华等，他们的作品以其深刻的现实关怀和对个体命运的抒发而备受瞩目，同时也在诗歌的叙事性表达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发生着流变，这一流变也正是诗歌创作的必然之路。
叙事性诗歌，作为中国诗歌的传统表达形式，历经千年依然能够在当代诗歌中焕发新的生机，正是因为它始终与时代相契合，与人们的生活和情感相联系。
《元曲中的诗情与戏剧形式分析》
元曲中的诗情与戏剧形式分析引言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艺术形式，融汇了戏剧、音乐、舞蹈和诗歌等多种元素，具有独特的韵味和风格。
本文将对元曲中的诗情与戏剧形式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特点和影响。
一、元曲中的诗情表达1. 音韵组织与押韵技巧元曲在表达诗情时常常运用优美的韵律，通过音韵组织和押韵技巧来增强作品的节奏感和美感。
例如，在《西华山》这首元曲中，作者运用平仄辩证、押韵巧妙地描绘出山水之间的壮丽景色，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诗意。
2. 感情表达与意境营造元曲以其独特的语言和形式表达了丰富多样的情感，并通过情景描写、人物心理刻画等手法来营造意境。
如《牡丹亭》中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究，展现了人性中最纯粹、最真挚的情感。
3. 文化意涵与审美价值元曲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背景，融汇了儒、释、道等多种思想体系。
在元曲中，可以看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对人生哲理和美学观念的探索。
这些文化意涵赋予了元曲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二、元曲中的戏剧形式分析1. 曲调与音乐表演元曲中常常伴有精妙动人的音乐表演，如琴、瑟、笛子等乐器。
这些音乐与戏剧相结合，使作品更加生动活泼，并在情感表达上起到辅助作用。
同时，不同曲调也能表现出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状态。
2. 舞台布景与服饰装束元曲注重舞台布景和服饰装束的设计，在视觉上提供了极大的享受。
布景的变化和服饰的多样化，为故事情节增添色彩，使观众更容易沉浸其中，加强对戏剧性形式的感知。
3. 叙事结构与表演技巧元曲通常采用分场分幕、乱中有序的叙事结构。
通过巧妙的编排和表演技巧，使得故事情节紧凑有序，并在不同场景之间切换自如。
这种戏剧形式能够满足观众的期待和好奇心，让人们更加投入地参与其中。
结论元曲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融合了诗歌和戏剧等多种元素。
其具有独特的诗情表达和戏剧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对元曲中诗情与戏剧形式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元曲艺术，并欣赏其所呈现出来丰富多彩、内涵深厚的精神风貌。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中，诗歌叙事性的流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从20世纪初的现代诗歌运动到当代诗歌的发展，叙事性在中国诗歌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本文将从现代诗歌的嬗变、文化大革命对诗歌的影响、当代诗歌的发展等方面，探讨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的问题流变。
1. 现代诗歌中的叙事性20世纪初，中国现代诗歌运动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诗歌逐渐脱离了旧体诗的束缚，追求新的诗歌表现形式。
在这一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诗人开始尝试以自由诗的形式来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诗歌的叙事性逐渐弱化，大量的现代诗篇摒弃了传统的情节和叙事线索，而更加强调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和意象表现。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北岛的《波兰来信》等诗篇，都是以个人情感和对自然的感悟为主要表现内容，缺乏明确的叙事线索。
在这个时期，诗歌叙事性被视为传统的束缚，因此在现代诗歌中并没有得到重视。
2. 文化大革命对诗歌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诗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动荡和颠覆。
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诗人们被迫放弃了自由创作的权利，转而投身于政治宣传和颂扬革命的工作中。
在这个时期，诗歌叙事性重新被强调，并成为了表达政治观点和宣传革命理念的重要手段。
诗人们在诗歌中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形象和革命故事，以此来褒扬伟大领袖和推动政治运动的发展。
白桦的《红色杀人者》、北岛的《参观日本岩国百万年处》等诗篇，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其中有着明显的叙事性特征，而且这种叙事性更多地是为了宣扬政治理念和颂扬伟大事迹。
3. 当代诗歌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受到了西方现代诗歌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中国诗人开始尝试各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
在这个时期，诗歌叙事性逐渐得到了重新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与此叙事诗和散文诗等形式开始成为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
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们重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命运和历史事件，试图通过叙事的手法来表达对生活和历史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艺术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艺术古代中国文学以其独特的叙事艺术而闻名于世。
通过丰富多样的叙事手法，古代作家们成功地传递了文化和价值观念，同时展示了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叙事艺术，并通过具体例子来解析其特点。
1. 叙述手法的灵活运用古代中国文学中的叙述手法极为多样，并有着灵活的运用。
其中最常见的手法之一是直接叙述，即通过作者直接陈述事件的经过和情节的发展。
这种手法简洁明了，能够直接传达信息，帮助读者全面了解故事的背景和情节的发展。
例如，《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直接叙述的方式，详细描述了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情感纠葛。
另一种常见的叙述手法是间接叙述，即通过人物的对话、行为、心理描写等方式，间接地展示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性格。
通过这种方式，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情感变化。
例如，在《西游记》中，各种妖精和神仙的对话和行为隐含着他们的意图和动机。
2. 叙述方式的鲜明特色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方式独具特色，常常通过繁琐的细节和形象描写来打造鲜明的视听效果。
这种方式使得古代文学作品更加生动、立体，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例如，李白的《静夜思》中通过描写月亮的明亮和床前的寂静，使读者感受到寂寞与思念；而苏轼的《赤壁赋》通过描绘江水的波涛、天际的烽火，展现了壮丽的战争场面。
此外，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艺术也注重音韵的运用。
通过运用韵律和音调的变化，古代作家们使叙事更富有韵味，给读者带来美感的享受。
例如，在辽代李冠卿的《夜泊水村》中，通过对夜晚的描述，采用平仄相间的韵律，使读者感受到一种宁静、神秘的氛围。
3. 叙事与价值观念的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叙事艺术注重传递价值观念，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向读者传递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
这使得古代文学既具有娱乐性，又能引导读者思考人生和道德的问题。
例如，《红楼梦》通过对贾宝玉一生的叙述，展示了世俗的虚荣与人性的弱点，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的真谛。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策略与艺术手法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策略与艺术手法中国现代文学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宝库，蕴含着众多独特的叙事策略和艺术手法。
这些手法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形式，还深化了作品的内涵，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更多的思考和体验。
一种常见的叙事策略是多重叙事。
通过多个视角和时间线的交错，作家能够展现出更加复杂和立体的故事情节。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采用了多重叙事的手法，通过不同角色的回忆和叙述，呈现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和家族的兴衰。
这种叙事策略使得作品更加生动和具有代表性，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除了多重叙事，中国现代文学还常常运用隐喻和象征手法。
通过象征性的人物、事件和物象，作家能够传达出更深层次的意义和情感。
例如，余华的《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苦难被象征为整个中国人民的苦难，通过福贵的命运，作家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痛苦和挣扎。
这种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和共鸣，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现实。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还常常运用回忆和回溯的手法。
通过回忆过去的经历和回溯历史的片段，作家能够展现人物的成长和变化，同时也能够揭示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例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以回忆的形式叙述了一个女子的爱情故事，通过回溯过去的片段，作家揭示了女性在旧社会中的束缚和挣扎。
这种回忆和回溯的手法使得作品更加富有情感和思考，读者能够在阅读中回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人生的意义。
另外，中国现代文学还常常运用夸张和幽默的手法。
通过夸张的叙述和幽默的描写，作家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笑声和共鸣。
例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通过夸张的叙述和幽默的描写，作家展现了一个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困境和挣扎。
这种夸张和幽默的手法使得作品更加生动和有趣，读者能够在笑声中思考社会的现实和人性的弱点。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策略和艺术手法多种多样，丰富了作品的形式和内涵。
多重叙事、隐喻和象征、回忆和回溯、夸张和幽默等手法使得作品更加立体和多维，引发读者对于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
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问题流变中国当代诗歌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一个备受讨论的问题就是诗歌的“叙事性”流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和流变，成为了诗歌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议题。
本文将就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叙事性”。
叙事性是指某种文学作品中包含了叙述和描述，通过讲述故事或者描述事物来传达作者的情感、思想和观点。
在诗歌中，叙事性通常表现为诗人通过具体的事件、人物或者场景，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而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流变，就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诗歌的叙事方式和表现形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在20世纪初，中国诗歌开始出现现代意识的觉醒，诗人们开始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和独立自由的创作。
在这个时期，诗歌的叙事性主要体现为对自我情感和内心体验的直接表达，诗人们试图通过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达到心灵的交流和共鸣。
朱自清的《背影》、舒婷的《我住的街道》等作品，都是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生活体验，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情感表达。
这种叙事方式强调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和个人经历，展现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也发生了新的变革和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诗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诗歌的叙事性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中国当代诗歌的叙事性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的关注和反思，诗人们通过叙述社会事件、人物命运和历史场景，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思考。
北岛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余光中的《一颗明珠》等作品，都是体现了诗人对社会现实和时代命题的思考和表达，具有较强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
论唐宋词的戏剧性
论唐宋词的戏剧性唐宋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在唐代和宋代发展较为兴盛，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诗歌形式之一。
唐宋词具有较强的戏剧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唐宋词常常采用对比手法来表现戏剧效果。
例如，可以在词中对比绿草青山和荒芜的城市，对比美好的春天和悲伤的别离，对比绚丽的花朵和凋谢的人生等。
2.唐宋词常常使用抒情的手法来表现戏剧效果。
例如，可以在词中描写爱人的美貌或情感，表现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或者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唐宋词常常使用象征手法来表现戏剧效果。
例如，可以在词中用花朵、月亮、星星、水鸟等象征性的元素来表现深刻的情感或思想。
4.唐宋词常常使用描写手法来表现戏剧效果。
例如，可以在词中描写美丽的自然景观，或者描写人物的气质、心情、行为等。
总之，唐宋词的戏剧性主要体现在对比、抒情、象征、描写等方面，这些手法能够帮助作者表达深刻的情感唐宋词的戏剧性还体现在词的结构上。
唐宋词通常由两节组成，第一节表现的是主题，第二节表现的是情感。
这样的结构能够使词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因为读者在读完第一节后，会期待着第二节的出现，第二节的到来也会给读者带来惊喜或触动。
此外，唐宋词的戏剧性还体现在词的内容上。
唐宋词常常描写人生中的各种感情和经历，比如爱情、亲情、友情、悲伤、快乐、希望、失落等。
这些主题的出现能够使词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因为读者会因为自己的感受而触动，也会因为这些主题的出现而引发共鸣。
总之，唐宋词的戏剧性体现在词的结构、内容、手法等方面，它能够使词具有深刻的情感和意义，吸引读者的兴趣并触动他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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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诗中的惯用手法
新诗诞生伊始，即偏重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叙事 传统如乐府诗、元白诗和宋诗的影响，强调散文化的 叙述描写倾向。新诗的开山祖师胡适明确认为：“诗 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 是具体的，越是偏向具体的，越有诗味。”④胡适所说 的“具体做法”，就是叙述描写的叙事手法。他的新诗
一、叙事性和戏剧化溯源
从中国诗歌史的纵向考察，叙事性和戏剧化都 是很古老的抒情诗写作手法。一方面，各种表现手法 在不同文体中本来就是交叉运用的，不能绝对认定 某种手法只适用某类文体；况且，叙事性和戏剧化， 其实质是叙述描写，皆可纳入“赋”法的范畴，而“赋” 和“比兴”一样，本来就是中国诗歌最古老、最基本的 表现手法之一。另一方面，当一个时代的诗歌的抒情 性达到饱满的程度，难以为继时，后起的诗人总要转 向叙事写实，像李白之后的杜甫，比起充分体现“盛 唐之盛”的李白诗歌的浪漫抒情，杜甫诗歌所反映的 “盛唐之衰”主要是通过对战乱、流亡的纪实叙事实 现的；像盛唐诗歌之后的中唐诗歌，张王、元白等诗 人竞相写作纪实叙事性质的乐府诗；像唐诗之后的 宋诗，在取材、手法和美学理想上都向日常、平淡的
《楚辞》的叙事性、戏剧性，在《九章》的纪实性质
022 2009 . 10
名作 欣赏
当代文学
和《九歌》的人神恋爱、歌舞表演中都有体现，朱熹 《楚辞集注》认为《叙述身世遭遇的作品；闻一多 认为《九歌》所写诸神鬼“按照各自的身份，分班表演 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③。而以《离 骚》最有代表性，尤其是后半部分，女 劝告，重华陈 词，浮游求女，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 列具有情节成分的幻境故事，波澜起伏，百转千回， 看看山穷水尽，转眼境界新开，把诗人坎坷的人生经 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叙事性与戏剧化，是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重要 特征，也是 90 年代诗学的重要命题。在抒情诗中加 大叙事性因素，便于表现场面人物事件，扩大抒情诗 文本的容量，增强客观性；叙事性总是和戏剧化相联 系，戏剧化指诗人通过建构戏剧化情景、戏剧性结 构、对白等手段，来组织诗歌材料实现叙事目的，带 来新奇和出人意料的情节效果；如果运用的好，叙事 性和戏剧化都能不同程度地赋予文本以反讽和幽默 色彩，使抒情诗更加接近本真的存在和庸常的人性， 从而提高作品的表现力和可读性。90 年代的诗人和 诗论家认为，这种手法之所以成为当代诗学的一个 重要原则，是受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三四十年代现 代诗歌启发的结果①。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但片面 性也显而易见，因为他们忽略了叙事性与戏剧化，本 是中国古典诗歌和 20 世纪新诗常用的表现手法这 一基本事实。
不独长于叙事的乐府诗如此，古代诗词中大量 的“本事诗”、“本事词”和纪行之作，唐诗中杜甫、张 籍、王建等人的写实作品，唐宋词中如韦庄、柳永等 人自叙传性质的个人化情感经历叙说，都在叙事性 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戏剧化因素；至元散曲的“代言 体 ”，叙 写 场 面 、人 物 、事 件 ，往 往 插 科 打 诨 ，风 趣 幽 默，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抒情性向叙事性和戏剧化的 一次整体转变。
想象成分不多，基本上是以叙述描写为主的写实性 作品。“五四”时期受西洋文学观念的影响，小说的地 位日见提高，小说观念强化的结果，也影响到诗歌的 叙事因素增强和情节戏剧化倾向。茅盾在《叙事诗的 前途》中说：“我觉得‘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 虽然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 层的新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上，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 再解放和再革命。”闻一多认为：“旧诗的生命诚然早 已结束，但新诗—— —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 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 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 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切点，不像诗，而像 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⑤。 然而，受制于更为强大悠久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 惯性作用，稚嫩的新诗在二三十年代仍然呈现出普 遍的耽于情绪宣泄甚至感伤滥情的倾向。有鉴于此， 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诗论家，在创 作上或理论上提倡叙事性与戏剧化，以为矫正，戴望 舒、卞之琳、袁可嘉等具有代表性。戴望舒的《残叶之 歌》，就是一首较为典型的“戏剧化”作品，在结构上， 这首《残叶之歌》模仿诗剧的形式，以男女主人公的 对白和独白，分别建构出四节诗。男女主人公各自的 宣叙类似于轻歌剧中的咏叹调，其主要的戏剧功能 在于抒发男女主人公的特定心理情绪。以这样设置 情境、分别角色、独白对白的戏剧化手法，处理往往 是纯抒情的爱情离别题材，避免了抒情的空泛伤感， 显得具象生动，曲折动人。
生活靠拢，叙事议论、尚实尚理是其特色；像宋词之 后的元散曲，取材几乎包罗了世俗万象，尤其是元散 曲中的套曲，有不少是“代言体”，第三人称叙事，有 场面，有人物，有故事，如果添加道白，就是一折好看 的杂剧。以上例证无不表现出诗歌史上这一由抒情 向叙事屡屡转折的演进趋势。
如果放开眼光追踪中国诗歌史，就会看到，《诗 经》“国风”、“小雅”中的许多作品，即是以叙事达成 抒情的。如《周南· 苡》变换六个动词，叙写采摘 苡的劳动过程，抒发收获愈丰的喜悦之情；《郑风·溱 洧》描写水边的民俗场面，通过人物对话，表现上巳 节男女相爱“奔者不禁”的青春生命欢乐；《召南· 有梅》、《邶风·静女》、《郑风·将仲子》、《秦风·蒹葭》、 《周南·汉广》等风诗名篇中，都包含有明显的叙事成 分和情节因素。如《 有梅》的“急婿”，全诗是收梅子 的抒情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对大龄女子的爱情心理 描写生动夸张。再如《静女》的“ 而不见”，情节和心 理更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戏剧化。论者指出：“新秧歌 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丁西林的《一只马蜂》、 《酒后》、《压迫》、《亲爱的丈夫》、《瞎了一只眼》、《北 京的空气》等剧作中所运用的‘巧骗法’、‘误会法’， 我们从元杂剧和明传奇等作品中不是可以找到它的 相似模式吗？追本溯源，它的最早原型是《诗经·静 女》”②。《豳风·七月》是十五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八 章八十八句，逐月铺写农奴一年到头的劳动生活，描 绘出一幅三千年前农业社会的形象、广阔的风俗画 卷。缓慢叙说的语气里，流露着沉重、悲凉的情绪。 《小雅·采薇》以薇菜的生长过程，兴起对征人漫长、 紧张、激烈的战争生活的叙写，抒发久戍思乡得归时 的亦喜亦悲之情。这两首长诗虽有局部的比兴，但文 本的主干是铺叙描写的“赋”法。其实，抒情诗中的叙 事性和戏剧化，都是借助“赋”法实现的。
卞之琳“在自己诗的创作里常倾向于写戏剧性处 境、作戏剧性独白或对话甚至进行小说化”⑥。他的 《苦 雨》、《春 城》、《归》、《鱼 化 石》、《水 成 岩》、《酸 梅 汤》等诗，都运用了戏剧独白或对白，如《春城》：“那 才是胡调，对不住，且看/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蓝天白鸽，渺无飞机，/飞机看景致，我告诉你／ 决不忍向琉璃瓦上下蛋也……”这首诗写于华北危 机严重时，诗中戏拟各种人物的举止言行，“对兵临 城下的故都（包括身在其中的自己）作了冷嘲热讽”。 “之乎者也”文言词既表现“文化城”中生活空虚的人 物语态，也隐含着对这些人的嘲讽。作者在《关于鱼 目集》里自谓：《春城》“虽用第一人称，却完全如你们 写小说，写戏剧”。《酸梅汤》可视为戏剧化独白的典 范之作，诗的主干是洋车夫与黄昏街头卖酸梅汤的 “老头儿”的调侃搭讪，旁及树荫下睡觉的“老李”和 过路的“先生”。但谁也不理会他。于是这调侃搭讪变 成了洋车夫自说自话的独白。整首诗像一出略显幽 默又不无辛酸的独幕小品，戏剧化气氛很浓。“这种 抒情诗创作上的小说化，‘非个人化’，也有利于我自 己在倾向上比较能跳出小我，开阔视野，由内向到外
2009 . 10 023
名作 欣赏
当代文学
向，由片面到全面。”⑦卞之琳这段话正道出了诗歌创 作中运用小说化、戏剧化手法抒情的优长之处。
袁可嘉在《新诗戏剧化》、《谈戏剧主义》等文章 中一再表述“新诗戏剧化”理论，并说这种理论的基 础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现代文学及柯尔立奇的想象 学说。综合这些内容，袁可嘉说：“人生经验的本身是 戏剧的（即是充满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性的），诗动 力的想象也有综合矛盾因素的能力，而诗的语言又 有象征性、行动性”，即诗所用的素材是戏剧的，诗的 动力是戏剧的，诗的媒介又富有戏剧性，因此诗是戏 剧行为，诗作形成后的模式是戏剧的。在《五论新诗 现代化》中，袁可嘉认为新诗创作应该“从抒情底‘运 动’到戏剧底‘行动’”，他指出：“却不是说现代诗人 已不需要抒情，而是说抒情的方式，因为文化演变的 压力，已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泻而采取曲线的戏 剧的发展。造成这个变化的因素很多（如现代文化的 日趋复杂，现代人生活日趋丰富，直线的运动显然已 不足应付这个奇异的现代世界），最基本的理由之一 是现代诗人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热情的 宣泄，热情可以借惊叹号而表现得痛快淋漓，复杂的 现代经验决非捶胸顿足所能道其万一的。诗底必须 戏剧化因此便成为现代诗人的课题。”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或 截取生活片段，或叙写完整事件，或以第三者讲述， 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细节，或以第一人称独白，塑 造了具有一定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孔雀东南飞》的 曲折悲剧情节和人物尖锐冲突，《陌上桑》 的罗敷美 貌描写和浓郁喜剧色彩，《东门行》的人物行动、心理 的矛盾扭曲，《十五从军征》的人物经历遭遇，《上山采 蘼芜》的故夫前妻尴尬相见，《艳歌行》误会性质的小 小情事淡淡哀愁等，均具有突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 试看《上山采蘼芜》，这是一首充分戏剧化的作品，既 有场面，又有对白，更有心理展示。作者入手即截取 生活中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巧遇场面，然后采用戏剧 对白的方式，揭示一对离异之后的夫妇尴尬相见之 时的心理状态和暧昧感受。由“故夫”一词，可知“采 蘼芜”的主语是弃妇。“蘼芜”是一种香草，佩之可以 多子。弃妇上山采摘，说明她已再婚。离异夫妇相见 自不免尴尬，因其尴尬所以有戏；加上弃妇与故夫的 相遇，是在她为和后夫多育子女而采蘼芜回来之时， 这就更增添了几分尴尬，所以这样一个巧遇的场面 也就更加有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