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 论述与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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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景在中共历史文献中沉积着为数不 少的叙事文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最初几年 内，这种叙事文本在地域的空间结构上至少以 两种形式存在： 一种是存在于中共革命势力范 围内的文化叙事，另一种是存在于国民党统治 势力范围内的文化叙事。中共在两种范围内的 意识形 态 建 构 行 为，虽 说 操 作 方 式 存 在 差 异， 但中共力图在可能条件下以发展的姿态发出思 想声音，其间中共尤其关注处于国民党势力统 辖范围之中的左翼文化阵营的作用。在中共看 来，左翼文化的思想声音不但可以成为中共在 其政治势力涉及不到的地方，为争夺文化话语 权搭建桥梁，而且可以为其意识形态建构开辟 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空间。这种近似于理论建构 “事实” 的运作方式，获得了有价值的回应，形 成了一种中共控制范围之外的意识形态论述话 语氛 围。但 是，历 史 的 实 际 场 景 却 是，既 然 “不在场” 是 历 史 事 实，则 意 味 着 “五 四” 之 于中共 并 非 “所 有 权” 的 独 享，自 由 主 义 者、
一、意识形态建构与“五四”的 文化象征
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一种庞大复杂的思想理 论工程。支撑这种建构实践的动力，不仅来自 于政治行为，某种象征性、符号性的行为往往 对意识形态的塑造更为有效，文化实践即是其 中之一，“意识形态画出了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 的图样，并不断转换模式来创造集体意识。它 是文化基础之上的形象，而文化基础提供了构 成思想 感 情 基 本 框 架 的 符 号、暗 喻 和 想 象 模 型”，人们 “通 过 思 想 感 情 归 纳 经 验，赋 予 意
④ 《中共中央文 件 选 集 》 第 4 册，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出 版 社，1989 年，第 77 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4 册，第 639 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3 册，第 470 页。 ⑦ 《中共中央文 件 选 集 》 第 5 册，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出 版
中共党史研究 2012 年第 5 期
中 共“五 四 ”论 述 与 意 识 形 态 建 构 的 文 化 转 向
——— 以 大 革 命 失 败 到 延 安 时 期 为 中 心
郭若平
〔摘要〕 中共的 “五四” 论述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样态，这完全取决 于中国革命政治格局的变化。经过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磨砺，中共意识形态建构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初 步结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共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转向文化建构就成为一种要求，而 “五四” 论 述切合了这种要求。与中共革命历程几乎同步，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延安时 期，中共 “五四” 论述对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转换过程。
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the CPC’s discourse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or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ssumed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depending entirely on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patter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Going through the political mill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the CPC’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 at the political level，but far from enough to meet the needs of an all-rou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CPC therefore needed to shift its efforts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discourse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fectly served this purpos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was almost synchronous with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o the Yan’an period，the role of the CPC’s discourse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or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nt through a rather long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理论教育” 既是文化表达的形式，也是生 产文化意义的形式，更是塑造意识形态的实践 形式。虽然 “理论教育” 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建 构物，但此时的中共相信，不断强调这种教育 是可以将其转化为革命实践的。这种革命危机 中的问题诊断在 1928 年 10 月就以 “通告” 的 形式 “决定”： “建立党的理论的中心，改 《布 尔塞维克》 为中央理论机关报”； “有计划的编 译与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小册子 等”； “必要时，斟酌情形，开办中下级干部的 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 “创立中央日报及 某几个大城市的 （ 如广东武汉天津等） 地方小 日报”； “在各大城市发展各种政治的文艺的小 刊物”； “用种种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有 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 文艺” 等⑧。但 对 中 共 而 言，思 想 文 化 领 域 的 意识形态建构，并非仅停留于单纯的理论建构 所能满足，意识形态建构只有当它 “被编码到 文化之中并且用经验阐释的时候才成为一种历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一个令中共在极度 危险状态之下寻找自身存在的关键性时刻。当 时党内对这种局面发生激烈争论，并导致中共 最高组织机构发生重大改组。机构改组具有某 种政治反省性，八七会议提出要 “改造”③ 党， 使中共 “布 尔 什 维 克 化”，增 强 党 的 “阶 级 意 识”，正是为这种反省性做脚注。 “重新造党”④ 虽然衍生了日后的 “左” 倾思想，客观上却强 化了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学 习 在 中 共 党 内 的 作 用。 因为此时中共认为，大革命失败源自于 “整个 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 识分子手里”⑤，而这些人缺乏 “无产阶级的意 识”， “仅仅 受 着 最 初 一 时 期 革 命 高 潮 的 冲 动， 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 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
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 〈成〉 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 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 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 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 想 …… 带到中国 共 产 党 里 来 ”⑥。 所 以 ， 革 命 失 败是因为理论和思想问题，“〈若没有〉 对于全 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 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 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 任务”⑦。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后的一段时期里，鉴于 党的草创与时局维艰，对于意识形态的建构大 多从政治行为入手，以塑造一个革命政党的政 治形象。但是，随着大革命失败的政治危机和 中共政治上的不断成熟，这种建构方式开始显 示其建构能力的不足，文化建构不得不成为一 种内在诉求。文化建构显然是一种涵盖面极广 的行为，具有多种选择方式。自大革命失败至 延安时期，“五四” 论述作为一种建构载体，在 中共的意识形态发展史上颇具典型性。这种现 象的存在，源自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文化建构与 “五四” 论述之间的互为需要关系。
① 〔英〕 弗雷德·英格利斯著，韩启群等译： 《文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44 页。
② 〔美〕 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 《超越文化 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 件 选 集 》 第 3 册，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出 版 社，1989 年，第 303 页。
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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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从所 有 的 思 想 感 情 中 可 以 塑 造 出 意 识 形 态”①。文化 与 意 识 形 态 解 读 问 题 的 侧 重 点 不 同，但两者可以构成一种相互赋予的关系。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建构史上，引入 “五四” 文化叙事的直接目的，就是以符号象征的形式 意指意识形态的建构蕴涵，“从事文化实践就是 利用一种 符 号 学 的 代 码 在 世 界 上 做 些 什 么 ”②。 就中共早期的意识形态建构而言，其文化实践 采用了种种 “关键词” 符号，以作为意识形态 解释的 “代码”。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中共 借助 “五四” 的政治论述，提取 “革命” 这个 关键符号，从特定角度建构了民族革命运动的 意识形态理论。这个 “革命” 符号大都建立在 政治革命分析的角度之上，适应了当时中共革 命实践的政治语境，但这种政治语境随着 1927 年国共合作的破裂而改变。因此，对于中共来 说，继续停留在原有的 “五四” 之单纯政治阐 释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层面上已不合时宜。
〔关键词〕 中共； “五四” 论述； 意识形态； 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 D231；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3 － 3815（ 2012） － 05 － 0033 － 12
The CPC’s Discourse on the May Fo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rth Movement and Its Shift to Culture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Focused on the Years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o the Yan’an Period Guo Ruoping
社，1990 年，第 203 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4 册，第 617—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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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
史性的力 量”①。这不但意味着中共意识形态的 文化转向功能的启动，而且意味着中共意识形态 话语可以借助 “五四” 的思想资源实现再生产。
在一般的解释框架中，“五四” 被理解为一 种广义的文化现象，它被人们认可地命名为新 文化运动或思想启蒙运动，并形成人们认知结 构的一种 “前 知 识”。但 在 中 共 意 识 形 态 建 构 中， “五 四” 这 个 “前 知 识” 首 先 是 被 当 成 政 治革命的理论解释资源和一系列政治动员的最 佳符号。问题是，当 “五四” 成为 中 共 意 识 形 态建构中的文化要素后，“五四” 便不能像解释 政治问题那样具有单一性或直接性，因为文化 总是呈现多元状态。“五四” 的意识形态解释不 得不以悖论的形象出场： 一方面，它所面对的， 与其说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行为提出的期待，毋 宁说是要对某些文化思想流派作出应战； 另一 方面，它又要为自身文化履历的不完善性负责， 它既可能受到赞扬，又可能受到指责。中共在 意识形态建构中，似乎充分理解 “五四” 的这 种尴尬身份，并且力图在正反两方面引证有利 于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推 演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方向。
政治 革 命 遭 遇 危 机，但 并 不 意 味 “革 命” 旗帜的褪色，“革命” 依旧是时代的同质符号。 因此，重建意识形态恰恰可以强化中共政治实 体的革命功能，只不过这种 “重建” 是在意识 形态建构的结构性转化中形成。在这种转化过 程中，表征思想、观念、意识等文化性因素都参 与进来，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转向。那 么，造成这种转向的内在动因又是什么呢？
一、意识形态建构与“五四”的 文化象征
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一种庞大复杂的思想理 论工程。支撑这种建构实践的动力，不仅来自 于政治行为，某种象征性、符号性的行为往往 对意识形态的塑造更为有效，文化实践即是其 中之一，“意识形态画出了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 的图样，并不断转换模式来创造集体意识。它 是文化基础之上的形象，而文化基础提供了构 成思想 感 情 基 本 框 架 的 符 号、暗 喻 和 想 象 模 型”，人们 “通 过 思 想 感 情 归 纳 经 验，赋 予 意
④ 《中共中央文 件 选 集 》 第 4 册，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出 版 社，1989 年，第 77 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4 册，第 639 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3 册，第 470 页。 ⑦ 《中共中央文 件 选 集 》 第 5 册，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出 版
中共党史研究 2012 年第 5 期
中 共“五 四 ”论 述 与 意 识 形 态 建 构 的 文 化 转 向
——— 以 大 革 命 失 败 到 延 安 时 期 为 中 心
郭若平
〔摘要〕 中共的 “五四” 论述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样态，这完全取决 于中国革命政治格局的变化。经过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磨砺，中共意识形态建构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初 步结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共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转向文化建构就成为一种要求，而 “五四” 论 述切合了这种要求。与中共革命历程几乎同步，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延安时 期，中共 “五四” 论述对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转换过程。
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the CPC’s discourse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or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ssumed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depending entirely on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patter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Going through the political mill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the CPC’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 at the political level，but far from enough to meet the needs of an all-rou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CPC therefore needed to shift its efforts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discourse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fectly served this purpos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was almost synchronous with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o the Yan’an period，the role of the CPC’s discourse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or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nt through a rather long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理论教育” 既是文化表达的形式，也是生 产文化意义的形式，更是塑造意识形态的实践 形式。虽然 “理论教育” 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建 构物，但此时的中共相信，不断强调这种教育 是可以将其转化为革命实践的。这种革命危机 中的问题诊断在 1928 年 10 月就以 “通告” 的 形式 “决定”： “建立党的理论的中心，改 《布 尔塞维克》 为中央理论机关报”； “有计划的编 译与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小册子 等”； “必要时，斟酌情形，开办中下级干部的 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 “创立中央日报及 某几个大城市的 （ 如广东武汉天津等） 地方小 日报”； “在各大城市发展各种政治的文艺的小 刊物”； “用种种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有 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 文艺” 等⑧。但 对 中 共 而 言，思 想 文 化 领 域 的 意识形态建构，并非仅停留于单纯的理论建构 所能满足，意识形态建构只有当它 “被编码到 文化之中并且用经验阐释的时候才成为一种历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一个令中共在极度 危险状态之下寻找自身存在的关键性时刻。当 时党内对这种局面发生激烈争论，并导致中共 最高组织机构发生重大改组。机构改组具有某 种政治反省性，八七会议提出要 “改造”③ 党， 使中共 “布 尔 什 维 克 化”，增 强 党 的 “阶 级 意 识”，正是为这种反省性做脚注。 “重新造党”④ 虽然衍生了日后的 “左” 倾思想，客观上却强 化了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学 习 在 中 共 党 内 的 作 用。 因为此时中共认为，大革命失败源自于 “整个 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 识分子手里”⑤，而这些人缺乏 “无产阶级的意 识”， “仅仅 受 着 最 初 一 时 期 革 命 高 潮 的 冲 动， 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 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
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 〈成〉 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 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 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 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 想 …… 带到中国 共 产 党 里 来 ”⑥。 所 以 ， 革 命 失 败是因为理论和思想问题，“〈若没有〉 对于全 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 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 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 任务”⑦。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后的一段时期里，鉴于 党的草创与时局维艰，对于意识形态的建构大 多从政治行为入手，以塑造一个革命政党的政 治形象。但是，随着大革命失败的政治危机和 中共政治上的不断成熟，这种建构方式开始显 示其建构能力的不足，文化建构不得不成为一 种内在诉求。文化建构显然是一种涵盖面极广 的行为，具有多种选择方式。自大革命失败至 延安时期，“五四” 论述作为一种建构载体，在 中共的意识形态发展史上颇具典型性。这种现 象的存在，源自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文化建构与 “五四” 论述之间的互为需要关系。
① 〔英〕 弗雷德·英格利斯著，韩启群等译： 《文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44 页。
② 〔美〕 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 《超越文化 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 件 选 集 》 第 3 册，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出 版 社，1989 年，第 303 页。
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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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从所 有 的 思 想 感 情 中 可 以 塑 造 出 意 识 形 态”①。文化 与 意 识 形 态 解 读 问 题 的 侧 重 点 不 同，但两者可以构成一种相互赋予的关系。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建构史上，引入 “五四” 文化叙事的直接目的，就是以符号象征的形式 意指意识形态的建构蕴涵，“从事文化实践就是 利用一种 符 号 学 的 代 码 在 世 界 上 做 些 什 么 ”②。 就中共早期的意识形态建构而言，其文化实践 采用了种种 “关键词” 符号，以作为意识形态 解释的 “代码”。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中共 借助 “五四” 的政治论述，提取 “革命” 这个 关键符号，从特定角度建构了民族革命运动的 意识形态理论。这个 “革命” 符号大都建立在 政治革命分析的角度之上，适应了当时中共革 命实践的政治语境，但这种政治语境随着 1927 年国共合作的破裂而改变。因此，对于中共来 说，继续停留在原有的 “五四” 之单纯政治阐 释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层面上已不合时宜。
〔关键词〕 中共； “五四” 论述； 意识形态； 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 D231；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3 － 3815（ 2012） － 05 － 0033 － 12
The CPC’s Discourse on the May Fo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rth Movement and Its Shift to Culture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Focused on the Years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o the Yan’an Period Guo Ruoping
社，1990 年，第 203 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4 册，第 617—618 页。
·34·
中共党史研究
史性的力 量”①。这不但意味着中共意识形态的 文化转向功能的启动，而且意味着中共意识形态 话语可以借助 “五四” 的思想资源实现再生产。
在一般的解释框架中，“五四” 被理解为一 种广义的文化现象，它被人们认可地命名为新 文化运动或思想启蒙运动，并形成人们认知结 构的一种 “前 知 识”。但 在 中 共 意 识 形 态 建 构 中， “五 四” 这 个 “前 知 识” 首 先 是 被 当 成 政 治革命的理论解释资源和一系列政治动员的最 佳符号。问题是，当 “五四” 成为 中 共 意 识 形 态建构中的文化要素后，“五四” 便不能像解释 政治问题那样具有单一性或直接性，因为文化 总是呈现多元状态。“五四” 的意识形态解释不 得不以悖论的形象出场： 一方面，它所面对的， 与其说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行为提出的期待，毋 宁说是要对某些文化思想流派作出应战； 另一 方面，它又要为自身文化履历的不完善性负责， 它既可能受到赞扬，又可能受到指责。中共在 意识形态建构中，似乎充分理解 “五四” 的这 种尴尬身份，并且力图在正反两方面引证有利 于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推 演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方向。
政治 革 命 遭 遇 危 机，但 并 不 意 味 “革 命” 旗帜的褪色，“革命” 依旧是时代的同质符号。 因此，重建意识形态恰恰可以强化中共政治实 体的革命功能，只不过这种 “重建” 是在意识 形态建构的结构性转化中形成。在这种转化过 程中，表征思想、观念、意识等文化性因素都参 与进来，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转向。那 么，造成这种转向的内在动因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