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叙事到大叙事——重读《散步》

李红波莫怀戚的《散步》，语言简洁、构思精巧、结构白然，入选中学教材已经多年。

近年来，随着不少中学老师从语文教学的角度解读，一些研究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阐释，《散步》的多元意义被相对充分地挖掘出来。

其中，以下两种意义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和高强度的认同。

第一，家庭亲情。

从本文所叙述的故事来看，确实如此。

文章有“我”对“母亲”的关切和体谅，也有“母亲”对“我”的理解和感激，同时，还写到了夫妻及祖孙之间的爱和让。

这一切无不弥漫着中国普通家庭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都具有的那种其乐融融的人伦亲情。

再把这种亲情具体一点，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如母子之间的互相关爱，祖孙之间的爱的传承，家庭氛围的幸福和谐等等。

这也是教材编辑者和中学教师乐于采纳的一种读法，因为这些更容易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同时也是学生易于体验到的意义。

第二，也有读者变换阅读的角度，仅从文中主要的人物“我”的行为上来读出意义。

“我”——一个中年男人，在面对母亲、妻子和儿子时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面临“两条路”抉择时，显示出的一个中年男人应有的包容和担当。

所以，自然有一些读者把本文的意义凝练为——中年人的责任。

这也是很多读者可以体验到的一种意义，所以一些老师会对学生就此意义进行合适的引导和讲解。

应该说，以上两种意义，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有让学生研渎的必要。

但是，把这两种意义放在社会政治的角度加以审视，会发现，从范围上看，此两种意义都囿于家庭这个基层的社会单元，可谓“小”；从性质上看，此两种意义都拘泥于人伦情感方面，可谓“同”。

这种趋小趋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固守了文学研究的“小叙事”范式，而要从小叙事走向大叙事，需要我们采取不同的解读方式和角度。

回顾以上两种意义的获得途径能够得知：第一种意义是从文本的情节之中读出来的；第二种意义是从文中主要人物的行为得出来的。

但是，以上两种意义：从语文教育的角度看，都忽视了对文本语言的品读；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都没有关注到文本的形式。

下面本文将试着从文本的重要形式因素——语言出发，重读《散步》。

首先，来品味几段话。

第2自然段中劝母亲出去散步之后有：“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第6自然段在出现“两条路”的分歧之后抉择之前有：“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

”反复阅读这些话会发现，它们与家庭亲情和中年人责任的意义关联不大，更多强调的是家庭的秩序和“我”的权威。

之所以很多读者会忽视这些与自己所读意义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对亲情和责任的理解，一些读者认为家庭之间的亲情就像文中所写的，自己小的时候听父母的话，等父母年长之后，也像以前父母管自己一样管着父母，养着父母，尽到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

其实，真正的亲情或者孝敬是在精神层面，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并非无原则的迁就对方，使对方服从自己的看似好意的安排。

孔子曾经在《论语》中做过区分：“犬马皆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而真正的“敬”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尊重，而不是让对方完全听从自己的安排，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里面有过很多因为儿女的孝顺行为有违父母的习惯和人格，最终出现冲突和不快的例子。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大胆推测，文本之中的这些话语，不是写那种母子之间互相关爱和理解的单纯的家庭亲情主题，应该有更大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指向。

再看文中的“我”，威权意识非常浓重。

这一点在文章的第1段也有表现，“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这段话表面看来只是对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的介绍，但是，在潜意识里面流露出“我”的权威意识。

根据西方的述行语言理论，一段话或者一个文本不仅能够描述一个事物，而且能够执行它。

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在表示意义的同时，还能流露出作者（或文中人物）的身份认同和潜在意识。

再来看此段话，对家庭成员的介绍都由与“我”的关系或“我”的所有权展开。

对“我”的过度强调使“我”的内在身份认同完全暴露，意味着“我”是这个家庭的权威，要对后面的抉择负责。

如果我们顺着“秩序”和“权威”的角度去品读文本，会发现文中的其他段落也带有此种痕迹。

如文章的第4段：“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

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

’我们都笑了。

”这段文字功能上看只是过渡，内容上更似是“闲笔”，但是，结构上的过渡是可以表示意义的，真正成功的文学作品是没有“闲笔”的，甚至，有的“闲笔”恰恰是读者应该关注的地方。

这段文字照应开头，和第1段介绍家人的顺序和性别完全一致，这种巧合的照应可能暗示着文本之中隐含着与亲情不一样的意义。

再看这家人散步的顺序，“我”和母亲在前，妈妈和儿子在后，这和生活中真实的情况可能完全相反，因为年幼的儿子经常为了看风景会跑在前面，而妈妈为了孩子的安全会紧跟其后，当然，有的读者会说这是作者无意识的一种写实，仅此而已。

其实，稍视文学理论的读者都会知道，文学文本之中没有完全的写实，作者这种描写哪怕真的是无意识，应该也是有某种指向的。

一定程度上，作者让“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正是为了突出“我和母亲”这个家中的新老两代权威，为后面的抉择做铺垫，同时，这种照应本身也暗示了本文不是一般生活散步的写实，而是围绕更大主题的一种虚拟。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文中的主要意象。

以两条路为核心把文章的主要意象加以归纳和分类会发现：大路、老人、大路平顺，小路、小孩、小路有意思等。

这种看似矛盾的意象很容易让人将其编织为两组对立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组：大路一大路平顺一保险守成一温和不刺激一老年心态；小路一小路有意思一另类新鲜一惊险刺激一青春心态。

意义就是在冲突结构之中生成的。

走小路，想让孩子去探索，但是又怕路上的荆棘和路边的沟渠，老人不适应；走大路，想让老人去看风景，但是，孩子会觉得不够刺激。

于是背起来走小路，既能观到新鲜风景，又安全保险，但是，在别人的背上看风景终究是隔了一层。

文章细读至此，我们再回头梳理，会发现从散步开始的母子对话到后面两条路的选择，文章写到了一系列冲突，如是否要出去散步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交锋；为什么要出去，因为冬季太长，季节之间也暗示着对立，春季早该来而没有来；还有作者在文中特意突出散步的前后顺序，家中成员的性别区分似乎都暗示着某种对立。

这一切，最终凝聚成了“两条道路”的选择。

这种选择似乎不可调和，不能化解，但是，最终又在“背起来”的中和行为之中协调了，“背起来”某种意义上就是搁置冲突，掩盖矛盾。

就在这一冲突与和谐的模式之中，你可以说本文的意义与中国人的中和心态，中庸的文化，或是中国社会守旧和改革意识的转换有关。

联系上面谈到的秩序和权威，很容易让人想到本文是写中国敏感时期新旧权威的转换以及新旧两种意识的冲突和中庸式的调和。

再次，有读者会认为，一篇小文章读出这样大的意义，似乎是文章难以承载的，是典型的“过度阐释”。

为回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以上“大意义”的得出做点说明。

我们可以用文中的其他段落加以印证，例如文章的第3段有“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的感叹，作者连用两个“太迟了”的感叹，让人觉得不像是在对自然界春天的期待，更有点是对中国社会新时期的渴望。

再看文章最后作者煽情的结尾：“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

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

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为什么背起来的就是整个世界呢？这与亲情和责任的意义相去甚远。

有人解释说中年人在中间，既要照顾老人，又要抚养小孩，中年人的责任重大，似乎在背负着整个世界，这种解读看似有理，但也只是比喻意义上的，难以使文字的张力得到真正的发挥。

如果我们依着上面大叙事的角度解读文本，就可以把文中的“儿子”视为新生的力量，虽然势头宏大（胖），但是实力尚小（幼小、轻）；“母亲”是文中旧的意识的象征，虽然处于颓势（瘦、不算重），但是仍有实力（高大）；我和妻子是中间的力量。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新的生命在滋生，需要以新的体验感受这一世界，这时旧的意识没有退去，还在影响这个世界，中间力量背负起这两种因素，自然就是背负起了整个世界。

最后，需要说明文学的小叙事和大叙事。

在西方的理论界，大叙事又称宏大叙事，也有人称为元叙事，指的是一些在西方文化之中占统治性的叙事，如启蒙和理性等，自上个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兴起之后，大叙事被瓦解，西方文化之中更多的是针对不同领域的小叙事，如女性、生态、同性恋、后殖民等。

也就是说，叙事大小的区分应该更多是性质上的。

当然，叙事大小也是相对来说的，就我国近百年的文学来审视，五四时期，民族叙事是大，个性解放是小；20世纪20-30年代，革命叙事是大，个人悲欢是小；20世纪40年代，抗战叙事是大，饮食男女是小，等等。

仅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这两个概念，小叙事指的是读者解读文本时对小角度的偏爱，如家庭人伦的亲情、抽象的人性、男女的离愁、变态的性格等等；大叙事与之相反，有读者喜欢从大的角度出发理解文本，如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政治的博弈、社会的变迁等等。

当然，一个文本既可以从小角度解读，也可以从大视野分析。

回到我国近30年的文学历程，相对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80年代，中国社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奋进、反思创伤和国民性格重构等大主题的文学占据文化的中心。

进入90年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反崇高、反理想的小叙事文学开始在我国流行，感性生活、琐碎叙事开始冲击人们的生活观念。

于是有人惊呼“人文精神失落”，应该与此有关。

以此为背景，我们来看《散步》的写作年代，如果文章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上解读有着过度阐释之嫌，因为作者处于小叙事盛行的时代，赋予文本过大的社会政治意义，确实有阐释过度之嫌。

实际上《散步》选自1985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写于激烈变革的20世纪80年代，大叙事的解读该是文中的应有之意吧。

文本解读是一种多元阐释，只要转换一个解读的角度，就应该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当然，不是文本的每一种意义都适合课堂的教学，但是，多维度审视文本，发现文学文本的多元意义，为课堂选择目标指向的意义，是成功地设计与实施语文教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