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万岁：近邻中国：对中国精神分析训练的反思

中国万岁：近邻中国：对中国精神分析训练的反思
Erik Porge 国际拉康协会创始会员，多次前往中国。

著有《无法治愈的真理：精神分析的实在》、《回声之声》、《传递精神分析的临床》、《症状的字母》、《拉康的父亲的名字》、《弗洛伊德-弗里斯：自我分析的秘密》、《爱、欲望、享乐》、《精神分析临床的基础》、《拉康：一位分析家》等十多部重要著述。

“如果没有波兰，就不会有波兰人”，法国现代戏剧怪才阿尔弗雷德·雅里以愚比神父的口吻在《愚比王》一书中曾这样中总结道；而雅克·拉康重复道“波兰万岁，因为如果没有波兰，就不会有波兰人”。

让我们以他的这种迂回的方式提出：“中国万岁，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人。

”
“中国人”并不等同于“中国人”，正如任何能指都与自身不同一样。

如果存在身份，它来自真实，来自相交的重要切割（创建主体的表面）。

我指的是拉康在其中的拓扑背景，....... 能指所刻画的空间，这里则称为中国，它不是个地理空间，而是拓扑空间。

阿尔弗雷德·雅里在《愚比王》剧场首演时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至于即将开始的这次演出，它发生在波兰，也就是说哪也不是！”
《无法治愈的真理：精神分析的实在》2022年出版
维克多·谢加伦，这位热爱中国的伟大作家，他在勒内·莱斯的《宫殿》中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表示一个并不存在王国的寓言。

那还有中国艺术风格这样的东西吧？也许吧。

但只要你为了去中国而苦苦挣扎，你还不如花点时间去磨练你的中文呢。

尤其是所谓的中国文化主义者。

一些法国人，甚至一些中国人，一点点跟中国有关的人，都开始承认说有一种中国人的无意识。

为什么不是波兰人的无意识，法国布列塔尼人（区别于巴黎人）的无意识，军队的无意识……？
《传递精神分析的临床》
诚然，正如拉康派分析家、语言学家让-克洛德·米尔纳所主张的那样，评估之风与合同的风向相关联。

已经在法国吹了一段时间的七号
风球，推动精神分析向各个方向进行专门化：我们有儿童的精神分析，现在我们有青少年的、老年人的、更年期的、吸毒者的、厌食症的、边缘人格紊乱的精神分析……那么，为什么不考虑对中国人进行特定的精神分析，不是日本人的，也不是英国人的，法国人的精神分析呢？并且，从那里采用假设有一种别样的独属于中国人无意识的临床程式呢？我们知道最初提出法式精神分析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去抵制德语的弗洛伊德，一种意识形态的风向。

用著名病理学哲学家乔治·冈圭朗（Canguilhem ）的话来说，沿着文化的斜坡滑下，抵达的就是万神殿或警察总部。

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对无意识有一个很好的概念，相当充实，就足以让他浸入文化的汤底。

确实是为了避免这种没有人能幸免的风险，拉康发明了一种新的Unbewusste（无意识）翻译的转录：一个错误。

我们和一位中国诗人舒才和雷尼尔·兰塞尔（Rainier Lanselle汉学家、精神分析家）一起玩得很开心，寻找 Unbewusste 的中文翻译转录：这给了hun bei wu si【婚备无思】，这个发音几乎和Unbewusste一样，意思是：“婚姻准备好了，不要再考虑了。

为什么中国人不采用弗洛伊德术语Unbewusste的这种翻译呢？这将使他们走上真正走向拉康所谓的“没有性关系”的道路，不要再想了。

《症状的字母》
去中国，与其说是见中国人，不如说是聆听据说是中国人的言在者们。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参与了这种助长文化主义偏见性迷恋，但它们也是一种手段，如果不是越过城墙，至少是打开它的窗户——我们借用使用G. Wajcman（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教授）在他已经引用的作品中的表达，让中国兄弟的语言给我们开启。

我们不要忘记，拉康承认，正是中国人让他能够概括出能指的功能 ，这并非附庸风雅！
然而，没有什么比会见那些精神病学家认为有病的人以及因为他们的听不见而生病的人更好的例子了。

这个特权是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的医生给我的，我们精神分析协会的中国小组 （该小组由 Franck Chaumon、Dominique Simonney、
Sophie Pierre、Pierre-Alain Froissart、Josiane Froissart、Guilène Raffinot、Anne-France Chatiliez、Rainier Lanselle、Yann Diener、Severine Mathelin、Érik Porge、Christine Chaumon、Magnolia Chiang-Laluc 组成. 该小组于 2004 年复活节前往中国（北京、成都、广州、香港）进行了一系列会议、研讨班和会议，此处发表的文本是他们在这次旅行返回时写成的。

）从巴黎收到了请求。

这些医生告诉我们他们正在“为我们准备一个病人”，这正是让我们担心的最坏情况。

事实上，我们被所有在场参与者的情绪所感动，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住院的妇女，她以最真诚的要求向我们吐露她的心声。

【注】：2004年的《精神分析笔记》记录有Porge先生对霍大同教授发言的问答。

由于拉康更新的三元装置，这次会谈得以举行，谈到对病人的演示，也就是说，在有翻译协助的情况下与主体的对话，以及在过程中可能逃脱的内容只是台上两位搭档的在访谈 。

这不是像在传统精神病学中那样使用患者在公众面前说明临床情况或对其进行灌输的问题，而是相反，完全服从于所述患者的主观立场。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法国进行这项练习，在我看来，它一直是一种独特的对话体验，尽可能接近于个人的陈述。

这个装置特别与疯狂的问题相关，因为表达包括让大他者知道和回应大他者所认为的主体是什么这样的维度。

虽然我对住院部和中文一窍不通，但访谈中说出的真相再次打动了我们所有人。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和我在不理解单词含义的情况下超越了翻译的障碍，对我们彼此所说的话给予了关注。

他们不知道的是，医院的医生选择了一位患者，其家族史和自己的化身被编织到中国最近的政治和社会历史（自毛泽东去世以来）的事实中，其中包括唤起：私人生活与工作生活之间的关系，首都与省份之间的关系以及感情关系的地点。

正是通过这一点，我们能够理解将这位年轻女性的话归结为文化因果关系是徒劳的，无论它到底有多复杂。

她的痛苦的特殊性在她的独特的表达中悬而未决，在对话的这
一刻实现，并考虑到我们每个人作为给下面听众而言如同演员，这在各自位置上均是存在的。

然而，当我听到了一个独特的词，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语言结构法则的恶习中，她试图在理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的动力中放松这种恶习，她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这位年轻人是自己来住院的，她想从她的家人那里“秘密地”这样做。

“隐藏”的汉语拼音(touzhe偷着)。

在她的言语中“卷走”、“偷着”这个词，承载着她妄想的中心主题（如卷走她的思想，偷着坏她的事儿...）。

在另一个时候，这却变成是用来限定创伤始作俑者的词（如指责她偷人），它也返回到她的妄想文本中，以指定它被认为所是的意思。

更好的是，表达她与这个词的源起者（即大他者）的主观关系的术语（“怀疑”）与她指定其他人对她的客观注视的术语是相同的——即她怀疑和被他怀疑构成的二元对子。

随后与治疗人员的讨论使得衡量以美国精神病学文化为标志的临床培训与接受主体的能指所产生的培训之间的差距而成为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关于坚持 DSM 的诊断标准，这是一种从美国进口并在中国大学医院服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

正是自称属于这个标准化体系，显然无法在临床上对其进行有效定位的那些医生，听到了我没有听到的“秘密的”（touzhe偷着）这个能指环节。

然而，他的上述参考资料使他无法从听到的内容中得出结论。

《弗洛伊德-弗里斯：自我分析的秘密》
二
这提出了中国分析师培训中固有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前往中国的分析师的责任，无论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作为协会成员，即使这种参与并不是要支持分析师培训的声明。

如果，考虑到上面所说的，我们可以承认拉康派对中文感到自在，并且可能想去学它，这并不能解释相反的情况，即中国人对拉康精神分析感到自在。

如果他从头开始并且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他会在那里感觉更为自在才是。

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确实很难，精神分析在文化中传播得如此之多。

弗洛伊德的几篇文章已被翻译成中文（但通常是从英文
翻译），有一些是拉康的文章，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观念被传播和宣扬，通常以一种简化的方式，甚至被彻底扭曲（因为缺乏字面意义的翻译）。

当然，这让任何想了解更多的人都可以询问对话者并却借此寻找到原文原意。

但这些清扫的缺点也不容小觑。

这种分析之漆并不是在涂抹一个厨房，它虽然使精神分析更容易消化，如果不是容易消化的话，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人想要传播精神分析时，很难同时纠正偏见、错误和各种误解。

特别是因为如果你尝试这样做，你就会质疑中国人最尊重的教授教育，这会造成额外的困难。

不可否认，精神分析的传播存在固有的误解，并且没有希望在传输电子邮件的二进制系统模型上进行纯粹、完整、明确的传播（前提当然是它没有被电脑病毒感染）。

所以问题不在这里。

我们认为，精神分析的传播与出版的文本、研讨班、意见……以及分析师的培训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我会说：不是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而是一个是为了另一个。

否则，它就不再是误解问题，而是变成一场骗局。

成都的一个年轻中国人给我提出的问题至今仍让我产生共鸣，带着一丝苦恼：“你跟我们谈精神分析，说做精神分析是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师，但你们在中国是怎么做精神分析的？答案不是唯一也不是即时的。

让我们接下来试着展开它。

《精神分析临床的基础》
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要做精神分析？这不是为了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唯一目的，而是因为有些事情是错误的，没有在正确的方向，并且主体希望通过将自己的想法投入其中而不是对它全然无知来加以改变。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造就这种短路：即“做精神分析”等于“成为精神分析师”。

这是一种由某种紧迫感引起的短路，而转向精神分析的中国治疗师正是处于这种紧迫感之中。

一种紧迫性是由于要求倾听不健康的请求的力量增加，对此的反应不再仅仅是社会或政治的。

面对这种需求，治疗师在一些精神分析参考资料的滋养下，开始进行心理治疗，有时想象这就是精神分析，并很快变得不知所措，特别是转移以及那些比预期更长的治疗持续时间面前。

因此，他们求助于假定的分析师，要求他们：教我精神分析
吧，来分析我吧，以便我可以继续我对患者所做的或我可以开展精神分析。

这样搞正在跳过一个甚至多个步骤。

忽视它们会导致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心理治疗类别的发展：行为主义的精神分析，即对精神分析的拙劣模仿。

开始精神分析的人，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痛苦，即使他有以后成为精神分析师的观念，虽然这个观念后续可能也会变化。

“如果不是凭借被分析者所说的话，分析师就什么也理解不了，也就是说，不是将分析者他自己看作是这种话语的原因，而是将其视为这种话语的结果，这并不妨碍他理所当然地在话语中认出他真实的自己来。

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好在教学分析中经历这些，这只能通过没有以这种身份被雇用来确定。

《拉康：一位分析家》
一个主体完成他的分析成为分析师甚至是不够的。

拉康在1973 年这样说：“一旦[他确定了他对知识恐惧的原因]，他[分析师]就知道如何去拒绝。

分析师至少让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如果他不热衷于此，很可能已经进行了分析，但没有成为分析师的机会。

分析师的欲望不是治疗开始时的有意识的欲望。

它是关于一种新的欲望，一种无意识的形成，即使在治疗的框架内也难以识别。

正是为了认识到它并了解它，拉康在1967 年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三元装置（passant欲通过者，passers渡者，jury审核委员）安置出了通过的程序。

这个程序的结果是对欲通过者加以提名。

这个分析师对一个渡者讲述自己的渴望，这个渡者将见证他将成为一名分析师。

在此框架内的提名比野蛮的提名更有价值，这些提名或多或少得到了团体的认可，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标准并不具体干扰/影响分析师本身的欲望。

最后，必须补充的是，即使因为一个被分析者而担任分析师的位置，也只能说事后有过分析（nachträgl ich ）。

很容易想象，对于一家寻求快速结果、寻求评估和合同的实证主义公司来说，这种分析师培训的介绍是很难融入营销计划的。

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协会，无论它们是什么学派，在分析师的传播和培训方面均负有特殊的责任，包括他们自己的成员，如果他们不想转变为
一个个新的专家的话。

精神分析的传播不等同于分析师的训练，这不符合专业训练的模式。

《拉康的父亲的名字》
正如传播必须与对训练的反思相结合一样，对传播的反思也必须包括训练才对。

这就是我们在翻译精神分析文本时观察到的情况。

精神分析传播的一大困难来自于某些术语难以翻译这一事实，要么是因为两种语言之间没有对等物，要么是因为这些术语具有指代的乃是完全不同领域的内涵（如语义，语音......） . 为了处理最紧迫的事情，我们经常求助于近似甚至错误的翻译。

今天，某些翻译的偏见开始出现，并且出现了在词典范围内建立尽可能准确的合理词典的需要 （对此，请参阅Rainier Lanselle 的开创性文章。

）在这方面，多次重复的经验表明，翻译精神分析文本的任务不能委托给没有接受过分析训练但却有能力开展翻译的人员。

因此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对话者的问题上：如何在中国可以获得这种培训？似乎今天，在中国，中国人不得不绕道去另一个国家（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阿尔弗雷德·雅里会再被我们引用一次），在那里精神分析已经有了传统，并且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辩论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等候中国人的前往。

如同波兰人绕道去一个同意他们居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