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后忆路遥

路遥是延安大学中文系７３级的高材生，是延安大学毕业生的优秀代表，也是延安大学的品牌和骄傲。

时光飞逝，弹指一挥，转眼已是路遥逝世十五周年。

本来早想写一点回忆和纪念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篇。

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路遥成名和逝世以后，不少人争相为友，显示他们之间关系特殊。

我若急匆加盟，难免有附庸高雅十五年后忆路遥之嫌。

我想保持平静，低调以待。

最近，由路遥研究会策划和承办，由陕西省作协、延安大学、清涧县、延川县主办的“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暨路遥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即将举行，我作为路遥生前的校友和朋友之一，理应写一点回忆文章，以表怀念。

虽然时间晚了一些，但我的回忆是真实的，感情是真挚的，纪念是真心的。

申沛昌路遥与时任延安大学党委书记的申沛昌在一起初识路遥１９７２年，已经是“文革”后期，全国性动荡的状态有所好转，各个大学都在数年停课“闹革命”之后，开始着手筹备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

延安大学为了慎重起见，在中文系招收了一个一年制的“试点班”。

当时提倡“开门办学”，要求学生要接触实际，学工、学农、学军。

学生到校后，中文系的领导和老师们，曾组织该班学员，专程到群众创作搞得比较好，并且编印了颇有名气的《延安山花》诗集和四开小报《山花》的诞生地——延川县，同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及《山花》小报的编创人员进行座谈。

在这次座谈中，我们知道了谷溪、军民、闻频等一批扎根延川的文艺创作骨干，同时也第一次知道了路遥其人其事。

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路遥喜爱文学，颇有才华，以写诗开始，散文、小说以及歌剧一类创作也有所涉猎。

但这一次并未同路遥单独接触，也没有做过交谈和深入的了解。

艰难入学时间到了一九七三年暑期，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招收试点班的基础上，在教学和管理几个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开始招收正规的大学生。

当时按照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的教导，最长的学制就是三年，后来被称作工农兵大学生。

直到１９７７年招生制度改革，恢复了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按分数线录取学生的制度。

我当时在中文系工作，领导让我负责当年的招生事项。

有一天，我的堂兄、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昜来延大找我。

主要讲的是路遥上大学的事情。

他说，本来县上把路遥推荐给西安某大学，但人家嫌路遥曾做过县上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而且有人告状，所以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烦，最后决定不予录取。

申昜知道我在延大中文系工作，就来找我联系。

众所周知，中国的七十年代初期，还是一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评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你的学识和才干，首先要政治审查（简称“政审”）合格，录取大学生更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安某大学从政治上考虑不予录取路遥也无可厚非。

现在的问题是县委书记亲自找到学校，推荐路遥上大学，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我和申昜虽是弟兄，但我们办事情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

我作为招生负责人，仔细询问了路遥的全面情况，特别问到两个问题：一是人家告状的原因和内容，二是县委的看法和结论。

申昜是个极其认真负责的人，他向我反复做了解释和说明。

当我得知告状的是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告状的原因和内容是说路遥在“文革”武斗中打死了人，有命案在身。

但延川县的公检法机关经过认真调查，认为没有证据，不予认定。

特别是延川县委正式做出结论，路遥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并竭力推荐其上大学深造。

根据这些情况我向系上领导郭玉宝、学校领导张逊斌作了汇报，建议录取路遥到中文系上学。

我的意见得到了系上和学校领导的同意和支持。

当时我们录取路遥上延大，多少还担着一点政治风险。

那就是西安某大学不录取，延大竟然敢录取会不会带来什么政治上的麻烦（实际上路遥上大学以后，甚至工作以后，那些人仍然还在告状）。

所以我们一方面果断录取，另一方面也小心应对。

当时想好了几条理由：①根据延川县公检法专案组调查，所告问题可以说事出有因，但没有能够成立的证据，不予认定。

②中共延川县委有明确的政审结论，不同的群众组织之间告状，不影响路遥上大学。

③我们１９７２年到延川县座谈调研，已知路遥爱好文学，颇有才华。

录取这样的学生上大学，或许还能培养成一名有用人才。

如果轻率地拒之校门之外，不仅可能断送他的前程，而且作为教育部门也是一种失职。

④“文革”中后期，派性勃起，相互告状、攻击、司空见惯，不可轻信，更不可把一纸告状信作为凭证定罪。

事实上，由于延大党委和延大中文系在录取路遥这个问题上态度显明而坚定，原来担心的麻烦事情也没有发生，看来总还是邪不压正。

拼命攻读路遥的同学、朋友、著名作家陈泽顺（路遥是中文系７３级，陈泽顺是７４级）在《路遥的生平与创作》中曾写到：“１９７３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

这对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路遥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在延安大学期间，路遥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甚至钻进阅览室，把建国以来的全部文学杂志，从创刊号到‘文化革命’开始后的终刊号全部翻阅了一遍。

路遥以他特有的方式拼命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储藏。

”我认为陈泽顺的这一段记述，正是路遥三年大学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在我的印象中，路遥进入延大中文系读书，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看，他所从事的创作中，其生活素材，人物形象，包括一些故事情节，应该说主要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来源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和积累。

而他的创作理念、写作技巧以及一些涉及到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等等，应该说是得益于大学三年，他拼命攻读中外名著而从中学习、借鉴、创新的结果。

当然，他本人对文学的酷爱和天赋也是不可否认和不容忽视的。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没有社会大学给他的生活积累以及诸多苦难、挫折、沉浮的经历；没有延安大学三年苦读，使他从文学大师们的创作中汲取营养，借鉴经验，并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创作技巧等方面得到提高和升华；没有他对文学的酷爱、文学的天赋以及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毅力，他要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是难以想象的。

可以说，路遥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里所说的三条应当是他登上文学巅峰的三要素。

路遥在校学习期间，大学里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比较多，所学课程又是按照部颁教育计划设置的，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但是路遥做事办事，都有明确的目标。

在我看来，他上大学中文系，就是为了读名著、学创作，为他实现自己的作家目标、文学梦想以至人生的抱负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为此，在班级讨论读书与劳动的问题时，路遥敢于力排众议，会上提出“不要把书本当作敌人”。

在当时的背景和舆论氛围下，强调书本和读书的重要性，确实是语惊四座，振聋发聩。

路遥自己就是始终把书本作为良师益友的典范。

他不仅尽其所能利用有限的时间，甚至包括别人休息和娱乐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而且利用礼拜天，常常往返步行到城里，去作家晓雷、李天芳和其他一些社会朋友的家里借书回来读。

我记得路遥上学时烟瘾就很大，无奈囊中羞涩，就用纸片卷旱烟的方法自制卷烟来抽。

在校园里、图书馆、宿舍内，常常看到路遥一边自制卷烟，一边在刻苦攻读的身影。

由于路遥是一个坚定执着的人，他懂得如何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切与此无关紧要的事情，他都舍得割爱甚至当作干扰排除。

他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学生班长，凭他担任过县级革委会副主任的“政治才干”，作为几十个学生的班长，应当说胜任有余，但这同他上大学、当作家的总体目标，确有一定的距离，至少要占用很多的时间，要少读许多名著，因此毅然辞去班长职务，集中时间和精力，拼命读书，为实现其总体目标而锲而不舍，顽强奋斗。

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在当时中文系的师生中颇有议论。

那就是路遥学习上的“偏科”问题。

路遥在延大读书期间，重点关注的是现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名著，与此距离较远的古典文学、古代汉语，他就不那么热心。

也可能是时间不够，精力有限，他对这些课程的学习确实不够重视，常常出现请假和缺课现象，有关任课老师对此有些意见和议论，也在情理之中。

遇到这种情况，系上的领导和班主任，也用“因材施教”之类的理由，替路遥做些疏通和解释。

有关任课老师了解路遥的具体情况后，也都采用了宽容和开明的态度，并没有为难路遥。

而且在有些方面也为路遥攻读名著提供了方便。

关注政治我曾给一些朋友讲过，在我的记忆里，至少是很多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厌恶政治染指文艺，往往还把为官从政的人视为政客，不愿为伍。

但是，从我所知所处的路遥来看，应是一个特例。

通过大学三年相处和以后的交往，我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

如果要用一个比例来划分，我倒真的感到为难了。

固然，路遥最终是以文学的成就而闻名的，但这并不能抹煞和掩盖他对政治的关注和曾有的政治抱负。

我认为，说明这一点，对于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路遥的成长与成功，都是有价值的。

现在，人们对于路遥的文学成就，已是耳熟能详，有口皆碑，无须我赘述。

我在这里，只想就路遥对于政治的敏感和关注，提供一些事例，作一简单的分析和评议。

无须讳言，照我看来，路遥是一个年少有志、才华出众、不甘平庸、追求成功的人。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沟里，饱受饥寒，经历坎坷，这对于性格刚强，不甘示弱的路遥来说，慢慢就产生了一种摆脱贫困，改变现状的朦胧心态。

随着上学读书，接触社会，早熟的路遥就形成了两个梦：一个是政治梦，一个是文学梦。

这时，正好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并且当上了头头，直至成立革委会，“荣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按现在的级别是副县级领导），这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初显功力，小试牛刀，希冀通过政治舞台，出人头地，有所建树。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被否定，他那刚刚起梦，还未醒未圆的时候，就被残酷的政治原因击得粉碎，以失败而暂时告终。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路遥还有文学方面的爱好和才华。

他开始写一些诗歌、散文等，并陆续在县办《山花》和省级刊物上发表，逐步形成一定的影响。

后来赶上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他被艰难而幸运的选到了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

从此，他更多地倾心于文学，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为实现其文学之梦而跋涉和准备着。

但是，即使如此，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割舍和放弃他对政治的那种特有的敏感和关注。

他对政治的敏感和审视，既深刻又独特，远远超出常人，甚至一些职业政治家。

他所关心的政治视野，已不再是一县一派的成败得失，而是党和国家、军队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他当时的精神状态，确实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他的谈吐和见解使我们这些在高等学校从事政工工作的人都感到惊讶和赞赏。

由于我在中文系分管学生工作，对路遥的情况比较了解，交往也多。

经过一段相互接触交谈，渐渐地有了一种信任和默契。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处“文革”中后期，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莫测，国人皆以“谈虎色变”来看待政治，稍有不慎，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列入另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