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证据法学》期末考试拓展学习第14-15讲期末考试拓展学习4

西交《证据法学》第14、15讲“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英美国家的理解与适用廖明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在对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刑事证明标准进行反思的同时，认为我国应当在法律真实说的基础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证明标准，就我国而言，属于舶来品。

然而，与主张我国应当确立该项证明标准的学者人数之多、呼声之高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国内却鲜有论著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产生、发展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标准的理解与适用进行系统的评介。

随着现代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流和交往的日益增多，一国对他国法律制度借鉴和移植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然而，借鉴应当是有前提的，需要对他国采取该项制度的社会背景、该项制度的历史沿革、该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实际操作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由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产生于英国和美国，同时，英国和美国既是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两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标准的研究也最为发达、适用也最为成熟。

因此，笔者这里谨就“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英国和美国的理解与适用作一番介绍，希翼大家不要忽视或者忽略对“攻玉之石”原产地和本来面目的考察和研究。

为方便行文，除特别指明外，下文就英国和美国一起阐述时，一般简称为英美。

一、英美法上刑、民事证明标准的差异证明标准在英美国家证据法中一般以“standard of proof”、“the degrees of proof”等词汇表述。

关于证明标准的含义，英国学者墨菲曾指出：“‘证明标准’术语，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

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里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程度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或是他为获得有利于己的认定而对某个事实争议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标准。

所以，从卸除证明责任的角度看，它是证据的质量和说服力应达到的尺度。

”也就是说，证明标准是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它与证明责任密切相关，是法定责任的卸除标准，是案件事实得到证明对证据的质和量所提出的具体要求。

这是证明标准的内涵所在。

并且，从英美学者的理解来看，证明标准似乎更多的是指定罪标准，即在审判阶段认定被告人有罪、作出有罪判决的标准。

在英美国家中，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英文表示为“beyond reasonable doubt”，我国也有学者将之译为“超出合理怀疑”、“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超出一切合理怀疑”等。

它是刑事审判中公诉方为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的标准。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盖然性优势，英文表示为“pre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我国也有学者将之译为“占优势的盖然性”、“概然性优势”、“占优势的概然性”等。

在英美证据法中，与之并用或换用的通常还有“balance of probability”（译作“盖然性平衡”）和“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译作“优势证据”）。

对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异，英国的丹宁勋爵1947年在Miller v. Minister of Pensions一案中作出经典的阐述：“在刑事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并不意味着连怀疑的影子都必须排除掉，如果法律允许幻想的可能性妨碍司法的过程，它就不能有效地保护社会。

如果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十分有力，以至使有利于被告人的可能性甚微，就应当以如下裁决来驳回这种可能性，‘当然，它是可能的，但一点也不确实’。

倘若如此，此案的证明即已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任何小于此种程度的证明都不够充分。

”“在民事案件中，……必须能达到合理的盖然性程度，但不必有刑事案件中要求的证明标准程度高。

如果证据如同法庭所说：‘我们认为是的可能性比不是的可能性高，’，则证明责任得到卸除，但如果可能性相同，则证明责任不能卸除。

”美国的哈兰大法官也指出：“虽然‘优势证据’和‘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这两个术语在数量上是不精确的，但它们向事实发现者传达了关于其被希望对事实结论正确性具有的自信程度的不同观念。

”可见，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较盖然性优势的民事证明标准要高。

那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差异呢？这是因为错误的刑事判决往往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包括丧失自由甚至是生命。

哈兰大法官更是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上升到正当程序的高度，认为刑事案件中对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的要求是基本的程序正义的表达，正当程序要求在刑事审判中适用比民事诉讼中更为严格的标准。

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据美国学者威格莫尔考证，英国最早在判例法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在18世纪的初期，但那时仅适用于死刑案件，而对其他案件并未作如此要求，在其他的刑事案件中，最初适用的证明标准乃是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必须具有“明白的根据”。

直到1798年在苏格兰首府都柏林审判的叛乱案中，“排除合理怀疑”始作为一个固定的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这一点，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学灯曾指出：“排除合理怀疑在英国法上可以追溯至18世纪初期。

开始要求如对被告定罪科刑，须有明白的根据。

以后曾用各种不同的用语，用来表示信念的程度。

最后仍用疑字做标准，即所谓‘合理怀疑’亦即须信其有罪至无合理之怀疑。

到了19世纪初期，流行一种典型的说法，就是由于良知的确信，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至于美国，有罪的刑事指控必须被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建立这一要求至少从美国建立伊始就已确立。

然而，在英美两国，刑事诉讼应当适用比民事诉讼高的证明标准这一观念却是早已有之。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周叔厚指出，大约在公元四世纪时，应当早已反复有此标准。

銆€美国学者德瑞也论证，这一观念已经不间断地适用好几个世纪了。

二、英美法关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定义与解释在英美刑事诉讼中，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通常指的证明标准即是公诉方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程度和要求。

刑事诉讼中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意味着公诉方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的罪行。

然而，在英美，证据法是专门为陪审团设计的。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最初即产生于陪审团审。

虽然陪审团审已经不是英美国家的主要审判方式，但大量刑事案件，尤其是重罪案件仍然使用陪审团审判。

在适用陪审团审时，规定证明标准的规则是法官要处理的法律问题，所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则是陪审团要处理的事实问题。

而陪审员是法律的外行，因此，在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主持庭审的法官应对陪审团作总结提示，指示陪审团公诉方应达到的证明标准。

（一）英国普通法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指示、定义与解释1、指示与提法在英国，审判法官有责任以适当的提法使陪审团注意到证明标准有多高。

然而，在就证明标准指示陪审团时，并没有要求使用特定的提法。

枢密院指出，法官在审判中作总结提示时，他有机会观察陪审员，最好是让他行使自由裁量权，选择最适当的语言以使陪审团明白：除非他们对被告人有罪感到确信无疑，否则不能宣告被告人有罪。

刑事上诉法院法官戈达德勋爵在R v. Hepworth and Fearnley案中指出：“我要重申我在Kritz案中的意见：‘要紧的不是专门提法；而是总结提示的效果。

如果陪审团明白，他们必须被彻底说服相信被告人有罪，并且除非他们感到确信无疑，否则不能宣告被告人有罪，并且证明责任总在公诉一方而不是在被告一方，’这就足够了。

如果认为诉讼必须依赖于使用专门提法或者使用专门语言或语词，我对此会感到很难过。

”虽然没有专门的提法，但审判法官通常使用的指示有两种。

陪审团会被指示：或者他们“应当被说服至感到确信无疑”（或更简单些：“确信有罪”或“确信无疑”），或者他们“应当被说服至超出合理怀疑地相信被告人有罪”。

这两种提法经常使用，并且都得到了权威的支持，在某些时候，这两种提法被结合使用。

1935年的Woolmington案赋予了“合理怀疑”的指示以权威。

桑基大法官在Woolmington v. 案中指出，公诉方应当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案件，如果在全案终结时仍存在“合理怀疑”，被告人有获得无罪判决的权利。

在1972年的McGreevy v. 案中，它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该案中，莫里斯勋爵指出：“必须向陪审团解释清楚，除非他们被说服至排除合理怀疑地相信被告人有罪，否则不能对被告人定罪。

”銆€这也是1979年被赛门勋爵和迪普洛克勋爵，1981年被迪普洛克勋爵在意见中使用的检验规则，并得到了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的赞同。

因此，有人主张，这是就公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应当承担的证明标准所给出的适当指示。

然而，从1950年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刑事上诉法院表示了对如下指示的偏爱，即“应当被说服至感到确信无疑”。

这种提法由戈达德勋爵在1950的Kritz案和1953年的Summers案中倡导。

在R v. Kritz案中，戈达德勋爵指出：“一旦法官开始使用‘合理怀疑’，并试图解释合理怀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比起用平白语言来说明它们：‘公诉方的责任是说服你们确信被告人有罪’——他更可能把陪审团弄糊涂。

”戈达德勋爵表示他更倾向于这样对陪审团作指示：“他们必须被彻底说服相信被告人有罪，并且除非他们感到确信无疑，否则不能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裁决。

”在R v. Summers案中，戈达德勋爵再次强调他在Kritz案中的意见：“如果一个陪审团被告知他们的职责是考虑证据，看它能否说服他们，使他们在作出有罪裁决时感到确信无疑，这比起用‘合理怀疑’的措辞强多了，我希望将来能够这样做。

我在总结提示时从不用那样的措辞。

我总是告诉陪审团，在他们作出有罪判决前，他们必须感到确信无疑，他们必须被说服相信公诉方已经证明被告人有罪。

”銆€在1983年的R v. Qulnn案中，上诉法院同意“陪审团被说服以至于他们对被告人有罪感到确信无疑”的表述。

在1955年的R v. Hepworth and Fearnley案中，戈达德勋爵解释他以前反对使用合理怀疑措辞的理由，是基于向陪审团解释什么是合理怀疑存在困难。

“关于什么是合理怀疑以及什么不是合理怀疑的特定解释通常特别难以遵循，并且特别难以告知陪审团什么是合理怀疑。

给陪审团解释说合理怀疑不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就等于没有作出任何真正的指导；告知陪审团合理怀疑是使他们在自己的事务中产生犹豫的那种怀疑，在我看来也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标准。

因为，一位陪审员认为会犹豫的事，另一位陪审员可能会说那件事对他来说根本不会产生犹豫。

”那么，“确信无疑”和“排除合理怀疑”的提法到底孰优孰劣呢？我们且先看看丹宁勋爵在Miller v. Minister of Pensions案中对刑事诉讼中要求的证明标准所作出的经典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