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形而上思想_读蔡新乐_翻译的本体论研究_

第7卷第1期学术版翻译研究的形而上思想—读蔡新乐《翻译的本体论研究》——欧阳燕(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江苏南京210007)摘要：本文归纳总结了蔡新乐教授在其著作《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中所涉及的“元翻译”、“主体间性”、“间”、“关系”、“翻译的本体论”、“翻译研究的本体论”等概念的主要内涵，指出对翻译及翻译研究进行形而上的思辨、从形而上的道路，以哲学的形而上之维进入翻译的探讨是可行的。

学科理论的建设需要形而上的思考。

翻译哲学要揭示出“人在翻译中”的存在态势，同时最大可能地消除思想变化的限制与制约因素，将人的自由还原给翻译；这也就是探讨翻译的作用及其意义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亦即“间”的问题。

关键词：元翻译；主体间性；翻译研究的本体论；形而上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从静态的语言学研究视角逐渐发展到动态的多元系统视角，人们开始跳出翻译过程中原语及原文本等内部因素对翻译的束缚，更多地强调译者的主体作用以及目的语范围内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的种种外部因素。

2005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河南大学蔡新乐教授所撰写的《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就是一部从宏观的角度论述翻译及翻译研究本体论思想的著作。

1.“元翻译”概念的提出本书着重从翻译与人的关系这一视角入手（蔡新乐2005：前言1），认为人以其自身作为翻译的出发点，人内在地拥有翻译，人自身就是一种“翻译的构成”。

从而提出了元翻译概念：即蕴藏在人本身之内的翻译的可能性（蔡新乐2005：前言10）。

由个体及其差异形成的翻译世界及其多元格局：其基础正是人的“元翻译构成”，它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这是翻译的基础（蔡新乐2005：前言2）。

“元翻译”正是翻译哲学所追问的“翻译何以可能”的问题：即研究翻译的条件和限度（单继刚2007：30）。

对人本身与翻译的关系的问题的探讨，其起点和终点都是为了更进一步追究翻译的根本，即它在现实之中的真正作用和意义（蔡新乐2005：28）。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即从人的存在的角度看，翻译应该首先是与被认为同人的问题是一致的（蔡新乐2005：147）。

翻译是人在现实之中的实践，是在运作之中表现了人与他人共存、共处、以及交流的状态（蔡新乐2005：148），因此，翻译具有个性化；翻译在本质上是人的“自由”的表现；翻译是审美性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形式，而不是规律性的、原则性的定则发挥的作用；翻译牵涉主体间的相互沟通、理解与认识（蔡新乐2005：148）。

2.“翻译的本体论”的明确在肯定翻译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上，本书首先从现象学视角分析翻译本体论。

作者简介：欧阳燕，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外语系讲师，1996年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现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六队攻读翻译理论与实践博士学位。

111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指的是：作为自身展示之物的存在者的存在、这个存在的意义、以及它的各种变异和衍生（蔡新乐2005：55）。

现象学要研究的是：让事物以其自身的方式显现自身。

那么，翻译也就以自身存在的方式存在着，它的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

认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并不一定能够达到所谓全方位，因而总是“方面”性质的，以“特定视角”所得出的。

只有在事物本身那里，事物才是一种“自在之物”，才是完全的、整体性的（蔡新乐2005：55）。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认识所不能把握的即认识所“余剩”的，反而有可能是事物本身本质的属性（蔡新乐2005：55）。

把翻译当作一种自足自满的现象，“还原”它存在者的本有存在形式，这不仅仅需要“认识”，还需要“看”“直观”，面对事情本身（蔡新乐2005：55）。

“看”的角度取舍以及能力强弱大小都会影响“看”的结果。

“看”本身就是有意识的选择，其运思方式是文化性的、历史化的、不完全纯粹的，正如海德格尔“理解”的“在先”结构、在先的拥有、在先的看到、以及在先的把握（蔡新乐2005：56）。

“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某种历史性之中，即归入人的理解的“先在”结构（蔡新乐2005：56）。

现象就是它自身。

翻译现象就是译本，真正的存在者。

译者、目的语及其文化、作者、原本、始发语及其文化，这些都是翻译场的构件，即翻译的存在条件，而不是它的存在者的本有构成（蔡新乐2005：56）。

译本才是真正可以探讨的对象（蔡新乐2005：57）。

这就构成了翻译本体论：即译者如何真正做到“还原”，即保持原文的艺术境界的始源状态或始发态势，达到两种精神的契合和互化（蔡新乐2005：59）。

也就是说，译作要实现与原作所具有的本质上的关系：即同源关系（许钧2005：44-45）。

3.“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明确了翻译的本体论，作者进一步从现象学视角分析翻译研究，提出“主体间性”概念，讨论现实中的翻译在“间（间隔）”之中进行。

作者认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人本身是如何在根本上促成翻译及其可能性的，亦即主体对翻译的重要性问题（蔡新乐2005：前言6）。

这也就是探讨主体间性问题：人的主体的自觉性，主体对于翻译所形成的先决条件（蔡新乐2005：前言7）。

所谓翻译主体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存在者，是关系的结晶、关系的表现。

翻译主体是一个文化杂多的间主体（蔡新乐2005：前言7）。

翻译是多元的、对话的、多角度的、多形态的；人的“间性”促成了翻译的可能性、可行性、可操作性。

翻译主体间性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蔡新乐2005：前言8）。

翻译是两个主体、两种语言或文化的“间形态”。

翻译的创造者是杂合而成的“间主体”（蔡新乐2005：前言9），同时具有主体性及主体间性。

主体性先于主体间性：主体性指主体的自由于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神；主体间性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沟通（蔡新乐2005：前言9）。

主体间性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独断论”（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向当代哲学中的“多元论”（巴赫金：众声喧哗）的一种转折（蔡新乐2005：前言8）；这其实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

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对话，在互相关心爱护的基础上对各自的文化缺陷相互加以弥补，进而互相促进。

（蔡新乐2005：9）112第7卷第1期学术版建立在这样的“翻译”基础上的翻译研究在实质上则是一种理想化的思想，即以翻译为名进行的尽可能平等地“交流”思想的一种乌托邦式构想（蔡新乐2005：9）。

但是翻译并不是权力真空的所在，翻译不能脱开历史，只有历史才能给予我们多样性（蔡新乐2005：12），所以我们应当从历时的角度审视翻译的走向和趋势。

而翻译研究也要调整思路，转向一种更为可行的道路：要使翻译研究走出“结构化”思路或模式，翻译理论不应该、不可能只追求“共时性”的“结构”（蔡新乐2005：140）。

翻译研究应该正视历史，充分揭示翻译的历史实质的空间，从人本身出发，面对历时性的翻译。

翻译，同其它人类实践活动一样，与人类的生存历史密切相关（蔡新乐2005：10）。

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打乱任何意义上的纯粹，同时把差异和异己的思想输送进原本其中没有它们的文化和语言之中（蔡新乐2005：19）。

翻译即沟通，即承认“他者”的存在权利及其文化建树和创造的思想意识（蔡新乐2005：21）。

“他者”可能是“我”的化身，具备与“我”相同的东西（巴赫金）；有了“他者”，“自我”的在场才是有保证的；“他者”成为“自我”存在的先天条件；“他者”永远是预设的，是“自我”的实在性的保证（萨特）（蔡新乐2005：21）。

这其中，根本性的东西，不在于“他者”或“自我”的分设，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与统一，而是在于它们形成这些关系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种基本条件———间，一片“空”着的空—那个保证它们存在的可能性的“场地”——白；既有“空间”的隔阂，又有“时区”的间隔；这二者构成了促成双方共同存在的根本条件，并且在这一条件下相应地赋予了二者的基本结构、关系以及相互交流或沟通的可能性（蔡新乐2005：22）。

过去的翻译研究，关注翻译的“共时性”或“现代性”，即总是将任何已逝的文本现代化，使之走向译者的时代，体现译者的时代特色和语言特性。

但是“他者”与“自我”的隔离是相对的，具有“非共时”性质，空间上“彼此有别”，时间上“先后之分”（蔡新乐2005：22－23）。

正是因为有了先后，才会出现理解和揭示，由此产生连续性。

只有如此，交流才能推动我们所理解的历史，走向通过话语进行的解释，并使之存留在我们的话语之中。

也只有如此，历史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蔡新乐2005：24）。

在翻译之中，空间的、时间的距离是延续历史的先决条件。

要关注翻译场所的构成，所以翻译研究首先探讨“之间”（蔡新乐2005：24）。

所谓“之间”，就是跨文化翻译的语境：“间”即语境。

因为语言的意义在于运用，意义在于用法：这就突出意义的“场景”，也就是“之间”（蔡新乐2005：25）翻译研究应该在“输出的一端”和“输入的一端”二者之间进行。

翻译的基本问题在于立足于共同的基础之上的“应许”：因为语言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既可以融化外来思想，又可以丰富自身的思想（蔡新乐2005：26）。

作者提出的“元翻译”、“主体间性”等概念就把翻译研究推向历史的轨道，摆脱全球化的神话（蔡新乐2005：27）；同时使得翻译理论得以摆脱“工具论”，因为人的复杂与丰富，是“科学主义”的“现代性”所无法把握的（蔡新乐2005：前言3）；翻译工具论根本使人无法真正面对“他者”进行平等交流。

与此相似，翻译艺术论也使人无法关注现实与实在。

只有跨文化语境的翻译研究才关注人本身、关注作为人的思想交流活动的翻译、关注翻译对人本身的构成所起的所用（蔡新乐2005：28）。

这样，本书讨论的中心议题：翻译研究的本体论就凸显了出来。

4.主题讨论：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翻译学的本体论问题传统上，翻译理论研究有两条路线：一是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思想：翻译的科学观，系统性理论的科学阐述或建构；亦即翻译理论工具论；二是翻译的艺术观：重在实践的艺术阐发与个性张扬的美学思绪吐露与创获总结；亦即翻译理论艺术论。

这两条路线均落后于时代（蔡新乐2005：35－37）。

113世界进入了20世纪，人们开始更多地重视“差异”和“异见”（蔡新乐2005：35）。

对“差异”的关注是自“语言转向”或者干脆说自索绪尔的《普遍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的非常普遍的现象。

索绪尔：“语言中的意思只是一个差异的问题。

”“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它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

”“差异”这一概念几乎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基石。

人文学科对“差异”广泛关注（蔡新乐2005：61）。

人的个性化促成差异的普遍性，而多元化则是这种普遍性的显示（蔡新乐200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