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28

子”与“小人”、“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的差距。
因此，中国传记的这一主题结构，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地
位、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史传的材料来源
史家或史馆人员在着手编修一个人的传记时，最容易看到
的首先是有关传主履历的官方材料。因为，作为一名官员，该
传主的主要活动情况都十分明确地记录在吏部的档案之中。这
①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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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当否。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
当然，“考功司”不可能为所有的官员都准备一份“行
状”，一些官阶较低的官员之“ 行状”，就不是由“ 考功司”准
备的。《唐会要》卷七十九云：“旧制，诸职事三品以上，散
共同的面孔。不论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文学家、艺术家，
甚至僧侣、外国人，他们在传记中出现，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
出任过某种官职，或者曾经与当时的官场有联系。至于他们的
社会身份、个人性格以及官场以外的其他生活经历，传文中却
完全空白。
在西方的中世纪，“人类的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
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
开始就是西方传记的主流。如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就
是一部独立的传记著作。今天，人们在谈到西方传记体史学著
作时，总会想到古典时代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传记集》
（又名《希腊罗名也就可以看出，普鲁塔克的著作也是一部独
立的传记之作。
由于中国史传的主题是通过家族或政治集团这些“一般的
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
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
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中的一员
，收人等编前
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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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 。在布克哈特看
来，中世纪的人没有个人独立的自我意识，仅仅剩下否定个体
可见，由于“考功司”的失察，造成“行状”的失实，也是十
分普遍的现象。
从史传看中国史学精神
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人是
社会历史的中心。从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来看，人是社会历史
的出发点（因为有了人，才有了历史）；从社会发展的目的系
统来看，人又是社会历史的归宿点（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
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因为保密的缘故，对文献中有关暂时还
不宜公开的材料，加以剪裁，这种情况几乎都个朝代都有。其
次，由于突发的政治事变，而对有关文献加以修改、甚至篡
改。例如，明惠帝建文年间，根据前朝惯例，曾编修洪武朝实
录。后来，明成祖发动政变成功后，马上下令重新修撰，把自
己的政变说成是太祖“遗训”。经过这次重修，建文朝完成的
先决条件：编修传记的社会必须承认个人的存在价值及其个性
①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版，第页。
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在玄学、玄风的触动下，一部分人开始追求个体
的存在价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耆旧传》之类的独立的传
记著作。然而，在隋、唐重新统一，儒家思想恢复正统地位以后，这
类传记著作马上退出学术舞台。
过如下概括：“介绍传主的官职任命、升迁以及其他头衔、荣
誉和封地。这些任命很少系统地注明日期。其总体功能可以比
作一张曲线图，图中只有一个坐标（地理位置）可以确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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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坐标（时间）只有在少数几个点上才可以看到。特维
恺的上述概括是否全面，这并非至关重要；但他指出中国史传
的另一个主题主要集中在传主的官场生涯，这却是符合实际的
存在实在性的“一般范畴”。布氏所说的虽然是西方的中世纪，
但中国的传统社会，也正是如此。中国传统史传的二大主题，
即传主的家族渊源和官场生涯，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下个人“通
过某些一般的范畴” 家族、政治集团，来意识到自己存在
的一种直观的反映。通过家族，人们意识到个体与群众、个别
与一般的区别；通过政治集团官场生涯，人们意识到“君
分：其一，传主的“家传”和“族（家）谱”，传记中有关传
主祖籍、家世渊源及其子嗣的情况等材料，均源于此；其二，
在传主的丧葬仪式上，其亲朋好友、族内子弟、门生故吏等所
作的有关悼念性、回忆性的文字，诸如墓志铭、诔文、颂词
①王溥：《唐会要》卷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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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三，传主家族祭祀过程中的有关文字等。
观念，对中国人的法律和习惯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法
律中，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只能存在于他所寄身的那个政治集
团、阶级阶层和家族之中，从而掩饰了、甚至消解了个人作为
社会个体的独立存在。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史传的
风格和精神。在中国古代，史传著作的数量可谓车载斗量，但
史传却一直没有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历史著作分支。中国传统
主的简单评价，即所谓的“传论”或“论赞”。
显而易见，史传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传文的前两个部分。在
第一个部分，即介绍传主的籍贯以及家族源流的那一部分，作
者首先将传主与其家族联系起来。尽管在大多数的“正史”传
记中，这部分的内容十分简单；但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
要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如果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
允当之论。
为了突出传主的官场生涯，传文往往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费
笔墨：其一，详细罗列传主的官职任命和升迁；其二，铺陈传
主在职期间的主要政治建树；其三，时常引用传主的各种上书
或给皇帝的奏章。上述三个方面都同时表明：传主的官场生
涯，是中国史传的另一个主题。
在这一主题之下，中国史传的所有人传人物，都只有一个
分类学意义上的传记，就是“正史”中的列传或传，它们都是
因为依附于帝王的本纪而存在的。“正史”列传之外的其他传
记，也是如此。例如，就“家传”来说，一个再显赫的人，其
传也必须依附于其家族的“家传”系列之中，而不可能单独有
一体传记。作为一种独立著作类型的人物传记，在中国还是近
代以后才开始的。
人物传记要以独立的著作类型而存在，就必须具备这样的
示或印证，也各个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史学精神或传记史
学风格。
在中国历史上，个人的地位与西方社会中个人的地位迥然
不同。在中国人看来，尽管个人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基本单位，
但是，个人的价值只能体现在由个体所组成的国家、社会、家
族等具有联锁关系的复合体之中。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
化，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古典文化，它不是把个人与社会对
范畴”来体现传主的存在，来反映传主与其他人的区别与联
系，故而，中国传统传记主要着笔于传主的外在事功，而对其
内心世界、情感、性格等，却少有提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传统的史学著作虽然是以人物为中心，但却具有强烈的非人格
倾向。英国汉学家特维恺在《中国的传记著作》一文中，曾对
。中国传统传记著作的这种价值取向，作过细致而深刻的探讨
中国史传的主题结构
刘知几在《史通列传》中指出：“夫纪传之兴，肇于
《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
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
《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释经，《史》、《汉》则传以释
纪。”章学诚《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亦谓：“史之有列传，犹
《春秋》之有《左氏》。《左氏》依经而次年月，列传分人而著
类档案不仅记录了传主生前的仕途升迁，而且还保存了其上司
对其任职能力的种种评价。此外，吏部的下属机构“考功司”，
在某一位官员去世时，也会为他准备一份叫做“行状”的官方
文献。这种“行状”就是一个官员的个人履历表。《新唐书》
卷四十六云：“考功郎中、员外郎??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
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
而已。对纪传体史书中纪传关系的这一认识，导致了这样一个
后果：在一部纪传体史书中，列传注定要沦为依附于本纪的地
位。中国史传的主题结构，与列传的这种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或传，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首
先，介绍传主的籍贯和家族源流；其次，记述传主的履历及主
要事功；再次，记述传主的死后荣衰及子嗣情况；最后，对传
从理论上来讲，史家或史馆人员既然可以看到有关传主情
况的各种公私文献，那么，由此而编就的传记，就不会发生很
多的错误。其实不然。且不说私家文献大多具有溢美隐恶的成
分；即使是各种官方材料，也并非完全客观、公正。殊不知，
有关官方文献在提交到史馆之前，早已经过了各种处理，从而
远非文献的原貌。简而言之，对原始文献的这种处理，一般分
“ 定牍”。然而，由于考功司对这类工作只在形式上予以勘校，
而在实际上却予以放任，从而造成“行状”官定其表而私撰其
实，虚饰文华，每有不实之辞。后唐年间史馆的一份奏文
①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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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到了这一点：大凡行状，皆是门人故吏叙述，多有虚饰文
华。今请以后所纳行状，并须直书功业，不得虚文饰词。由此
显而易见，职事三品以下、散官二品以下的官员，其死后
的所谓“行状”，是由其子弟或门生故吏起草的。尽管如此，
这类“行状”仍具有官方的性质。因为，子弟或门生在拟好
“行状”之后，要送交“考功司”，并由“考功司”加以“检
勘”，从而获得认可。
除上述官方材料之外，史家或史馆人员还可以收集到有关
传主生平经历的私家文献。这类私家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各部
族，则可以享受到各种特权；同样，一个人如果能够建立一番
显赫的政治事功，则会为其家族带来永久的殊荣。因此，在传
文中将传主与其家族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传记第一个要展开
的主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传文的第二个部分，作者主要记述传主的履历以及重要
的事功。英国汉学家特维恺曾对中国史传的这一部分内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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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尊严。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由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充
分发展，除奴隶之外，一切取得自由民身份的人，都能享受民
主的权利。尽管当时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争论，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看法，或曰集体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但是，这
些都并没有妨碍古希腊、罗马自由民在生活中所享受的实际存
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以独立的著作类型而存在的传记，一
立起来，而是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转换为个人对个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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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建立起一套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在家庭
关系中，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是父子，在政府组织范围之内，个
。体与个体的关系是君臣，推而广之，就是朋友、师生等等
经过这种转换，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也就变化了孝（对父）、
忠（对君）、信（对朋友、同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
标题。其体稍异，而其为用，则皆取足以备经、纪之本末而已
矣。”
其实，把纪传体史书的本纪与列传关系，简单地理解为
《春秋》的经传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一致意见。刘、章二
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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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上述议论，只不过是从理论上对这一意见加以总结和阐发
如果说在人的个体价值尚未被全面否定之前，在司马迁的笔下，
尚能写出一大批个性鲜明、感情洋溢、生动活泼的历史人物形
①阿德勒：《西方的智慧》，台湾幼狮文化公司年版，第页。
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勘校，勘
校下太常寺。”
那么，那些官阶较低的官员，其“行状”又由谁来起草的
呢？唐元和年间的一份奏章，曾提及此事：“请谥家子弟及门
生故吏，请立限，未葬以前陈状。其家在遐远及别有政事者，
任至一年内陈状。到考功一月内检勘，下太常礼院，受后，
一月内定牒报考功。”①
了人，是为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就是人类历
史发展的基本精神。历史人物传记既然以人的活动为中心，那
么，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定的方式来体现、揭示或印证
历史发展的这一总体精神。
然而，在不同的社会中，个人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尽相
同，相应地，历史人物传记对历史发展的总体精神之体现、揭
《太祖实录》被删削和篡改，有关人物传记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仅有关官方文献因种种处理而失实，即使是由“考功
司”所提供的传主之“行状”，也往往多不实之辞。前已提出，
考功司不仅负责准备高级官员的“行状”，而且还对由传主门
生故吏提供的、官阶不高的官员之“行状”，加以“检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