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双赢的规制内在机理与对策

环境与经济双赢的规制内在机理与对策

作者：张红凤陈淑霞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03期

摘要：本文首先从国外、国内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两难推论出环境规制的必要，从环境规制可能带来负面效应推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后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目标陷入两难是基于静态假设下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动态条件下，环境与企业竞争力进而与经济发展会实现双赢的内在规制机理，并论述了学者们支持该观点的最新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结果；最后给出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对策。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双赢；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43-04

一、引言

环境作为一种提供系列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资源，对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环境与经济发展常表现为矛盾统一体。特别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国家和地区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进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经历“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之前环境随经济发展而恶化”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两难区间。这不仅损害人类的健康与生活质量，背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也危害经济发展能力，严重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且，环境问题常源于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指企业，下文直接改称企业）活动的负外部性以及其机会主义，单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所以必须由政府实行环境规制，以实现合意的可持续发展战略。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先后出现的“八大公害事件”使它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1972年里约“地球峰会”之后，各国政府都陆续采取越来越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约束，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并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协议、法规，例如《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贸易与环境决议》（1994）。目前，环境规制的范围在这些国家已得到大大扩展。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部分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分布区域广泛；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七大水系、湖泊、水库、近岸海域和部分地下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水域近年来污染还呈不断恶化趋势；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噪声污

染、土地侵蚀和盐碱化、森林和草原的退化等问题也都很严重。目前，中国GDP国际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但据Bolt等人的研究，中国空气污染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导致30万人过早死亡，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12%。根据一些学者的计量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还未突破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两难区间。而且“十五”期间，惟独环境目标没有实现；而2006年在“十一五”的开局之年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将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重点，作为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2007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和采取了一系列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的措施及相关行动：加快淘汰电力、钢铁等八大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实现节能3 15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硫40万吨，减排

COD62万吨；8部委联合开展全国性清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专项大检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但是，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绩效的同时，会导致环境污染支出的上升。例如，美国在1979—1994年间控制污染投资增长了137％，估计年支出占美国GDP的1．5％—2．5％；而加拿大的环境保护支出1995—2002年增长27%。这最终可能加大企业成本，影响产业或企业的竞争力。

二、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内在机理

环境规制按照其对企业排污行为的不同约束主要分为命令控制型（CAC,直接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制度措施，如排污许可证、技术标准、排污标准）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MBI，如污染税、可交易许可证）。其中，命令控制型规制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来确定环境规制的目标、标准，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遵守，对于违反相应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规制是指规制部门并不规定污染控制水平或技术，而是通过市场信号来引导企业做出行为决策，在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污染控制目标。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来看，还是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仍是主要的环境规制政策。勿庸置疑，如果假设技术、消费者需求、资源配置效率不变（静条件），那么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绩效的同时，将带来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环境规制将迫使企业改变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或增加生产工艺流程，这都可能增加企业成本。主要表现为：一是控制污染所花费的直接成本；二是被规制企业的某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提高而造成的间接成本。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可能会引起资源生产率的降低。或为环境规制而投入的资源不会产生直接的生产价值，或产生挤出效应，等等。原因是为了满足环境规制要求而投入的经济、人力和技术资源，不会产生直接的生产价值；生产过程和管理实践的改变有可能使企业生产更无效；环境规制引起的挤出效应（crowing-out effect）使得企业其他方面的投资减少；许多环境规制有专门的技

术要求，这种规制不利于技术创新。在这种静态条件下，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目标将陷入两难困境。

在动态条件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进而与经济发展会实现双赢。哈佛大学的Porter （1991）[1]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发现，实际上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依赖于静态效率和固定约束下的最优化行为，而依赖于变动约束（动态）条件下的创新与改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Porter 假说：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创新与生产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导致绝对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自“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企业为了应对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压力，通过积极的环境管理，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产品或工艺的创新，从而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同时技术创新使企业的投入更具生产率，不仅弥补企业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而且为企业带来净收益，获得“创新补偿”；进一步，在社会环境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企业通过率先采取环境规制所要求的环境友好措施，如改进生产过程与产品的环境性能，可以优先于其竞争者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货币投票”，实现“先动优势”。这样在动态模型中，因企业技术、消费者需求、资源配置效率发生有利的变化，环境规制带来了“绝对竞争优势”；相对于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外竞争者而言，环境规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产生正面影响。再进一步来看，环境污染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废弃物形式，是资源利用低效率的一种表现。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引导企业创新，为减少这种废弃物的产生而寻找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方法，以减少投入成本；或者引导企业寻找将废弃物变为提供额外收入的可销售产品的途径。这样，环境规制或减少企业成本，或提高销售收入。而且环境规制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降低能源使用，从而刺激资源的利用效率；在长期内，严格的规制能支持向有效率的生态经济的转变。这

里的关键点是在模型中引入动态的创新机制，从而打破新古典的静态分析框架。

要实现双赢，企业应该将环境规制策略内化为企业战略。Hart(1997)指出，30多年来环境规制使工业化国家的许多企业在减少污染的同时确实提高了收益，但企业仍面临巨大挑战，故应将环保作为自己战略的组成部分，努力将产品和生产过程变得更清洁，企业的利润才能提高。他将环保战略分为污染防治、产品责任、清洁技术的开发三个阶段[2]。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Berry and Rondinelli(1998)则从先进企业由遵循环境规制的策略到改变为积极应对环境规制策略这个角度入手，认为企业对环境规制反应经历三种模式：危机模式(1960—1970年代)，环境发生危机时的处理及试图控制结果的损失；成本模式(1980s)，致力遵循快速改变的政府环保法规和降低环境冲击的承诺；永续企业模式 (1990s)，通过企业预期其开始营运的环境冲击，事先采取对策来减少废弃物和污染，以及寻求正面的方法，透过全面环境质量管理，如废弃物减量与预防，需求端的管理，产品管理和全成本(环境)会计等来取得产业机会的优势。第三种模式可以更好地保证双赢的实现[3]。The Aldersgate Group （2006）认为长期经济上的成功依赖于健康的环境和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的使用；更直接的是，从企业层面看，好的环境绩效和有效率的使用资源使得商业化更有意义；环境规制提供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环境规制通过降低能源使用和废弃物生产，来刺激资源的使用效率；在长期内，严格的规制能支持向有效率的生态经济的转变。并且通过调查发现，有较好的保护环境记录和低的环境风险的企业能够较容易获得贷款，而且风险保证金较低。最终认为，高环境标准是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