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鉴赏论文

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摘要：唐代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书法，书体，风格流派，还是书法理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与唐代开明的政治和唐太宗的鼎力推崇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等一代大家们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后世的楷模。

这的确是一个开宗立派，人才辈出的时代。

关键字：唐代；书法；发展；地位。

一；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评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是极为精彩和辉煌的一章。

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胜利和所推行的开明统治，直接带来了国家统一、政治进步、军事强大、经济繁荣、文化自由和中外交流频繁这一兴盛的局面。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说：“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

”在这个基础上，承袭魏晋南北朝遗韵，并有所突破和发展起来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不仅赫然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达到了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

二;唐代书法大发展的历史背景文化的广泛传播，教育制度及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打下来坚实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沃土。

唐代的书法艺术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走向兴盛的，传世的文人墨迹、出土的文书经卷都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是唐太宗李世民对书法艺术的钟爱和推崇；二是唐代“书学”的创立和施行。

唐太宗文韬武略、治国有道，对书法尤为看重和偏受，几乎达到了痴狂的地步。

他曾命虞世南选购王羲之墨迹三千六百幅，然后张于寝殿的墙壁上，朝夕坐卧观赏，并赞其书“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李世民《王羲之》）。

同时他还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辞，由此可见，一位前朝书法家在他心目中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

事实上，也正是唐太宗的鼎立推崇，才使王羲之被历代帝王和书法家们尊为书圣，将其作品奉为神品。

据史载，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写真、草书于屏风，以示群臣，其笔力遒劲，为一时之冠。

作为一代皇帝，在政务繁忙之暇，对书法艺术有如此精辟之见地，实属难能可贵。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回到他父子起兵的发祥地——晋阳（今太原），为答谢唐叔虞在暗中神其父子，起兵灭隋成功，在晋祠住了两个多月，亲笔撰写了《晋祠之铭并序》一文，刻石立晋祠，此碑又称“贞观碑”。

碑的全文共１２０３个字，分四段：（１）歌颂唐叔虞兴邦建国的清政；（２）赞美晋祠山明水秀的风景；（３）揭发隋炀帝的暴乱；（４）感谢唐叔虞的神恩。

真可谓洋洋大观。

其书法用笔遒劲，结构雄奇，通篇格调飞逸洒脱、气象万千。

历史上拓印无数，影响深远。

直到今天，此碑依然完好无损地立于山西太原晋祠，吸引大量书家与游人观赏。

可以这样说，没有唐太宗的倡导，唐代书法不可能如此兴盛，而没有唐代书法的兴盛，整个书法历史全貌就不可能如此多姿多彩。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

“书学”是唐代最高学府国子学、太学、律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中的一种，专门以此培养高级书法人才。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书学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单独技法的训练，而是包括系统完整的书法理论知识。

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

这的确是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书法得到每一个人的尊重，并成为一个人的文化象征，也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标志。

历史上人们为什么把人品与书品并提，为什么强调字如其人，说明书法艺术的内涵不仅包蕴丰富，而且其人文价值亦是多元的，有时可与人的价值等同起来互为参照。

这就是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书法艺术的精神内涵。

唐人不仅发现了这一点，更重要是在大一统官本位的中央集权统治下把书法艺术置于一个显赫的位置并加以审美和利用，这确实是远见卓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书法艺术走向兴盛，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三;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览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初唐是对前朝书法的继承和吸收，处于准备阶段。

中唐是真正意义上唐代书法风格的创立和成熟期，达到了书法艺术美的极致。

晚唐则是对唐代书法艺术的延伸与反思。

(一)、初唐时期说到初唐阶段的书法艺术，不能不提及“唐初四家”，就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这四人是初唐时期书法艺术的最杰出代表。

欧阳询、虞世南二人虽然早在陈、隋之时便已仕朝，但他们的主要活动还是在初唐时期，而两人的传世之作也使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唐太宗就曾谕令他们二人于弘文馆教授楷书，二人的书法成就可见一斑，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历仕陈、隋，所以才很好地将陈、隋时期的书法传至唐代，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二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人。

他的书法学宗二王，又将北魏石碑的峻峭糅入，显得险劲而瘦硬，自成一家，有评价是“森森然若武库矛戟”。

到了晚年，他的书法更是显得刚劲，在当时即颇有盛名，“尺牍所传，人以为法”，史载当时的高丽国曾专门派遣使者来唐，以求取欧阳询的书法，可见在初唐时期他的声名已远播宇内。

张怀瓘在其作《书断》中的《妙品》中曾这样评价过欧阳询的书法：“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

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

”欧阳询的书法作品多见于碑刻作品，《宣和书谱》认为他的真书为翰墨之冠，而现为于西安碑林的欧阳询于632年写就的《九泉宫醴泉铭》更是被公认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欧阳询的墨迹，得以传世的有《草书千字文》残本（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藏）、《行书千字文》（辽宁省博物馆藏）和刻入法帖《史事帖》的三封书札。

另外，《淳化阁帖》还收入了？《仲夏》、《静思》、《五月》、《望示》、《脚气》等行楷帖。

《史事帖》包括《仲尼梦奠帖》（辽宁省博物馆藏）、《卜商读书帖》（故宫博物院藏）和《张翰思鲈帖》（故宫博物院藏，亦称“季鹰帖”）。

后二帖被后人评价为从属于唐人勾填一类，其特点就是书法苍劲不足，秀润有余；而《仲尼梦奠帖》和《行书千字文》则是其晚年之杰作，赵孟俯跋《仲尼梦奠帖》时曾盛赞其为“信本书清劲、秀健，古今一人”。

而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则刻意练习其父的书法风格，他的书法除了保持“瘦劲险峭”的家风外，其锋芒较其父更加外露。

他的作品有《道音法师碑》（西安碑林》和《泉男生墓志》（民国初年于洛阳出土，现藏于河南省图书馆）。

欧阳氏父子师法二王，兼取别家之长，并自成一家，宋代的周越在《法书苑》中说欧阳氏父子的书法是“蝉联起伏，凝结遒耸，裁萧永之柔糯，拉羲献之筋髓，比之诸势，出于自得”，在书法史上，欧阳询和欧阳通被并称为“大小欧”。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会稽余姚人。

自小笃志勤勉，曾与其兄虞世基一同师从当时的著名学者、擅长文字学和书法的顾野王。

在其年幼时曾以王羲之的后代智永为师，得王氏衣钵之传承。

虞世南深受唐太宗的信任，曾被称赞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并历任秦府将军、弘文馆学士。

他曾奉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并因书《孔子庙堂碑》得太宗赏赐王羲之曾佩戴的“右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

后人对他的书法评价为姿荣秀出，韵度不凡，清朗潇洒如玉树临风，且气力内沉，圆穆凝重。

《宣和书谱》在卷八《行书二·唐》中曾说：“世南作字，不择纸笔皆能如志，立意沈粹，若登太华，百盘九折，委屈而入杳冥”。

当时虞世南和欧阳询都以书法著称于世，难分伯仲，后人以两家在运笔之轻重缓急上的差异为两种相互对立的风格，并以虞世南为南派，欧阳询为北派。

在谈到这两家风格的比较时，张怀瓘在《书断》卷中的《妙品》中评价道：“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

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

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在唐初四家中，褚遂良和薛稷较欧、虞稍晚，并深受欧、虞二人书法变革的影响。

褚遂良（596—658或659）字登善，钱塘人，其父命褚亮，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并与欧阳询是好友。

他与长孙无忌同为太宗顾命托孤的重臣。

褚遂良有着很深的书法造诣，尤工隶书，深受欧阳询的器重。

他的书法柔劲险媚，法则文雅，与欧阳询的严峻清刚相异趣。

他早期的楷书作品如《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隶意犹存，明显受到欧阳询和虞世南的影响。

明代鉴藏家王世贞跋北宋精拓本云：“考褚公以贞观十六年书时，尚刻意信本[欧阳询]，而微参以分隶法，最为端雅饶古意。

”到了中年以后，褚遂良在欧、虞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结笔的宽绰和用笔的从容，体现出婉约华美的媚趣。

张怀瓘在《书断》卷中的《妙品》中评价道：“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

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琐……”《房玄龄碑》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薛稷（649—713）为名臣魏征的外孙，其书得欧、虞、褚等遗法，而更近于褚。

他的书法瘦劲妍美，在风格上有所创新，惜除碑刻外，其书法作品传世极少。

事实上，除了唐初四家外，钟绍京、陆柬之、王之敬等也是这一时期知名的书法家，但很多初唐的书法高手已被埋没。

(二)、中唐时期1、草书的代表——张旭和怀素唐代的草书以狂草最为出色，唐代的狂草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纯情任性、奔放自由的风格，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兴到笔随、由心所欲。

唐代狂草最杰出的代表是张旭与怀素。

人称张旭之狂草为“颠”，而称怀素狂草为“醉”，因此将二人并称为“颠张醉素”。

但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以张旭和怀素为标志的唐代狂草虽“醉”却能做到“醉不失态”；虽“颠”却又“颠不越度”，处处都能体现出书法艺术所必不可少的规矩与法度。

《宣和书谱》言张旭之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划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

而赵孟俯在《怀素论书帖跋》中言“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

因此，很多人认为，唐代狂草所不可及之处，不但在其狂，而且在其“狂而有法、狂不逾矩”，这是在森严整肃的法度之内，而出之以最大限度的狂放不羁的成功范例。

相比之下，后世之草书虽亦有“狂”，但只狂于其表，却失去了那种狂于筋骨的淋漓，显然无法望颠张醉素之项背。

所以说，以张旭和怀素为代表的唐代狂草是以意为主的法与意的完美结合。

2、一代真书宗匠——颜真卿颜真卿字清臣，是北齐颜之推的后裔，颜家历代都是著名学者，尤以善书知名。

颜真卿初学褚遂良，后又师张旭笔法，最终创立了在书法界万世流芳的“颜体”字。

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赞道“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他的颜体字气势磅礴，充分体现在结体的“匀称平稳、宽博恢宏、堂正大度、气息充沛”和用笔的“凝重而又不掩锋芒，精神风度附于单纯朴素中”之上。

这与王羲之书法的萧散抒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为盛唐时期真书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