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利益论民法中的客

论民法中的客体利益麻昌华、李明、刘引玲虽然，利益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在理论上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客体利益，学者们却从来没有系统地论述过。

本文不揣冒昧，拟对此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利益客体的法理学基础虽然，对客体含义的认识是认识客体制度的基础，但理论上对客体争论的焦点却不在于此，而在于对客体范围的认识上。

同民法中的其它理论一样，人们对客体范围的认识，最初也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的。

这种影响的直接体现，就是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具体体现为物、行为、智力成果等。

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增多，新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断涌现，物、行为、智力成果都无法充当这些法律关系的客体，于是才引起人们对客体范围的反思。

讨论中，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之为苏联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

前述所称的“物、行为、智力成果等”即为苏联说。

行为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单纯的物或行为都不能概括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如果把物和行为都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则高度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没有高度抽象的客体概念与之相对应，所以应当把物和行为综合起来，把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表述为“体现一定物质利益的行为。

” [1]这种观点把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看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认识到了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抽象性，有利于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

但是，它却把客体最终落脚点集中到“行为”之上，就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现象了。

像人身权关系中的客体，行为就无法解释;物权关系的客体，也不能用行为来承担。

因为这时义务主体的义务仅为不作为，其不作为所指向的对象就不可能是行为本身。

另一方面，在债的关系中，似乎可以把行为作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但法律却无法据此对该关系中的权利加以保护。

因为保护民事权利的目的，就是要使该权利所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得以正常地发展，当该民事法律关系受破坏时，就是该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

法律对该破坏行为的制裁，主要是对行为人施以损害赔偿的后果。

责任后果的实施有赖于对权利损害的确定，确定权利损害的程度却要通过对权利客体的量化来完成。

社会关系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既不是物，也不是行为，而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具体的物质条件依据(如物、行为、非财产利益等)。

某一特定的物质条件，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但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2]甚至更为直接地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被法律所确认并加以调整的社会关系。

” [3]且不说这种观点混淆了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法律调整的客体、法律关系中主客体的对应关系， [4]就其所阐述的客体理论的内在逻辑而言，也是相互矛盾的。

固然，法律关系是由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但不管是否被法律所调整，其始终是社会关系的一种。

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社会关系，等于说社会关系的客体是社会关系，这无论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客体来理解，还是从法律意义上的客体来理解，都是难以成立的。

这一矛盾的存在，必然导致其所阐述的理论体系的混乱。

该文在说明客体的客观性时所遵循的逻辑，正是这种混乱的体现。

作者认为，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社会关系的客观性“是法律关系主体在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时形成的。

” [5]以此认识，给人的印象就是：法律关系是先有内容后有客体，内容(即权利义务)在被主体实施时，形成了客体。

我们不仅要问，没有客体的权利义务是如何存在的?在主体行使权利义务而产生客体之前，该权利义务所在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客体又是什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观点虽在所有理由上均难以成立，但它在我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对客体范围的认识，首先离不开客体所赖以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其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在法律产生初期，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比较简单、单一，财产流转关系仅涉及与生活相关的有形物的流转。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新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也不断出现。

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产权、股票交易等，在罗马法时期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仅以几种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来代表全部民事法律关系是不可能的。

同样，以几种具体要素来充当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认识也是不现实的。

与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对应，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是一个抽象统一的概念，只有如此，才能适应新型民事法律关系不断涌现的现实。

民事法律关系设立的目的，是为主体权利义务的行使提供一个可供遵循的规范。

人们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认识是以权利义务为基点的。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可以单独存在，客体亦可单独存在，而权利义务却一定是主体的权利义务，它不可能脱离主体而单独存在。

权利义务是两个相互对应的范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任何权利的存在都意味着义务的存在。

马克思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的论断，正是权利义务对应关系的真实写照。

因此，对权利的探讨也就意味着同时探讨了义务。

权利的本质也就意味着义务的本质，权利追寻的目的也就是义务追寻的目的。

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理论上众说纷纭。

其中，主张利益论的观点，认为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权利乃法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

[6]我们撇开其认识基点的正确与否不谈，却不得不承认它看到了权利与利益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客观存在。

事实上，利益不是权利的基础，而是权利的目的，任何权利的设立都是为获取某种利益提供条件。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7]作为“人们奋斗”表现之一的权利的存在也不例外。

义务是权利的对应物，以不利益的形式出现。

但这种不利益是以另一方面的利益为前提的，不利益的最终目的也只能是利益。

因此，利益是权利的最终目的，也是义务的最终目的。

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也是对立的。

正因为其对立，在运行中两者才可能产生交叉。

而其交叉点，正是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范畴的共同之处。

由于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其直接指向不可能相同，因而其交叉点不可能是各自的直接指向，即各自的标的。

在对应性权利义务关系中，从权利角度来说，其设立目的和行使目的，均是以直接指向为中介的利益。

从义务角度来说，其设立目的虽也是指向利益，但该利益是与权利主体的对价义务所指向的利益相同，而与权利主体的权利所指向的利益不同。

仅从对应性权利义务关系而言，义务的设立是必然的，目的是为权利主体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的实现。

虽然这种利益的实现也意味着义务主体的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但这种实现的利益是存在于另一对应权利义务关系之中的。

就对应性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权利的直接指向和目的指向均是义务的直接指向和目的指向，其直接指向是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间接指向是利益本身。

权利义务的交叉点就是利益和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多个对应性权利义务关系共存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对其指向的考查，即可通过权利主体的权利与权利、权利与义务指向之间的关系来进行。

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目的指向取决于主要权利义务关系的目的指向，主要权利义务的目的指向其实又取决于该关系中权利的目的指向。

由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不同权利的直接指向是不同的，这系不同权利有不同行使方式所使。

权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直接指向也是不同的，然此乃由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不同所决定。

只有在其目的指向上相同。

权利的目的指向为利益，该权利对应的义务与其共同的指向也是该利益;以该权利义务关系为主要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目的指向也是这一利益。

因此，只有利益，才可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中所有权利义务的目的指向，只有利益，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利益，并不是抽象无区别的利益。

由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种类不同，其所指向的利益也不同。

客体利益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具体形式来表现的。

客体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取决于该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要权利的直接指向。

不同的民事权利，直接指向不同，因而决定的目的指向的利益也不同。

传统民法对客体范围认识上的物、行为、智力成果等，都是客体利益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

这些具体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会无限增多，以有限的几种因素来说明客体范围的无限性，显然是无法穷尽的。

理论上对客体认识的种种错误，多源于此。

在我们上文的论述中，始终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对于特定民事法律关系而言，作为其客体的利益是单一的，特定的，而不是抽象无物的利益，也不是几个不同的利益。

在包含有几组不同的对应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作为客体的具体利益，是由主要的对应权利义务所决定的;作为对应权利义务关系中的利益，是由权利主体的利益反映出来的。

在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时，要避免将指向客体的权利和义务理解为全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将适应权利义务关系中的利益客体，理解为权利主体的利益和义务主体的利益。

事实上，人们在长期讨论的过程中，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利益的存在。

“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基于能够满足主体利益需要的一定对象产生的。

这一对象自然也就是主体活动的目标，是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 [8]这一论述其实已认识到了利益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了。

遗憾的是，在进一步深化客体认识时，却将有限的几种利益表现形式和非利益表现形式当作利益本身，最终偏离了其对客体因素的正确认识而未能跳出传统客体理论的局限，因而将民事法律关系客体落脚在“物、劳务或其他行为、智力成果、其它如生命健康、名誉等。

” [9]对客体认识错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客体作用的忽视。

当人们在论及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时，似乎仅仅将客体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构成要素，客体理论仅仅是从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因而，对于诸如什么是客体、客体范围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了。

理论发展的匮乏可想而知。

事实上，客体理论在民事法律关系制度中，是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的。

对客体的认识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更重要的是为法律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提供操作上的可能。

我们知道，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主要是通过民事责任来实现的，民事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损害赔偿的责任。

损害赔偿归根到底是对权利侵害所造成的妨害的排除及损失的补偿。

[10]这种损害其实是对客体的损害，而赔偿的公正合理性取决于对损害量化的科学性。

因此，若以不可捉摸的因素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势必造成权利客体的不可捉摸而难以物化和量化。

从而，民法对该项权利的保护也就无从着手，此项权利制度确立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了。

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最初所遇到的技术上的障碍及道德上的障碍，归根到底是由于对被侵害的权利客体认识的错误所造成的。

其它许多民事法律制度的难以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现有客体理论的缺陷，虽是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客体的难以量化。

就前面提到的行为说而言，虽可从行为体现的利益上对之进行量化，但却无法解释诸如人身权关系的客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