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是如何从自然哲学中脱胎出来的and黄禹锡事件

近代科学是如何从自然哲学中脱胎出来的

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主要是思考人面对的自然界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人造自然和原生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等。在人类自觉地运用经验对有关自然知识进行检验或自觉运用这些自然知识之前,科学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包容在自然哲学中。

早期自然哲学家们以世界的本原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摒弃了希腊神话的传统思维模式，试图以自然来说明自然。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之本原。但是由于这个时期的自然哲学建立在粗糙的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致使它的问题是哲学的而其内容却是科学的，但又缺少科学实验理论和手段的支持和验证，所以他们的思想较为朴素，不能称之为普遍必然的知识。

近代自然科学是以天文学领域的革命为开端的。在西方，通过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托勒密等人的研究，已经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体系。

文艺复兴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一种天文学的新理论--日心说。1543年，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这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主要标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辉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在天体力学中，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1632年，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系统论述了牛顿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定律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把天上的和地上的物体运动概括在一个理论之中。这是人类认识史上对自然规律的第一次理论性的概括和综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知识的结晶,那么,关于自然知识结晶的当然就是自然哲学。科学史上,自然哲学既是科学的先行者,也是促使科学诞生的温床和土壤。刚刚脱胎于自然哲学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基本上仍沿用自然哲学所运用的直观、猜测和思辨的方法对各自的研究对象进行探索,因此,古代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自然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或划分标准仅仅在于,前者属于在人类经验的范围内无法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形而上学”,而后者属于可用人类经验来检验其正误的“实证知识”。这样一来,科学就作为实证知识与作为思辨知识的自然哲学分道扬镶了。

黄禹锡事件

黄禹锡造假不是孤立的事件，仅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看，就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使得黄禹锡造假亦有多层面的生存土壤。

一是韩国现代社会急功近利伦理文化的影响。在从事其科学研究事业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急于在人类胚胎干细胞领域的研究中成为世界第一的雄心，使得他为了让自己的科研成果更快地获得国际认可而铤而走险。

二是道德形象的重压。黄禹锡身上笼罩着太多的道德光环，他是“克隆之父”、是“民族英雄”、是韩国首位“最高科学家”称号获得者。黄禹锡作为一个科学家被其民族寄予了太大、太高的期望，以至于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即便是造假，也要维护自己近乎神圣的道德形象。

三是科学研究中伦理监督的缺失。对黄禹锡所进行的胚胎干细胞研究，韩国政界、经济界以及新闻媒体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这样的支持是缺少伦理审查和监督的。因此，黄禹锡造假丑闻，从行为主体上看，是他个人的问题，但韩国政界、经济界以及新闻媒体的一系列非理性举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个缺少伦理监督的社会环境中，如果科学家不能严格自律，在巨大的利益和荣誉面前，科研活动中的造假行为就难以避免。

四是职业操守的淡漠。科学家这一职业，除了要承担一般人的普通义务之外，还负有特殊的、比一般人更大的社会责任。那种认为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忽视手段的正当性乃至不择手段的观念和做法，不仅仅会给科学家自身带来道德危机，而且还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灾难。黄禹锡事件为所有科学家敲响了职业操守的警钟。

同时，从黄禹锡事件中我们也能窥视到科技竞争背后的经济利益政治因素。在黄禹锡落马之后，世界干细胞研究却进入了新阶段。当年他即将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科学》对待争议论文和撤稿措施，一贯相当慎重。然而，距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科学》杂志便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这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在黄禹锡事件中，在西方话语权的强势进攻之下，韩国多少显得有些“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