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柳下惠礼节与董仲舒“义利”论

国学柳下惠礼节与董仲舒“义利”论

柳下惠是我国春秋鲁国大夫。任士师(掌管刑狱的官)时三次被黜。是古代清高廉洁之士。汉杨雄法言渊博骞：“其为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兴？”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董仲舒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今文经学家，中国古代文化第二圣人。在中华民族灿若群星的思想家们中间，董仲舒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后人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和“义利”论等思想颇有争议，他既青史留名，又受到批判，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较大影响，对后世社会的发展也产生较大影响。董仲舒在柳下惠去世400多年后又继承他的礼节及其学说，发展了儒学，形成了董仲舒的义利观。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柳下惠重礼节的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今重点就董子上述观点微言论次如下。

一、董的仁义之分思想

仁、义问题是古代思想家关心的问题。在董仲舒以前，对仁的论述以对义的

论述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内容多有交叉，自董仲舒始，才对仁、义的具体内容进行明确区分。

董仲舒生在西汉社会中期，虽然经过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恢复，但政治、生活并未安定下来，诸侯叛乱时有发生，统治者便开始注意到儒家思想。他们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改严刑峻法，在政治、经济乃至学术上，允许各家各派发表不同观点。武帝时期，招贤纳良，举文人学士百数就“大道之要”提出“策问”。董仲舒传授经典主要是解释《春秋》，借鉴历史经验，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提出合理的措施。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春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于人与我的问题，也就是仁与义的问题。他说：“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也就是说，用施仁爱于别人的仁来对待自己，而用纠正自己的义来要求别人，背理而行，那么就很少有不出乱子的。西汉以前的社会之所以战乱不已，是由于统治者“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正是基于此，为避免混乱局面的出现，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稳定与国家的安定，他提醒统治者要做到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以防止出现以仁待己，以义设人

的社会风气，使国家出现安定的局面。

孔子提出，仁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达到仁是人生的最高理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以爱人作为仁的主要内容，并要求爱人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就是行为所遵循的准则。张岱年先生认为，仁是人生最高的当然准则，依义而行，实即依仁而行。

孟子认为人皆有所爱，但仁者应把爱心加以推广，施及他所不爱的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在和义作比较时，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他认为仁是人的内心应有的态度，是人的心理活动，符合准则的去做，不符合准则的不去做，这就是仁；义是仁的表现，是按应遵循的准则所采取的行动，人们的行为符合准则就是义，人们的行为不符合准则就是不义，要遵循准则办事。

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

“仁者人也，义者我也。”

“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董仲舒在仁和义这两种道德规范的关系上，设计完整的理论论述结构。他认为仁是对施仁爱于别人而言的，义是对要求自己而言的。对别人要多施以爱心，对自己要严格要求。相反，对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行为不端正，虽然纠正别人，他的行为不合乎义；别人不能得到他的爱，他的行为也不合乎仁。对别人要做到仁、义。

董仲舒说：“昔者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然而不得为淑人者，不爱人也。”他又说：“《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盖爱独及其身者也。”“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有爱，奚足谓仁？”晋灵公为了改善饮食竟杀死了他的厨师，为了自己心理愉快，竟用弹丸射大夫来取乐，董仲舒认为这种行为虽然并不是不爱自己，却是不爱别人的行为，所以不能算是好人，因而也就谈不上仁。同样，他认为《春秋》没有说哪一个国家讨伐梁国，而说梁国灭亡，就是因为梁国国君是个只爱自己的人。他认为仁不仅要爱自己，更重要的是爱别人，只有这样，《春秋》才给予赞许，才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董仲舒说：“虽有乱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谓义？潞子之于诸侯，无所能正，《春秋》予之有义，其身正也。”董仲舒认为，即使能纠正别人的错误，但自己行为不端正，仍不能说这种行为合乎义。楚灵王讨伐陈国蔡国的乱贼，齐桓公因受骗而逮捕袁涛涂，吴国国君阖庐能够公正处理楚国攻打蔡国的事件，所有这些都虽然能够去纠正别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自己行为不端正，可潞国国君有心为善，虽然不能纠正诸侯而被晋国消灭，但《春秋》称赞他的行为合乎义。

董仲舒对仁和义进行了根本区分，总结出仁义之分思想的最根本内容：“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强调“仁谓往，义谓来”。所谓“仁谓往”，就是说仁是施仁爱于别人的，所谓“义谓来”就是说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也就是他所说的仁者爱人，义者正我，两者不能颠倒。董仲舒说“仁大远，义大近”，就是说，施仁爱于别人越远越达到仁，“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而义是对待自己的，越严格要求自己越能达到义。董仲舒又说：“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爱及四夷者才能为王，爱及诸侯者只能为霸，爱及旁侧者危险，仅爱独身者就要灭亡了。

董仲舒强调仁义之分的重要意义。他说：“仁义之处可无论乎？夫目不视弗见，心弗论不得。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虽有圣人之至道，弗论不知其义也。”对仁义之分思想也应当认真地去思索、去体味并加以实施。

二、利与义的关系

利与义的关系，是儒家热烈讨论的问题。董仲舒对这个问题阐发了“义利两有”的观点。

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但义又是重于利的，“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董仲舒要求人们在生活中重义轻利，确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取向；在满足人们适当物质利益要求的前提下，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以仁义之道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他说：“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即对受教育者利的欲求，应予以满足，但将“欲”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培养人民敦朴之义，但又不以义灭欲。惟此，才是“君道得”、“仁义兴”的根本所在。对这种教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