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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政治风险及防范一、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概述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是指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由于东道国国内政治原因,如政局的变化、政权的更替、政府法令和决定的颁布实施,以及种族和宗教冲突、叛乱、战争等引起社会动荡的政治事件给跨国经营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政治风险影响面大、破坏力强,具有突发性和高度的复杂性,这种风险一旦发生,投资者常常素手无策,即使是政治强势,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很难幸免,因而如何防范海外投资中存在的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

二、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种类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从传统上来划分,包括征收或国有化、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性暴力事件和政府违约风险。

(一)征收或国有化风险。

一般来讲,征收是东道国对外来投资者实行强行征用、没收、国有化、扣押等行为,致使投资者无法建立或经营项目企业,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

近几年,由于能源危机的恐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国有化浪潮正在掀起。

蚕食性征收风险也日益突出,表现为不适当的独断性征税、限制汇款、禁止解雇、拒绝批准出口原材料等。

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动辄以华商对俄出口“灰色清关”为由查抄大批华商货物。

(二)汇兑限制风险。

也称转移风险,是指东道国由于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等移至东道国外的风险。

在某些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较快、较彻底,且国内资本市场过热,或外债负担较重,其爆发货币金融危机的几率就较高,转移风险也较大。

(三)战争和政治性暴力事件。

指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境内发生的革命、内战、叛乱、暴乱和政治性的大规模骚乱及恐怖活动致使外商及其资产蒙受重大损失,直至无法持续经营。

战争及政治暴力性事件在给当事的海外投资者带来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给希望到这些目标市场国开展投资活动的其他企业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四)政府违约。

政府违约指东道国政府非法解除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或者违反、不履行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义务的行为。

企业到海外投资,如果轻信政府,将决策完全建立在有关担保和优惠政策上,而不是基于科学合理的可行性研究,就容易遭受违约风险的影响。

对于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来说,复杂的政治形势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应对。

三、国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措施政治风险作为非市场性的风险,直接影响海外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及实施。

在当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尤其要重视和加强对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的评价及防范研究。

(一)加强风险评价与预测。

许多发达国家均设立了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专业服务机构,海外投资企业可参考这些数据以确定投资区位、投资方式和投资规模。

此外,企业自身也需要一个专门的海外投资评估机构,对拟投资东道国进行全方位的、科学权威的风险评估,分析判定有关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以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

(二)签订投资谈判协议。

企业在海外投资前,和东道国政府签订投资谈判协议是防范政治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

投资协议应尽可能明确规定海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应该包括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一些领域,如保护中国公民免受恐怖主义威胁、东道国政策稳定性保证、转移价格的制定依据、向第三国出口产品的权利、建立社会公共项目的义务、原材料及零部件的当地来源与进口比例的规定、职员雇佣制度的制定、劳动纠纷仲裁条款以及有计划放弃投资条款等。

(三)风险规避策略。

对于宏观、微观层面分析均呈现政治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风险控制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投资,寻求新的投资机会。

其实政治风险无处不在,绝对避免风险是不可能的,因而采取各类风险规避策略对于海外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风险分散策略。

包括投资客体、主体分散化和投资形式多样化。

将资金和物资分别投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产品。

不同地区子公司高度分工,通过相互协作生产来完成整套工序;尽量考虑合资经营,分散投资主体,将一部分政治风险转移给东道国利益集团;当直接投资受到某种政治风险的威胁时,可以转化其投资形式,如直接投资转换间接投资,将股权投资转化为债券投资等。

(五)控制策略。

海外企业首先要控制关键技术和工序。

最好是要取得对商标、关键技术和市场等核心要素的控制权。

其次要控制产品的分销渠道及运输工具。

利用外资的销售渠道来扩大本国产品出口是东道国引人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

海外投资企业可将自己的分销渠道或手段分散化,并控制穿越国界的石油管道、油轮及铁路。

(六)投保策略。

对政治风险较大的海外投资项目,投资企业最好能够购买海外投资保险来转移风险。

这样,一旦海外投资项目遭受了政治风险损失,投资企业便可以获得保险补偿。

企业在开始海外投资前,必须综合权衡投保机构、保险种类和保险费率等多方面因素,以使企业海外投资效率最大化。

(七)补救策略。

政治风险不可避免时,最重要的是采取补救措施。

首先应进行谈判补救,运用一些政治战术阐明利弊或做出让步。

其次可寻求法律补救措施,提出索赔。

最后撤资、寻求残值收入无疑是唯一的选择,尽量使海外企业所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总之,海外投资的企业应如何规避政治风险发生方面下足功夫,当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发生时,企业要积极采取缓解策略来尽可能的降低和弥补损失。

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问题是当前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要素保障我国海外投资顺利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理论家和实务界都应多加关注和研究。

一、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类别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行为而对在当地经营的国际企业及其经济利益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

由于政治风险往往是由于该国政府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如国有化，或者与政府有关的因素导致的政治动荡，如武装冲突，因此该类风险的不确定性、后果的严重性和应对措施的可选择性都明显有别于一般性的市场因素的商业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面临政治风险，按其表现形式主要可分为并购禁止、限制性政策和财产性剥夺三类。

（一）并购禁止并购阻止系指在以并购形式开展的海外交易模式下，东道国政府以特定政令的形式禁止该项并购，而最为通常的理由则是“国家安全”考虑，因为国家安全的界定永远是个弹性标准。

作为开创“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先河的美国，其立法明确授权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禁止任何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外资对美国企业的并购交易，而且可以不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的重大并购交易中屡次遭到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的禁止。

1990年2月，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援引《埃克森一佛罗里奥修正案》，要求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限期退出收购美国MSMCO航空公司的交易；2005年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拟收购洛杉矶长滩废弃码头的交易也因为“国家安全”问题而被迫搁浅；李嘉诚的和黄公司与新加坡科技电信媒体集团联合收购美国环球电讯的协议虽然早在2002年1月就获得了美国破产法院的批准，但美国国防部、司法部、商务部及外国投资委员会却以该交易妨碍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批谁，迫使和黄公司于2003年4月末撤回收购计划。

（二）限制性政策限制性政策系指东道国允许外资企业保留其投资利益的所有权，但与此同时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设置的种种障碍。

限制性政策是最为常见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壁垒、企业用汇管制、外资税收政策、国内劳工待遇等方面。

发达国家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和政治性压力，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主义思维也很普遍，通常是以环保、产品安全为名设置进入壁垒、技术壁垒或带歧视性的知识产权制度等，这都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困难。

深受大国政治影响的外汇汇率的波动极有可能导致投资方在投资或者收购时遭受严重汇兑损失，从而对财务状况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性存在劳动力市场及其规则运作体系不完善、不透明或者易受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劳动力队伍不稳定，极易出现劳资纠纷。

另外，世界上不少国家仍对来自别国的国有企业投资实施额外的限制。

主要形式是禁止外国政府或其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特别是对金融、电信、能源等具有战略重要性部门的投资）、限制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或者要求外国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投资必须遵循额外的法规或规定等。

（三）财产性剥夺财产性剥夺是指东道国政府对跨国经营企业的当地资产实行征用或国有化。

按照国际法原理，国有化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但它必须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给予被征收企业的投资者及时的补偿。

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充分、有效和及时的补偿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

东道国政府采取国有化、没收财产、占用等手段会给跨国企业及财产造成巨额损失。

1997年，阿根廷德钦集团斥资23亿美元通过竞标取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钢铁公司60%的控股权，因未能与委内瑞拉政府达成奥里诺科钢铁公司国有化协议，委方宣布接管该钢铁公司的控制权。

因此，对于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较多、拥有较多没收历史的国家和地区，如智利、秘鲁、坦桑尼亚、印尼、赞比亚、苏丹、阿根廷、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要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警惕，以免仓促面对突发事件而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除以上所列的东道国存在的政治风险外，还可能存在第三国干预风险。

第三国干预风险是指除了东道国、资本母国之外的第三国，因其针对东道国发动战争、封锁、禁运等行为而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利益遭受损失或威胁。

这也是新近较为频发的一种风险，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霸权主义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直接影响，主要发生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投资合作领域。

国际投资合作的双方中如有一方被第三国视为现实或潜在的敌对国家，那么这种投资、贸易往来就有遭遇第三国干预的风险。

中国企业面对的第三国干预风险包括两类：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这种风险目前主要来自美国。

如果企业与伊朗、苏丹、朝鲜等美国列举的所谓“邪恶轴心国”开展经济往来，就有可能面临这项风险，其潜在损失包括：遭受因针对东道国经济封锁的连带性损失、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不能在美国融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不得进入美国等。

另一类第三国干预风险则并非由第三国直接采取制裁行动，而是在第三国干预行为的压力或引诱下，东道国政府违约的风险，如日本对中俄石油管道工程的搅局，至今负面效应犹存。

二、以国家安全威胁为典型的政治风险分析2007年9月底，中国通讯设备业知名企业华为公司，联合美国私募资本公司贝恩资本（Bain Capital）以22亿美元并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

作为交易内容的一部分，华为将获得3Com少数股份，并与3Com建立商业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反对，贝恩与华为联手收购3Ccm的方案必须经过重大修改才可能通过，而美国政府否决的主要原因就是针对华为。

最终，这个备受关注的收购案被迫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