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度事件

1864年度事件：太平天国运动落幕
1864年6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下帷幕，一种“反传统”的意识形态归于失败。

个中原因，后世总结颇多。

但最关键之处却极少被人提及——导致天国由顶点急速坠落的“天京事变”背后，是一场赤裸裸的披着权力斗争外衣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宗教领袖洪秀全与世俗领袖杨秀清之间的血腥内斗，有着极复杂的内涵和极深刻的教训。

洪秀全本只是个纯粹的“精神领袖”
洪秀全在1864年6月死于困城南京。

一个月后，曾国藩把他从地下挖掘出来，所看到的是：“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胯肉犹未脱”。

此后一个多世纪，这位“天国之子”在史书中的形象一直诡异地摇摆于妖魔、伟人、神棍之间。

他的“天国”，也不断摇摆于“伟大农民起义”和“极端邪教集团”之间。

这种“天上人间”式的标签暴力，其实不过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历史长期做暴戾化处理的结果——孙中山自号“洪秀全第二”时，对“天国”的史料丝毫没有接触；苏曼殊刊布《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时，同样对石达开一无所知。

习惯于借历史之峥嵘，浇时事之块垒的结果，是历史的本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脸谱化、标签化。

天国亡于洪秀全。

但追溯起来，洪并不是天国的创造者。

《李秀成自述》里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换言之，“开国者”，冯云山也。

1844年，冯云山囊空如洗进入紫荆山，三年后，当地信徒已达2000余人。

期间，被冯云山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

直到金田起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众面前露面。

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实为天国高层共识。

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日常事务。

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

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们妥协。

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则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

但一把手洪秀全实际上从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大权。

日后出师北伐，檄文《奉天讨胡檄》上，居然也只用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

换言之，洪只是“虚君”。

进入南京城，洪一头扎进深宫寻欢作乐，不坐朝，也不处理政务。

后世对此颇有指责，但洪作为“虚君”，作为“精神领袖”，并无政务可以处理，也是事实。

天国这种诡异的权力格局，给清廷情报人员造成了极大的迷惑，他们报告说：“其实不存在洪秀全这么个人，喜庆节日大殿上坐着的，只是个木偶。

”（《贼情汇纂》）——这是思维惯势使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宗教起事，但其精神领袖多非活人，像元末明教，精神领袖是弥勒佛。

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是一尊供在香烛间的木偶，也合情合理。

但是，洪秀全并不甘心只做“精神领袖”；杨秀清们也不可能让洪真的拥有“精神领袖”的实质号召力。

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和洪秀全不同，冯对阐释钻研教义不感兴趣，利用宗教起事只是一种手段，远在广东、能力平庸的洪秀全被其借用作为教主，有明确的现实目的：一则，可以增加神秘性吸引教众；二则，可以借广东教会的势力威吓当地官府。

金田起事之后，冯云山承认了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杨在1848年春以“上帝附体”方式发言，从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但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杨的把戏同样是实用性的，与宗教无关。

实用派、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的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之间的比重——
偶像派宗教领袖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的支持之后，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和萧朝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极端，杨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杨、萧等人实无真的宗教信仰，当年冯云山运动他们入伙，即丝毫不曾提及宗教。

因此，太平军内部，在宗教领袖洪秀全和军事领袖杨秀清等人之间出现路线之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路线之争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

进入武昌后，杨秀清曾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庙。

这显然会让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相当尴尬。

由此，也就开启了杨秀清所主导的儒家路线与洪秀全所主导的上帝教路线之争。

这场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其实是世俗权力之争的延伸。

缺失了军政事务决策权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后，便只能将精力转注于宗教领域。

作为精神领袖，操纵意识形态是洪秀全对付杨秀清最后的杀手锏。

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当时
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

“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控制变本加厉。

经其批准，天国于1853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

这一举措随即被曾国藩充分利用，在1854年正月发表的《讨粤匪檄》里，曾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底层民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严厉的排他性，更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阻力。

杨的反弹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

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

”（《贼情汇纂》卷十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

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实际上是敲打洪秀全，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满。

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

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

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父”再度下凡，指示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

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

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

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

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

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

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

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

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

”（《天父天兄圣旨》，第102—103页）
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商量的余地，杨秀清借天父之口，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

杨的威吓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

斗争并未终结。

具体的过程不再重要，结局是：1856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血洗了杨秀清和他的东王府势力。

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

但正如杨秀清所评价的那样，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视是致命的——
结语：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
1864年，南京城破前夕，洪秀全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洪秀全未必不知道“上帝教”已然破产，但他的权力基础完全建筑于此，自然决定了他无法像早期的冯云山、中期的杨秀清、以及晚期的李秀成那般，从现实出发，重新与儒家意识形态达成和解甚至合作。

洪很明白，对传统秩序的批判愈极端，他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在与杨秀清等世俗领袖的斗争中占据优势。

临终之际的洪教主仍念念不忘他的“天父天兄”，不是因为死不悔改，而是因为：一旦否认了这些，洪本人的生命和权力，也都将失去依托。

或许，天国的悲剧从他们起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他们错误地在尘世给自己找了一个“宗教偶像”，一个“精神领袖”，此后10余年，这位“精神领袖”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天国回归常识，回归传统秩序，相反，日趋一日地将天国拖入了邪教的泥潭
1864年度言论：戈登称其围剿太平天国是悲悯中国百姓之涂炭
戈登拒绝清廷赏赐黄马褂
“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

鄙人非卖剑客也。

”
常胜军统帅戈登在攻克常州后拒绝了清廷赏赐的一万两白银。

李鸿章在苏州背信杀死太平军降将，身为中间人的戈登深感耻辱，本想拒绝清廷的所有封赏。

后经各方极力游说，保留了勋章和黄马褂。

总理衙门官员子弟不知台湾何在
“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

据官史记载，这位不知台湾在何方的公子的父亲斌椿大人，很快就将"挺身而出"接受了总理衙门的派遣赴欧游历，临行之际慷慨赋诗：“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
李鸿章建议学习外国利器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机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
李鸿章给恭亲王写信建议学习外国利器.洪秀全自杀次日,总理衙门就此专门开会讨论。

洪秀全《天父诗》
洪秀全《天父诗》第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洪秀全《天父诗》第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

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打该。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洪秀全《天父诗》第二十四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

一眼看见心亮起，薄福娘娘该打死。

洪秀全《天父诗》第三十七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洪秀全《天父诗》第三百七十八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资料来源：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出版；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武《太平天国史迹真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

1865年度事件：自强运动领袖奕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
恭亲王亦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是1865年帝国最大的政治事件——4月1日，（旧历三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责备恭亲王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恭亲王不服：“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恭亲王久跪，忽起立，慈禧太后大呼，言恭王欲打她。

宦者趋恭王出。

（《同治实录·卷132》）
恭亲王奕訢和他所领导的总理衙门，在上述描述中似乎代表着清廷满洲既得利益集团内的开明派，作为晚清绵延数十年的改革——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领导机构，已经打破了满汉分歧。

但历史的真相则是：恰恰因为恭亲王等清廷高层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才导致了晚清自强运动这场耗时最长的改革最终彻底流产。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

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

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

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弃满洲本业矣。

”
满洲本位标志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

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

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

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

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
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

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

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又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

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

但是，清廷对吴健彰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

结果，吴被清廷以涉嫌“通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通外养敌”，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

因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

吴若真的“通外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

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念在作怪。

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

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满洲本位标志二：同文馆学员选拔压制汉人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

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

”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

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

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

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
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

同治七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

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

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

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

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

……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

”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发。

满洲本位标志三：阻碍汉军绿营近代化转轨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之手，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

作为晚清耗时最长、辐射面最广的改革，自强运动中，学习外国军事不单单只是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同时还有另一层意义所在：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逐步打压和消弭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军事上的满汉之分，从清廷早年创设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就已经开始。

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则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绿营只允许使用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绿营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绿营则有如劳工等等，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谈及八旗兵的薪饷高于绿营兵太多，这是旧例，自强运动中无意革新而已。

真正体现出自强运动中军事革新的满洲本位观念的，是选派军事人员赴外国接受训练的出身人数比例。

按照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

但在自强运动中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却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在军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样坚持满汉区别对待。

同治三年（1860年），恭亲王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称：“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

”八旗之外的绿营，则严禁染指这些新技术。

最让人心冷的，是这种满汉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体现在民生层面时。

咸丰八年（1858年）9月，广东省城遭到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的一道奏折使人极
为寒心，柏贵在奏折里说：“粤东省城骤造夷乱，当时在城百姓，除搬迁外，尚有穷民数万。

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

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

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结语：李鸿章的问题——“也许是个汉人？”
1900年，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

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李鸿章的这一问，道尽了这位洋务、维新老臣内心的万般苦楚；也道尽了晚清改革永不能成功的终极密码。

1865年度言论：赫德《局外旁观论》
赫德的使命感：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
1865年5月30日的日记里，赫德谈到他想要将古老的中国推入近代文明国家的强烈“使命感”，他说道：“我看到我所提议的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始终留心，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与此同时，我必须努力，为这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

这些工作可能给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

”（《赫德日记》1865年5月30日）
《局外旁观论》：清廷官僚体系无可救药
赫德于1865年9月18日向总理衙门呈递了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前途的观察和建议，名曰《局外旁观论》。

其中谈及清廷官僚系统，赫德评价：“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

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

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

”在赫德看来，自中央到地方，清廷的官僚系统已经彻底糜烂。

（《局外旁观论》）
《局外旁观论》：清廷传统军队已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