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厄运》:密闭空间营造的家庭伦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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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厄运》:密闭空间营造的家庭伦理恐惧
作者:任雨田
来源:《艺苑》2018年第06期
【摘要】作为在2018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观众与业内人士口碑双赢的恐怖片,《遗传厄运》将恐怖故事建置于密闭空间之中。
影片在对传统美国恐怖片进行类型继承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叙事策略的突破,通过故事空间的嵌套与话语空间的转向,进行家庭伦理恐惧的宿命化书写;在对家庭关系和人性本身的双重审视下,突显对人类精神异化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对主流恐怖片的类型范式有所创新。
【关键词】《遗传厄运》;恐怖片;空间;家庭伦理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北美著名独立制片公司A24成功打造了多部奥斯卡颁奖季热门影片,如《佛罗里达乐园》《伯德小姐》《月光男孩》等等,俨然已成为美国独立制片圈中低成本、高品质的代名词。
2018年初,由A24公司发行的恐怖片《遗传厄运》在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展映上获得了良好的观众口碑与业内人士高度评价。
美国青年导演阿里·艾斯特通过这部处女作,向人们讲述了密闭空间中发生的家庭厄运遗传事件。
影片中家庭伦理、宿命论、宗教隐喻与女性主义的叙事杂糅突破了传统美国恐怖片的叙事类型,亲近血缘间的疏离化叠加成为家庭悲剧命运的现实主义注解,将传统的表层血腥与暴力书写转化为深层的精神恐惧,这些都使其在同类型题材影片中脱颖而出,并拥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一、对传统美国恐怖片类型的继承与突破
美国恐怖片的类型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
美国恐怖片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吸收小说、戏剧与民间故事中的鬼怪传说,分化为以《吸血鬼德古拉》等片为代表的怪物类型和以《化身博士》等片为代表的怪人类型。
前者以吸血鬼、狼人、幽灵、僵尸为主,后者以人格分裂、人性扭曲为主。
这一阶段的核心冲突是“人类”与“异类”的显性二元对立,以人类消灭异己的正态结局为多。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恐怖片的类型化取得了重大突破,国内政治动荡与冷战激化使创作者们将目光由传说中的鬼怪志异转向体现个人化风格的现实生活题材。
[1]87-91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成为“变态连环杀人狂”主题恐怖片的开端,随之涌现的《沉默的羔羊》《德州电锯杀人狂》《十二宫杀手》《电锯惊魂》系列揭示了自由主义泛滥与后现代思潮裹挟下美国社会面临的犯罪率上升、性暴力、道德沦丧、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
早期的鬼怪形象在70年代后进一步深化为人类自身的妖魔化,即“魔鬼附身”。
《驱魔人》《招魂》与《小岛惊魂》
等影片中父母、孩童等家庭亲密关系的维系者被魔鬼附身后成为暴力行为的实施者,披着被动化不可抗力外衣的“魔鬼”作恶,将家庭伦理的守望者化身摧毁温暖港湾的邪恶力量,营造出反传统道德、解构伦理秩序的心理式恐惧。
罗伯特·所罗门指出,“艺术恐怖”依赖于对“现实恐怖”的戏说和模仿。
[2]有时“艺术恐怖”并非建立在确有其事的真实客体上,但却源于对真实恐惧的思想认知,比如丧尸、哥斯拉、异形等。
虚构的艺术形象来源于现代人对超自然力量未知性、科技失控性、信仰失效性、人类自身动物性、死亡与命运无可避免性的心灵危机和经验模仿。
“艺术恐怖”与“真实恐怖”并非简单二元对立关系,尽管“艺术恐怖”有时建立在虚假前提上,但却无法割裂恐怖电影表现手法与人们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真实恐怖”的能动反映。
对两者关系复杂性更为全面的把握,与恐怖类型电影日益丰富的内涵相吻合。
《遗传厄运》在叙事结构和人物设置上对经典影片《罗斯玛丽的婴儿》《驱魔人》和《闪灵》进行了互文和戏仿。
该片延续了现代美国恐怖片的因果式五幕线性结构:发现异常或神秘事件——调查原因——发现真相——展开斗争以暂缓危机——开放式循环结局。
影片开始于祖母艾伦的葬礼,孙女查理在祖母去世后开始做出一些奇怪举动,母亲安妮也时常出现幻觉。
由于孙子皮特的疏忽,查理被一场车祸夺去生命。
安妮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又目睹了丈夫的身亡,平静的家庭生活分崩离析,遗传的厄运成为难以摆脱的黑暗宿命。
《驱魔人》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偶然发现女儿的怪异行为,请来神父对女儿进行驱魔,最终女儿恢复正常并和母亲在新的城市开启了新生活,但恶魔仍潜伏人间。
开放式的循环结局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传达出对寓言式“死亡定律”不可知性的恐慌。
《罗斯玛丽的婴儿》中罗丝玛丽的儿子成为撒旦之子的宿主,最终将家人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遗传厄运》中恶魔寻找人类宿主却不是通过随机选择,而是利用女性子宫完成恶灵孕育,使诅咒与家庭血脉紧密相连。
外婆艾伦、母亲安妮和女儿查理都成为了地狱八大王之一派蒙王的宿主,与基督教传统的女性原罪形象呼应。
影片将不洁的女性身体“斩首”以净化堕落,最终献祭了孙子皮特,隐喻了基督教中的亚伯拉罕杀子,异端仪式的献祭将信仰刻入家庭血脉。
在人物设置上,装置艺术家安妮与《闪灵》中的作家杰克同样是沉浸于自我世界的文艺工作者。
杰克由于剧本写作的困难,陷入事业和家庭的两难困境,来到与世隔绝的悬崖饭店,希望完成工作并重拾家庭情感,却最终差点亲手杀死妻子和孩子。
人格分裂的父亲被置换为母亲的角色,安妮在母亲死后难以排解抑郁,只能求助于好友而最终误入歧途;她将女儿的死亡现场和母亲的葬礼融入创作,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最终陷入非理性的疯狂。
杰克和安妮的故事同样都是发生在密闭空间的一场孤独直播,亲近之人都无法救赎的冷漠与隔离在现代社会物质高度丰富的同时剥夺和扭曲着人类的精神本能。
与大多数恐怖片的结局不同,对邪恶力量的信仰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精神安慰,科学与理性的反抗最终被超现实力量收编,恶魔不再是“类人”或“附体”而与人类本身合体,完成了从视觉恐怖到心理惊悚的过渡。
没有大量血腥暴力的视觉冲击,也没有鬼怪形象的直接呈现,模糊心理与超自然界限的描写挖掘出人类自身的危机与心灵深处的恐惧。
令人惧怕的从不是赤裸裸
的暴力,世界最大的善意和恶意都源自人类本身,问题是人类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法明辨的彼此。
二、密闭空间营造的恐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