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的实证分析

第３０卷第６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
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０　Ｎ
ｏ．６Ｄｅｃ．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１８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基于长期精算平衡的社会保险研究”（２０１５１１５０１０２０１
）作者简介：赵洁（１９８５－），女，山西介休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养老保险；杨政怡（１９８９
－），
女，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养老保险。

①　“
泛市场化”，即过度市场化。

把不该市场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放弃本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安排权，使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成本提高，一般群众难以承受公共服务的高价位，加剧了社会不均。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的实证分析
赵　洁，杨政怡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追求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运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文章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四个维度中，均衡性和公共性两个维度的评价明显低于充足性和便利性。

通过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发现，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共性、住房保障的充足性和便利性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同时还发现，居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身心健康状况、社会信任度和人际关系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主观幸福感；医疗卫生服务；教育资源；住房保障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８０－０７一、引　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经过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大等重要会议的部署，总体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基本公共服务得以大力推进，
惠及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得以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地区
群体间差异大、“泛市场化”
①等问题也不断凸显。

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解决发展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向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ＧＤＰ已不再是评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对个人主观感受的关注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２００６年，江苏省江阴市提出“幸福江阴”的构想，是国内较早提出构建幸福城市的
地区。

到目前为止，已有１００多个城市提出了构建“幸福城市”的目标。

２０１２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期“你幸福吗？”的特别节目，凸显了主流媒体对民众幸福感的关注。

那么，
以政府为主体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否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呢？基本公共服务的哪些方面影响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自政府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后，基本公共服务研究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性研究，即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制度演化、指标体系、国际经验与借鉴等；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研究主要有城乡、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评估［１－２
］，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原因分析［３］。

针对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
化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
０
８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策［４］。

目前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中，制度研究相对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全国性研究较少，区域性研究较多［５］。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自古以来，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都对幸福进行了研究，以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最多。

经济学与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基于两种不同的假设。

在现代经济学中，基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幸福”被界定为效用。

而心理学将幸福看作是一种主观福利（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 Ｂｅ ｉｎｇ）。

沿袭经济学基本假设，收入是决定效用的重要变量，同时也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变量。

然而，基于心理学直接测量主观福利的世界价值普查（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 ｖｅｙ）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

１９７４年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发现，在同一国家内，富人的快乐与幸福感高于穷人；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人的幸福水平和富人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

为什么更多的财富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幸福—收入之谜”［６］。

学者们对幸福进行研究的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运用经济学函数，结合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另一种是直接运用量表的方式进行微观调查，伊斯特林长期以来从事主观幸福感的国际比较研究［７］，认为自陈量表法是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有效方法［８］。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类：收入因素和非收入因素。

自伊斯特林提出幸福悖论后，经济学者探究收入与幸福的关系成为幸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收入因素主要包括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三类因素［９］。

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富人的主观幸福感比穷人更高，说明在一定的区域、时点上，收入水平对幸福水平有正向影响，即收入越高，幸福值越高［１０－１１］。

田国强等认为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当收入超过这个临界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社会总体的幸福度［１２］。

有关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学者们认为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绝对收入［１３］。

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影响是负向的［１４－１５］，也有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有利于增加主观幸福感［１６］。

随着收入边际幸福效用的递减，非收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有关非收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有个体人口学特征，即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子女数等［１７］。

家庭、工作、人际关系与情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其中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主观幸福感较高［１８］。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也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同时出现了更为细分的分群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讨，如老年人、大学生、护士、教师；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就业人群与失业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１９－２０］。

总体而言，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相对丰富，主要是从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支对其进行分析，也有哲学、社会学、健康学的研究。

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来看，主要是从收入与非收入两个方面来分析。

在非收入因素方面，主要是从被研究对象个体（人际关系、生活居住环境）出发，从微观方面进行测量，缺乏从国家宏观政策实施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研究，这是本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

而且主观幸福感研究中针对地区、区域的研究多，全国范围的研究少，本研究试图用全国抽样样本增加其解释力。

本研究拟探讨基本公共服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人们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俗称为“三座大山”。

现代社会人们将教育、医疗和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因此，从教育、医疗、住房三个点着手探讨基本公共服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２０１３年数据。

调查在全国共抽取了１００个县（区）和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五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在每个县（区）随机抽取４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抽取２５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１个人进行访问。

五个大城市各抽取８０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２５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１人进行调查，总样本量约为１２０００份。

本研究关注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对相关样本进行筛选，样本数为４０９２份，筛选的样本在全国各个省份分布均匀，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测量与理论模型
１．被解释变量的测量
本文中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采用单个问题来提问，即“总体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
１
８
赵　洁，杨政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福？”对幸福感的测量采用五分法，即“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

用这样一个简答的指标来测量主观幸福感是否具有信度和效度，已得到部分研究者的证实，这一指标既具有可靠性，也具有有效性［２１－２２］。

在具体分析时，将五分变量转化为四分变量进行操作，即“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分别赋值１－４，数值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２．解释变量及其操作化
（１）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

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中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与公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又是政府公共职能的底线，由政府负最终责任。

主要分为三类：基于生存权的基本养老保障、住房保障等；基于健康权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基于自我发展权的公共教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等［２３］。

依据以上分类，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操作化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三项。

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行评价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种方式。

主观评价是被访者对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感受，客观评价是考察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财政投入及其效果。

本文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测量采用主观评价，并从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四个维度进行测量。

这四个维度分别转化为二分变量，将“是”赋值１；“否”赋值２。

（２）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被访者的个体特征、经济状况、社会信任及人际关系状况。

具体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个人年收入、社会信任度与人际关系状况等。

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的具体含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型及名称变量含义与赋值均值标准差解释变量
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公共教育的充足性是＝１；否＝２１．２２５０．４１８公共教育的均衡性是＝１；否＝２１．４９３０．５００公共教育的公共性是＝１；否＝２１．１９１０．３９３公共教育的便利性是＝１；否＝２１．２１７０．４１２医疗卫生的充足性是＝１；否＝２１．２５６０．４３７医疗卫生的均衡性是＝１；否＝２１．４８００．４９９医疗卫生的公共性是＝１；否＝２１．１４７０．３５４医疗卫生的便利性是＝１；否＝２１．２１７０．４１２住房保障的充足性是＝１；否＝２１．３５８０．４７９住房保障的均衡性是＝１；否＝２１．５０９０．５住房保障的公共性是＝１；否＝２１．１２００．３２５住房保障的便利性是＝１；否＝２１．３７５０．４８４被访者个体特征、经济状况、
社会信任与人际关系
性别女＝１；男＝２１．５４３０．４９８年龄被访者的年龄，以周岁计４８．８９６１５．６７９婚姻状况有配偶＝１；无配偶＝２１．１８５０．３８８受教育年限根据受教育程度操作化为接受教育时间９．０８９４．５２９
身体健康状况很健康＝１；比较健康＝２；一般＝３；
比较不健康＝４；很不健康＝５２．２１８１．０２７
心理健康状况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
从不＝１；很少＝２；有时＝３；
经常＝４；总是＝５
２．００８０．９２
个人年收入２０１２年个人全年总收入的对数值９．６８５１．１５３
社会信任度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您怎么看
非常同意＝１；比较同意＝２；说不上同意
不同意＝３；比较不同意＝４；非常不同意＝５
２．７２２１．０３３
人际关系状况您和亲人、朋友的接触、联系情况
非常密切＝１；密切＝２；一般＝３；
不密切＝４；非常不密切＝５
２．５５１０．８４８
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不幸福＝１；说不上幸福不幸福＝２；
比较幸福＝３；非常幸福＝４２．７８００．７８７
注：受教育年限是根据受教育程度赋值而得：“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赋值０；私塾、扫描班赋值２；小学赋值６；初中赋值９；职业高中、普通高中赋值１２；中专、技校赋值１１，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赋值１５；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赋值１６，研究生及以上赋值１９。

婚姻状况中无配偶的包括未婚、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有配偶包括同居、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

２
８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３．
理论模型根据前文分析，模型将居民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犢犽。

将可能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２１个变量设置为解释变量狓１，狓２，…，狓狀，其中，狀为解释变量的个数，狀＝２１。

分析模型如下：ｌｎ犘（犢犽≤犿）犘（犢犽＞犿（）
）＝β０＋∑狀
犼＝
１β犼狓犻犼上式用于预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对居民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犿代表被解释变量的赋值（１－４分别代表“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

公式中，β０为常数项；β犼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方向和程度。

四、分析结果
（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分析
通过对基本公共服务中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的充足性、
均衡性、公共性及便利性进行频次分析发现，总体而言，三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和便利性要优于均衡性和公共性。

说明我国政府确保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公共服务资源充足且方便获得。

然而在这三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公共性方面政府有待加强。

具体来看，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访者认为公共教育资源充足并且便于获得；只有一半被访者认为公共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是均衡的，
说明公共教育资源的均衡性有待提高，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分布不均较为明显。

约六成被访者认为公共教育资源具有公共性，仍有四成被访者认为公共教育资源过于重视盈利。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教育资源相似，有四分之三被访者认为该项公共服务资源充足且便于获得，
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均衡性和公共性的被访者分别占５２．０％
和５２．５％。

被访者对住房保障公共服务四个维度的评价均低于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凸显了住房保障公共服务急需改进，在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便利性四项指标上，给予肯定评价的被访者分别占６４．２％、４９．０％、５０．４％和６２．５％。

（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分析
表３显示，感到生活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被访者占７２．７％。

其中，觉得生活比较幸福的被访者所占比例最大，为５８．５％，可以推测绝大部分居民具有较高的幸福感。

１８．５％的被访者主观幸福感较为模糊，说不上自己幸福不幸福。

觉得生活不幸福的占８．８％，
仅占一成。

表２　基本公共服务（
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供给状况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否频率
百分比频率百分比公共教育
充足性
３１７２７７．５９２０２２．５均衡性２０７５５０．７２０１７４９．３公共性２１４３５９．０１６７９４１．０便利性３２０４７８．３８８８２１．７医疗卫生
充足性
３０４４７４．４１０４８２５．６均衡性２１２９５２．０１９６３４８．０公共性２１５０５２．５１９４２４７．５便利性３２０５７８．３８８７２１．７住房保障
充足性
２６２７６４．２１４６５３５．８均衡性２００７４９．０２０８５５１．０公共性２０６１
５０．４
２０３１
４９．６
便利性
２５５６６２．５１５３６３７．５
注：
问题设置为：“您觉得目前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教育、
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服务资源是否充足？”“在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分配是否均衡？”“过于重视盈利而忽略其公共性的情况严不严重？”“是否方便？”
表３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状况
主观幸福感频率
百分比不幸福３５１８．８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７６３１８．５比较幸福２４１２５８．９非常幸福
５６６
１３．８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有序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建立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并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其结果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４。

由于预测模型中因变量被访者的主观幸福感为从“不幸福”（１）到“非常幸福”（４）的升序排列，因而回归系数越大，表明被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回归系数越小，则表明被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越低。

表４中的模型Ｉ和模型ＩＩ分别列出没有控制被访者个人特征、收入状况、社会信任和人际关系前和控制这些变量后，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估计值。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Ｆｉｎａｌ）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伪判定系数犚２
在增加了
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明显变大，表明模型ＩＩ的解释力优于模型Ｉ。

综合来看，两个模型的统计估计值基本稳定，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３
８赵　洁，杨政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表４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模型Ｉ模型ＩＩ
估计标准误估计标准误
公共教育
充足性（参照项：不充足）０．０５３０．０８９０．０７７０．０９１均衡性（参照项：不均衡）－０．０５９０．０７６－０．００７０．０７８公共性（参照项：盈利性）０．１０１０．０７１０．１３１ ０．０７４便利性（参照项：不便利）０．０６５０．０８４－０．０１５０．０８６医疗卫生
充足性（参照项：不充足）－０．０１００．０８７－０．０８７０．０９０均衡性（参照项：不均衡）０．０２４０．０７９－０．０２３０．０８１公共性（参照项：盈利性）－０．０１７０．０７２０．０１５０．０７４便利性（参照项：不便利）０．２０４ ０．０８４０．０３８０．０８７住房保障
充足性（参照项：不充足）０．２４６ ０．０７９０．２１８ ０．０８１均衡性（参照项：不均衡）－０．０１２０．０７９－０．０４７０．０８１公共性（参照项：盈利性）－０．０６９０．０７２－０．０６１０．０７４便利性（参照项：不便利）０．２１１ ０．０７６０．１９０ ０．０７８性别（参照项：男）
女０．２５７ ０．０６５年龄－０．０６１ ０．０７４年龄的平方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婚姻状况（参照项：无配偶）
有配偶０．６２６ ０．０８８受教育年限－０．０１２０．００９个人年收入（对数）０．１８２ ０．０３４身体健康状况（参照项：很不健康）
很健康０．７７８ ０．２４７比较健康０．３８１０．２４１一般０．１８３０．２４２比较不健康０．００５０．２４１心理健康状况（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参照项：总是）
从不１．０６７ ０．３５０很少０．５７００．１０１有时０．３１１０．３４９经常－０．３３８０．３５７社会信任（是否同意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参照项：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１．３７６ ０．２０４比较同意０．５００ ０．１４８说不上同意不同意－０．０１４０．１６３比较不同意－０．１６８０．１５４人际关系（和亲人、朋友的接触、联系情况）（参照项：非常不密切）
非常密切１．３１４ ０．３１４密切０．７３５ ０．２９６一般０．０５６０．２９５不密切－０．０１２０．３０３阈值１－１．８６１ ０．０９８０．５０１０．６２０阈值２－０．４６６ ０．０８９２．０５９ ０．６２１阈值３２．３７８ ０．０９８５．３５１ ０．６２６－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ｆｉｎａｌ）４２９２．９０３ ８２２４．６８３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０．０１６０．２１１
注： ， ，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模型Ｉ显示，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住房保障公共服务的充足性与便利性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其中，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便利可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２３％（犲０．２０４＝１．２３）。

说明政府为居民提供了方便的医疗卫生服务。

例如社区医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显著地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充足和便利的住房保障公共服务分别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２８％（犲０．２４６＝１．２８）和２３％（犲０．２１１＝１．２３）。

住房保障与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权息息相关，“居者有其屋”是每个人的愿望。

政府对住房保障进行宏观调控，保障住房的充足性和便利性是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保证。

模型ＩＩ与模型Ｉ相比，住房保障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和便利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模型ＩＩ加入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这两个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显著，医疗卫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受到居民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与模型Ｉ不同的是，模型ＩＩ中教育的公共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评价教
４
８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育具有公共性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评价教育缺乏公共性的居民的１．１４倍（犲０．１３１＝１．１４）。

总体来看，政府提高医疗服务的便利性，提供充足和便利的住房保障服务，发展公共性教育，避免过分重视教育的盈利性对于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大帮助。

从控制变量来看，被访者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个人收入及人际关系和社会信任度均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以往的研究中，性别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２４］，本研究显示，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是男性的１．２９倍（犲０．２５７＝１．２９）。

结合年龄和年龄的平方来看，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Ｕ”型关系，在拐点（３０．５岁）之前，主观幸福感随年龄增加而降低，越过拐点后则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的被访者主观幸福感是无配偶被访者的１．８７倍（犲０．６２６＝１．８７）。

从健康状况来看，身体非常健康的被访者主观幸福感是身体非常不健康被访者的２．１８倍（犲０．７７８＝２．１８），心理健康状况很好的被访者主观幸福感是心情总是沮丧与焦虑的被访者的２．９１倍（犲１．０６７＝２．９１），表明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都很重要。

被访者的个人收入与其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被访者收入每增加１％，其主观幸福感相应增加２０．０％（犲０．１８２＝１．２０）。

从社会信任度来看，非常信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被访者的主观幸福感比非常不信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被访者高２９６％（犲１．３７６＝３．９６），说明社会信任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人际关系来看，与亲人、朋友联系非常密切的被访者的主观幸福感是与亲人、朋友联系非常不密切被访者的３．７２倍（犲１．３１４＝３．７２），说明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五、讨论与对策
本文运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讨论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中教育的公共性、住房保障的充足性和便利性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从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来看，三者的均衡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根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３的抽样主要按照不同省份配比抽样，在一个省份内部公共基本服务的差异不大，分布相对均匀，因此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的均衡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大。

因而国家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时，应更加注重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并最终推动人类的终极幸福。

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公共教育方面，急需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公共性。

继续完善九年义务教育，同时注重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

调查显示，３１．７％的被访者认为目前公共教育服务中九年义务教育是最需要加强发展的。

政府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教师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在财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有利于提高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

第二，在医疗卫生服务上，最需要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便利性。

加强发展儿童、孕产妇、老年人保健和卫生监督协管。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严惩违反药品管理法的行为。

政府应加强对老幼孕等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他们获得应有的医疗资源，并且更加注重弱势群体的医疗保健。

加强卫生监督协管主要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助卫生监督机构做好基层卫生监督工作，更好地为需要的人群提供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第三，住房保障是关系民生的重要问题，政府应提高其充足性和便利性。

其中有一半被访者认为目前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服务中最需要加强发展的是房价调控，说明房价对多数居民造成一定的压力，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农村危房改建和廉租房服务是民众关注的另外两个重要内容，政府应监督推进农村危房改建，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加大对廉租房的投入，并严格审核申请廉租房居民的资格，逐步实现廉租房与公共租赁并轨，完善公共租赁制度。

参考文献
［１］　李振海，任宗哲．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０（１）：５－９．
［２］　陈振明，李德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有效供给———基于福建省的思考［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１
（１）：４７－５２．
［３］　宋文昌．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实证分析［Ｊ］．财政研究，２００９（３）：５７－６０．
［４］　胡均民，艾洪山．匹配“事权”与“财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路径［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９（１１）：５９
－６３．
５
８
赵　洁，杨政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